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劉少奇新中國經濟建設思路比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劉少奇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領導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同時從理論上、實踐上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方法進行了深入探索，共同或分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比較他們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思路，深切感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來之不易，並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關於經濟建設要從國情出發

毛澤東、劉少奇都很重視研究國情，努力尋求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他們的共同特點。中國的國情，主要是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比例大，經濟基礎落後，發展不平衡。毛澤東、劉少奇都富有長期社會實踐的經歷和經驗，因而對國情特點的觀察十分透徹。毛澤東對舊中國的落後面貌有一個簡明的概括：「一窮二白」，即經濟上窮，文化上白。劉少奇也一再指出中國「是一個小生產占極大優勢的國家，還是一個農業國」①，「是一個產業落後，發展又不平衡的大國。」②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毛澤東、劉少奇都強調經濟建設要從中國國情出發。

從毛澤東、劉少奇的許多論述中可以看出，所謂經濟建設從國情出發，具有兩重含義。

一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毛澤東還多次預測過中國建成發達國家的時間。1954年他提出15年左右打基礎，50年左右實現，後來又提出要100多年。

二是要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不能照搬外國。從50年代中期起，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總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效法蘇聯模式的經驗教訓，深感經濟建設從本國國情出發的重要性，明確提出必須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是這一認識付諸實踐並取得初步成果的標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過的一句話，可以看作當時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共識，「我們應該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③在經濟建設要從國情出發的問題上，我們國家也有教訓。例如「大躍進」時期，就犯了基本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錯誤。這是嚴重脫離國情的。毛病出在哪裡？難道忘掉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了嗎？不是的。正因為看到中國經濟落後，就想早點甩掉貧窮帽子，趕上發達國家，於是提出所謂「超英趕美」等口號，忽視了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結果是欲速則不達。這是對國情認識上的一種片面性。對此，毛澤東、劉少奇都有責任。

（二）關於經濟建設的目標

把中國建成一個先進的現代化的強國，這是毛澤東、劉少奇等共同為我國經濟建設確定的宏偉目標。

最初的提法是實現工業化。毛澤東在建國前就提出中國要工業化。建國後，劉少奇在1950年寫的一份研究經濟的論文中，在闡述黨和政府的基本任務時寫道：「這就是使中國逐步地走向工業化和電氣化。只有工業化和電氣化，才能建立中國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國防力量。」④1952年後在全國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成為全民的口號，寫進了憲法和黨章。毛澤東1954年6月在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⑤。在宣傳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現代化」的提法。周恩來1954年9月在向一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⑥。但這裡還沒有把這幾個現代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到：「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⑦。劉少奇1957年11月在慶祝十月革命的群眾大會上宣布：「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⑧這就把「三個現代化」提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高度。1958年5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又重申了「三個現代化」的目標。1959年底，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0年5月，劉少奇在全國機械工業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現場會議上也說：「更快地實現我國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的現代化」。這樣，劉少奇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中，在講到國家發展的目標時，正式把三個現代化增加為四個現代化：「我們一定能夠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⑨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雖然四個現代的順序有所變化，如把工業放在農業的後面，把國防調到科學的前面，但這四個方面的內容一直沒有變。例如周恩來在1964年三屆人大、1975年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口號，提法是：「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毛澤東、劉少奇等提出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目標，曾經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但這個提法也有不全面的地方，主要是缺乏民主和文化方面的內容。劉少奇建國初期曾將民主化和工業化並提，說：「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⑩但由於多種原因，民主的內容逐漸不再強調，四個現代化中的「科學文化」也改為「科學技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民主建設和文化建設重又得到重視。因此，在關於新時期奮鬥目標的提法中，增加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內容。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通過的黨章和同期全國人大制定的憲法中，都規定：「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屆人大修訂的黨章、憲法中，又進一步簡化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顯然，這一提法，比過去工業化或四個現代化的提法更為全面而且簡明了。

（三）關於經濟建設的步驟

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研究提出了「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大體步驟」，後來又在題為《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的提綱中再次闡述了他對「經濟建設步驟」的思路。他認為：第一步應以發展農業、輕工業為重心，其次是建立和發展重工業，然後利用重工業來武裝和發展輕工業、農業（11）。

