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 | 他在稱帝之初都有哪些戰略部署

皇太極稱帝初的戰略

深入腹地

　　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清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稱帝伊始，便為大清國的擴展作出了兩大抉擇，一是進軍京畿，二是親征朝鮮。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極已出師征明。御翔鳳閣，召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成親王岳託及出征主帥英郡王阿濟格和文武大臣，曉諭用兵事宜，要求諸將公議而行，城池能克則取，不能取則不取，所掠人畜，不許爭搶，平均分取，師行宜速勿緩，「彼處漢人，若出城野戰，破之甚易」。即此戰主要為掠取人畜財物，殘破明地，不在於攻克堅城。阿濟格等遵命，於五月三十日出發。皇太極又派多爾袞、多鐸等率軍進兵山海關，以牽制關寧明軍，協助英王入邊。

　　六月二十七日，阿濟格統率八萬大軍，分三路先後進入獨石口，七月五日會師於京畿延慶州，連敗明軍七次，俘獲人畜一萬五千餘。明崇禎帝急令京城戒嚴，重兵防守紫荊關等處，力圖阻止清軍從山西而來由西山進京。阿濟格卻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經延慶入居庸關，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隨即連續進攻或攻克主坻、定興、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鄞縣（通縣）、遂安、雄縣、安州、定州、香河、順義。最後，趨京城北，至懷柔、大安，分屯密雲、平谷，遍蹂畿內，九月初一出冷口而還。清軍將士獲勝歡欣，「俱艷飾乘騎，奏樂凱歸」，還砍塞上柏樹大書：「各官免送」，扔於道上，嘲弄明將吏膽怯畏戰。

　　明軍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身負重任，擁兵十餘萬，卻畏敵如虎，不敢迎戰，屢遭言官彈劾，日服大黃葯求死，致上行下效，將多閉城不出，或待清軍歸時，尾隨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擊。

　　九月二十八日，阿濟格統軍返抵瀋陽，皇太極出地載門十里外親迎。阿濟格率眾將跪捧獻捷表文。大學士范文程跪讀表文：「攻克明國邊城，長驅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縱兵馳突，凡克城十二，摧敵陣五十八，俘獲人畜十八萬，生擒總兵巢丕昌等。我國出征將士，全軍奏凱而歸。」皇太極大喜，設宴賞賜將士。

　　過了兩年，皇太極於崇德三年八月，又發動第四次征明戰爭，目的仍是掠奪人育財物，摧殘明國實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統左翼軍，貝勒岳託為揚武大將軍，統右翼軍，貝勒杜度等相副，兩路征明。他領兵渡大凌河，牽制山海關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託率右翼軍先行，九月二十二日從密雲北邊牆子嶺，毀壞長城，破邊牆入邊，斬殺明薊遼總督吳阿衡。多爾袞統軍於九月初四離瀋陽，二十八日於青山關毀邊牆而入，兩軍在京郊通州會師，然後繞過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進，一路順太行山，一路沿運河，六路在太行山與黃河之間並進。

　　明崇禎帝大驚，京師戒嚴，詔天下勤王，以宣大總督盧象昇督天下勤王兵。盧象昇進士出身，膽略過人，善騎射，嫻將略，能治軍，屢與農民軍交鋒，因功從大名知府連續擢升，崇禎九年（金天聰八年）任至宣大山西總督。此時奉詔督師，三受尚方劍，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盧用兵，事尚可為，然而盧主戰，兵部尚書楊嗣昌、總監軍太監高起潛順帝意主和，楊、高兩人多方阻撓，使盧之用兵計議無法實現。楊、高並說動皇上，將援兵一分為二，盧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朴、虎大威之二萬兵，關、寧諸路大軍數萬皆歸高起潛。楊嗣昌進大學士陳新甲為兵部尚書，命大學士劉字亮督師，又將盧之兵分與陳，盧只剩下殘兵五千，保定巡撫張其平還拒不發餉。

　　盧象昇見危不驚，提飢疲殘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職之大名、廣平、順德三府父老聞悉，齊叩軍門請盧轉駐廣、順待機克敵，說：「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棲遲絕野，一飽無時」，「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只臂無援，立而就死者」。盧象具感動流淚，泣告父老說，深感父老恩義，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敵西沖，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儘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十二月十一日，盧領兵至蒿水橋，被清軍數萬包圍，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潛擁兵數萬，拒不應援。「象昇督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陣亡。其仆懼清兵殘破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而死，全軍盡沒。高起潛率部逃走時，入伏大敗，從此明軍不敢接戰，只是遠遠尾隨而行。

　　清軍勢如破竹，轉掠二千里，歷時五月，於崇德四年三月出關。此役攻克號稱中原一大都會的濟南城，先後敗敵五十七陣，攻陷直隸山東順義、文安、慶雲、博野、慶都、高唐、歷城、泰安等七十餘城，俘獲人畜四十六萬及黃金白銀九十八萬餘兩，擊殺兩名總督及守備以上官員一百餘人，生擒明親王朱由樞及郡王、監軍太監等人。明僅濟南省城，死屍即達十三萬具，全城財物焚掠一空。自京郊慶都、新樂、真定、欒城、柏鄉、內丘，至順德，行程千里，「一望荊棒，四郊瓦礫」，整個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區的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

