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2)

　　（四）拋棄只發展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的模式，確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格局。

　　實行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就要打破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多年來，在所有制問題上「左」的東西影響很大很深，好像社會主義就是「一大二公」，越公越好。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這成為固定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吃盡了苦頭。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率先打破了這種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他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7頁）和「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2頁）。這就是說，衡量的標準，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切抽象的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式的爭論，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面前，都是極其乏力和毫無意義的。我們曾經有過姓「資」姓「社」的爭論，歷史已經證明，這種爭論對於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毫無益處。不搞爭論，是小平同志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現在看，這是鄧小平同志的大智大謀。理論上一時說不清楚的就不要去爭論，關鍵是大膽實踐。有的人慣於揮舞「主義」的帽子，動不動就給人扣上資本主義、私有化等大帽子，讓人們什麼都不敢說，什麼都不敢做。這些人就是沒想過：經濟不發展，貧窮、餓飯該是什麼主義？亡黨亡國該是什麼主義呢？建國以來，經濟的意識形態化使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我國現今的私營企業是在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營企業。據有關部門調查，這種私營企業的創業者大多是工人、農民和其他普通勞動者，企業創業的原始資金大部分是勞動所得，企業所獲得的利潤大部分用於擴大再生產。「人有恆產，則有恆心」。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在法律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還要看到，這些私營企業，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等民營經濟，都是在不享受任何優惠、甚至受歧視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天生的市場經濟。民營經濟可以更好地激發人民的創新精神，如浙江省就是從一個人多、地少、資源少、國家投入少的小省，改革開放以來一躍而成為經濟大省、強省，經濟總量排在全國第四。有人總結，浙江人民之所以能夠創造奇蹟，重要原因就是民營經濟具有「五千」精神：千辛萬苦去創業，千方百計來經營，千家萬戶搞生產，千山萬水找市場，千頭萬緒抓根本。二十多年的實踐使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搞市場經濟就是要承認：追求富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是人們的正當要求和慾望，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應當放手讓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和優勢來創造財富、配置資源，而不是靠政府恩賜。所以，如果你搞市場經濟，就必須也必然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沒有多種所有制的經濟，就不會有相互補充和競爭，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單靠國有企業是不行的，必須動員群眾辦經濟，要讓耕者有其田，勞者有其股，吸納更多的民間資本投入到各項生產建設事業上來。在搞好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國有經濟的同時，要大力引進外資，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要放手發展民營經濟。除了少數的尖端科技企業、軍工企業以及決定國家經濟命脈的一些行業由國家掏錢來辦，大部分行業要以民營經濟為主。民營經濟將在中國經濟的總量中佔有越來越大的份額，這是必然趨勢。現在非國有經濟在全國經濟總量中已經佔到了一半，在沿海地區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從各地的情況看，誰的民營經濟成份高，誰的經濟形勢就好，「父母官」也就好當。誰在這方面覺悟早、決心大、動作快，誰就能使經濟迅速發展。

　　（五）拋棄重人治輕法治的錯誤傾向，確立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

　　中國有幾年封建社會的歷史，實行的是人治，皇帝是天下至尊，一言九鼎。這種封建主義的人治，影響深遠。加之建國後在相當長時間內忽視了民主法制建設，人治的東西抬頭，一個領導人一句話，往往就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我們過去走了許多彎路，包括經濟上搞「大躍進」，政治上搞「文革」，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沒有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總結了幾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68頁）「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46頁）1980年8月，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中，深刻分析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幹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強調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好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踐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極其深刻。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33頁）1986年，小平同志進一步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在整個改革中的重要性，指出「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76頁）黨的十四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有一個較大的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則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並在1999年舉行的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將國家實施這一方略寫進憲法。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昭示著我們國家在黨的領導下，正在走向法治。我們說的法治不應該是「治民」，而應該是「民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治理國家。在我們國家，人民是通過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的。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依法治國中的作用。當前，人大工作肩負著繁重的任務：一要重點抓好立法工作，在立法中要體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服務於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要注重提高立法質量。二要認真搞好監督工作，特別要大力加強對法律實施的檢查監督，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總結地方人大開展代表評議、述職評議、司法監督、重大事項審議等行之有效的監督方式的經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些監督方式。無數的事實證明，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的腐敗。各級人大的監督必須在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問題上多下功夫。三要搞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這是實行依法治國的基礎工程，百年大計。實行依法治國，不光是人大的任務，而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觀念和法律意識，特別要從觀念上解決當前仍然存在的重人治、輕法治，重政策、輕法律的傾向，正確處理權力與法律、政策與法律、經濟建設與法制建設的關係，真正讓法治思想深入人心。由人治向法治過渡，是人民的追求，是歷史的發展規律，也是我國走向繁榮昌盛，以強國的姿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我們充分肯定改革開放23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巨大進步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了解，在我們工作中，在前進的道路上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有的問題還很尖銳。比如農業和農村的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和下崗職工的問題，金融風險的問題，以及加入WTO以後帶來的許多新的挑戰，等等。

　　我們堅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發奮圖強，埋頭苦幹，就一定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重重困難，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成績。（原載2002年《黨史研究》第4期、2002年《中華兒女》第182期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