毛澤東的主張與此不同。他認為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後即應優先發展重工業，在此前提下安排好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執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一五計劃」期間，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中重工業佔88.8％，輕工業佔11.2％，對農業的投入更少。這在當時重工業設施嚴重滯後的情況下是正確的，實踐的結果也是成功的。1957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業增長220％，輕工業增長83％，農副業增長24.7％。

但這一方針在「一五計劃」以後沒有隨著時間、條件的變化及時調整，帶來了惡果。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實際上仍舊按照重、輕、農的順序安排經濟建設，在工農業關係上重工輕農，在輕重工業關係上重重輕輕。1958年重工業產值比上年猛增78.8％，比「一五」時期重工業平均增長25.4％的速度還要快兩倍多。在重工業中又片面突出鋼鐵工業，強調「以鋼為綱」、「讓鋼鐵元帥升帳」。結果把農業、輕工業擠到了一邊，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一些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大幅度下降，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後來，毛澤東察覺了這裡的失誤並著手糾正。1959年7月，他在廬山會議前期明確提出要以農、輕、重為序，1960年又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應該說，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比較符合劉少奇原先的思想。因此，劉少奇60年代在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堅決地推行了壓縮重工業，加強農業、輕工業的一系列措施。他指出：現在不是工業戰線踏步和前進多少的問題，而是要後退，要退夠，「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12）

由此可見，在關於經濟建設步驟的問題上，毛澤東、劉少奇的思路一開始並不一致。在經歷了曲折的實踐之後，他們的主張又趨於一致，統一到「農、輕、重」的方針上。多年來，我國在處理農、輕、重關係上有過不少教訓。一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不能說就已經很好解決了。近年來，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擴大、農民負擔過重、收購農產品打白條等現象的出現，實際上是忽視農業的傾向在新形勢下的暴露。因此，毛澤東、劉少奇經過長期探索得出的以農、輕、重為序安排經濟建設的結論，值得我們認真記取。

（四）關於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

劉少奇歷來主張應該把經濟建設作為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的中心任務，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放在首位。建國前夕他就斬釘截鐵地強調：「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經濟建設的任務就不變。二十年甚至於三十年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13）建國後，他一再重申：「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設均配合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4）「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15）在中共八大上，他提出：「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生產力的順利發展」（16）。

對以後發生的一些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批判運動，劉少奇的態度是不積極的，相反，只要有機會，他就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做法有所抵制。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發動批判彭德懷和「反右傾」的鬥爭後，劉少奇曾主張只把「反右傾」的決議發到省一級，另搞一個繼續糾正經濟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決議，但後來沒能在中央提出。在全國開展反右派、「反右傾」鬥爭的背景下，他仍認為階級鬥爭不是主要的，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的矛盾，中間夾雜著階級矛盾（17）。

60年代，劉少奇和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一起集中精力抓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很快取得成效。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劉少奇雖然受到批評，但仍果敢地建議：會議精神的傳達應該有個範圍，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麼都聯繫到階級鬥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這一建議為毛澤東和全會所接受。

關於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毛澤東的主張有一個變化過程。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各項工作應圍繞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他是在闡述城市工作時講的，還沒有把它作為全國性的方針。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他在實際工作中是支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毛澤東當時是同意的。1957年3月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還相應地提出「向自然界開戰」。後來由於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毛澤東改變了看法。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了八大決議，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8）此後，雖然毛澤東在1958年又提出「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和「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看法始終堅持未變，這就實際上把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推到次要地位。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進一步提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就使經濟建設降為「綱」下面的「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一些主張被批判為「唯生產力論」，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就更等而下之了。

總起來說，毛澤東在建國後頭幾年和1958年後的一段時間裡是比較重視經濟建設的，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的程度同劉少奇相比也稍為遜色，但基本上是支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在其餘的大部分時間裡，毛澤東並沒有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1958年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搞了八九年了，實際上我們這些人沒有抓工業，重點不放在這裡，放在革命上了，搞什麼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公私合營、合作化，這都是屬於革命範疇，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現在我們要轉過方向。人有兩隻手，一手抓農業、一手抓工業。我是個共產黨的第一書記，我就這樣。我沒有抓工業，所以在北戴河作了自我批評，從現在起要真抓工業。」（19）這表明毛澤東真心希望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但這一願望實際並未兌現。這確實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中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對過去黨在這個問題上經驗教訓的根本性總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一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五）關於經濟建設中幾個方面的關係

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主要闡述了經濟建設中的五個重大關係：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篇傑作的誕生，是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和共同探索的成果，同時也是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

《論十大關係》是在聽取中央30多個部門工作彙報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這次以彙報座談為主要形式的調查研究活動，是劉少奇首先進行的。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省市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布置中共八大的準備工作。他在講話的最後宣布：「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報告，我準備在最近找各部門的同志個別談話，請各部同志預作準備。」從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劉少奇先後召集中央工交、財貿、農業、文教衛生系統32個部、委、局的負責人彙報，就這些部門的基本情況和工作方針進行座談討論。劉少奇在座談中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其中已經提出或涉及經濟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如沿海和內地的關係，手工業、輕工業和機器工業的關係，發展民族工業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的關係，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關係，積累和消費的關係等等。劉少奇在座談中提出：在發展內地工業的同時要注意發揮沿海工業的潛力；不要因為搞機器工業而把手工業打倒，應該把輕工業的製造技術和手工業結合起來；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術，但不要拋棄本國的傳統，對外國應該有所學有所不學等等。

1956年1月，毛澤東從外地回京，偶然聽說劉少奇正在組織中央各部門彙報座談，認為很好，決定也這樣做。於是，從1956年2月14日到4月下旬，毛澤東先後聽取了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劉少奇也多次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彙報會。這30多個部門向毛澤東、劉少奇彙報的內容大致相同，除各部門主管範圍內的業務外，均反映了經濟建設中若干帶全局性的關係。

34個部門彙報結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針對彙報中提出的問題開了幾次會議，討論歸納出十個問題，即十大關係。4月25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集中概括了大家的意見，第一次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之後，政治局擴大會議連續討論了3天。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第二次講《論十大關係》，吸收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提出的意見，使這篇講話的內容更加充實，理論性也更強了。

《論十大關係》中闡述的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幾個方面關係的方針，由於1958年「大躍進」的影響而未能得到真正貫徹。到了60年代，劉少奇、周恩來等在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重又按照《論十大關係》的精神指導工作，取得明顯成效。1962年1月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中，就用新的語言闡發了處理經濟工作中各種關係的原則。1965年12月，為了在即將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中繼續執行《論十大關係》的方針，劉少奇提議將這篇講話印發給幹部學習。他致信毛澤東說：「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覺得對於一些基本問題說得很好，對現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建議將此件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級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表示同意。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論十大關係》中闡述的思想原則，特別是關於經濟建設中幾個方面關係的處理原則，是由劉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澤東發揮和完成的。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思路是一致的。當然，《論十大關係》還吸收了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這篇講話對今天的經濟建設仍有指導作用。

（六）關於計劃與市場

長期以來，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形式上仿照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中國也不例外。毛澤東、劉少奇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但在實行計劃經濟這一點上，他們都沒有突破。毛澤東有一個論斷：「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20）劉少奇也說：「社會主義經濟，要有統一的國家計劃。」（21）這些論點，大體反映了他們對社會主義經濟及其形式的基本看法。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認識就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毛澤東、劉少奇都對計劃經濟體制暴露出來的弊端有所察覺和分析，並且提出和採取了許多革故鼎新的措施，努力探索改革的新路。

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就對計劃經濟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了嚴肅批評。1958年，他在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針對「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批道：「我們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學會熟練地應用了這個客觀法則？我們的計劃是否完全反映了這個客觀法則？」表達了他對計劃體制的疑慮。他還針對書中所說社會主義商品「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批道：「限於個人消費品嗎？不，在我國，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工具也是商品。是否會導致資本主義呢？不。」（22）當時有人提出取消商品交換，實行統一調撥，把人民公社的經濟辦成自給自足的經濟。這實際上是一種否定和取消市場的觀點。毛澤東對此作了尖銳批評。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修改文件時指出：「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價值、價格和貨幣仍然將起它們的積極作用。」（23）他還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和「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等著名觀點，實際上已經在探討計劃和市場互相補充、結合的可能性。以後，毛澤東又多次試圖進行旨在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經濟體制調整，但由於總體上「左」的思想的發展，這些嘗試都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自由市場等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統統割掉，致使市場調節極度萎縮，其惡果是眾所周知的。

同毛澤東的探索相比，劉少奇走得更遠。1955年底劉少奇在聽取中央30多個部門彙報時，就提出走向市場的問題。他舉例說：捷克斯洛伐克的皮鞋有幾百種樣子，我們就統統買來看看，搞出各種式樣的產品來；服裝設計也要搞，不要以為搞時裝就是資本主義；要專有一些人研究消費者的需要，想出許多新產品新花樣。1957年4月劉少奇在一次南巡中，一路大講計劃和市場，提倡開發自由市場。4月7日他在廣東說：「自由市場開放，可以使經濟生活組織得更好一些，計劃經濟更完善。」「社會主義搞計劃只能搞個大的項目，凡我們計劃不到的，自由市場就可以鑽空子。」（24）4月27日他在上海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是有計劃性，但是計劃性把多樣性、靈活性搞掉了；計劃只能計劃那麼多樣，而實際上社會經濟生活是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結果搞得簡單了、呆板了。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應該即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靈活性（25）。怎麼樣才能使經濟具有多樣性、靈活性呢？劉少奇認為，就是要利用自由市場，「不止商業上有自由市場，還有地下工廠，另外，農業上還有家庭副業、自留地。我們要允許一部分資本主義商業、工業、地下工廠，讓他鑽空子。」（26）他還說：有些東西我們沒有規定價格，是自由市場的價值法則指揮著生產，指揮著農民進城；我們用計劃不能指揮生產的東西，就讓價值法則來指揮。1959年11月劉少奇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議論這方面的問題。他明確表示：武漢、鄭州會議時，有些同志認為商品將要很快地消滅，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只要不取消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就不能取消。

劉少奇還較早地提出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他親自抓生產資料流通的改革工作，派工作組到石家莊等地調查，指導國家物資管理部門在北京、無錫、株洲、徐州等地進行改革試點，按照市場的運行規律管理生產資料。從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他先後八次召集國家物資管理部門研究這個問題，提出：物資部門實際上是管理生產資料的商業部，它的重要任務就是組織和完善生產資料市場，「物資工作就是個市場，是生產資料的市場。」在此期間，劉少奇還提議林業部門通過調整價格來刺激木材合理生產；要求勞動部門少用固定工，多用臨時工、合同工；組織企業試辦托拉斯以推動走向市場等。這些舉措的實質，就是探索用市場機制來改革舊體制。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這些改革試驗中途夭折了。

歷史進入了90年代。現在我國的經濟建設規模和改革局面，同毛澤東、劉少奇在世時相比，無論廣度還是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但歷史不能割斷。如果沒有毛澤東、劉少奇等老一輩領導人50年代以後取得的建設成就和積累的經驗教訓，就不可能有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們今天在經濟建設上實行的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方針政策，不正是他們幾十年間辛勤探索的繼續和發展嗎！

注釋

①《劉少奇論合作杜經濟》，第3頁。

②《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26頁。

③④⑨⑩（12）（15）（16）（21）《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23頁，第3頁，第416頁，第60頁，第341頁，第60頁，第253頁，第362頁。

⑤⑦《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11—712頁，第795頁。

⑥《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32頁。

⑧劉少奇1957年11月6日在北京各界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1）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頁。

（13）劉少奇1949年8月28日在東北局幹部會上的講話。

（14）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1951年7月5日。

（17）劉少奇1959年11月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發言。

（18）《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5頁。

（19）轉引自《黨的文獻》1991年第6期，第16頁。

（20）毛澤東：《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1957年6月14日。

（22）毛澤東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批註。

（23）毛澤東1958年11月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的修改。

（24）劉少奇1957年4月7日在聽取廣東省委彙報時的講話。

（25）劉少奇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26）劉少奇1957年5月7日關於高級黨校學員整風問題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