　　此時，清軍右翼兵主帥揚武大將軍、鑲紅旗旗主岳託貝勒及其弟輔國公瑪瞻病歿于軍中。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極統率大軍親征朝鮮，勢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鮮都城漢城，逼迫國王李倧接受投降稱臣條約，規定：斷絕與明朝一切關係，奉大清正朔，每年進貢一次，貢納金銀、水牛角、豹皮、鹿皮、茶葉、紙、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節及喜喪等事，均行貢獻禮，往來禮儀，均照明朝舊例實行。李倧之長子及另一子和諸大臣子弟作為人質，常駐瀋陽，懲辦主戰大臣。從此，清朝從根本上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且從朝鮮獲得了大量人員物資，進一步增強了國力。

松錦決戰

　　崇德五年（1640）起，皇太極又發動了松錦之役，以消滅明朝主力。錦州，是明國遼西軍事重鎮，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衛星一樣護衛錦州。另一重鎮寧遠在錦州西一百二十里，為錦州後盾，寧遠、錦州不下，山海關斷難攻克。史家對此形勢評論說：清軍屢次入塞，而不能得獲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

　　此時錦州守將是明國第一勇將掛征遼前鋒將軍印的總兵官祖大壽，他據城固守，城堅炮利，清軍屢攻不克。

　　皇太極根據歷次攻錦的經驗，決定採取長期圍攻的方針，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擇統軍往圍，三月一換。經過一年的圍困，守錦州外城的蒙古貝勒諾木齊等密約降清，濟爾哈朗率軍攻取了外城。蒙古將士、家屬六千二百餘人投降。

　　明崇禎帝朱由檢大驚，立催薊遼總督洪承疇督兵來援。洪承疇，進士出身，因鎮壓農民軍有功，從督糧參政一躍而為陝西三邊總督，兵部尚書，兼督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湖廣軍務，隨改薊遼總督，率東協總兵曹變蛟、遼東總兵王廷臣、薊州總兵自廣恩、山海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朴、密雲總兵唐通，統兵十三萬，於八月初抵達松山，與錦州守軍相呼應，充分發揮大炮的長處，「於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炮」，清軍「存身無地」，勢甚危急，立即向清帝報告。

　　皇太極聞悉圍錦清軍「屢戰敗覷，勢將敗北」，決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錦州」，於十九日抵達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環松山城紮營，步兵立大營七座，駐紮於乳峰山與松山之間，營寨林立，旌旗翻飛，戰馬嘶鳴，陣容嚴整，圍錦之清軍見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氣勢，無不「大駭」。

　　皇太極登山崗觀看明軍陣式，「見洪陣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見明軍是「大眾集前，後隊頗疏」，便想出了破敵之法，對諸將說：「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他根據明軍首尾不相顧的弱點，定下掘壕圍困斷敵糧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廣一丈二尺，下極狹窄，儀可容趾，「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著足處，不得躍起」。在二十日這一天里，清軍拚命掘壕，從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間的通道，一直到海口，連掘三道大壕，將明軍包圍起來，切斷了其與後方的一切聯繫和糧餉供應。二十一日，洪承疇統兵進鞏，雙方激戰，明軍未能闖壕。

　　此時，論兵力，雙方人數相當，明軍火器遠遠超過清軍，本可以決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軍斷絕了後路，只有拚死廝殺，方能死中求生，正是處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境遇，照說這八大總兵官應當督兵奮戰了。可是，十幾年來的連戰連敗，朝廷腐朽無能，調度無方，有功不賞，有過不罰，各級將領早已喪失鬥志，唯知保命逃竄。

　　由於明帝不顧實情一味催促，洪承疇被迫放棄了「旦戰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勿匆趕來，此時僅有三天軍糧，眼看糧道斷絕，將士大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時刻，久經征戰的洪承疇召集諸將會議，提出決戰突圍方針說：「（諸將）當各敕本部力戰，予身執桴鼓以從事，解圍在此一舉。」但諸將膽怯，不願死戰，主張逃回寧遠。力主速戰昏庸無能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之親信監軍張若麒也反對決戰，希望撤回寧遠，這進一步渙散了將士鬥志。洪承疇無可奈何，只好下令於明日突圍，說：

　　「往時諸君俱矢報效，今正其會。雖糧盡被圍，應明告吏卒：守亦死，戰亦死，如戰或許死中求生。不肖決意孤注一擲，明天望諸君悉力而為。」他分遣八總兵為左右路，準備於明日死戰突圍。

　　皇太極於交戰之後料定，明兵缺糧，「今夜敵軍必遁」，分遣王公將領進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時分，明大同總兵王朴率先逃跑，寧遠總兵吳三桂、山海總兵馬科、密雲總兵唐通、宣府總兵李輔明、薊州總兵白廣恩等五鎮將帥亦爭相馳逃，「且戰且闖，各兵散亂，黑夜難認」，步騎大亂，自相蹂踐，弓甲棄於遍野。清軍乘勢追殺，至二十九日，計斬殺明兵五萬餘人，獲馬七千餘匹、甲胄九千餘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眾，所棄馬匹甲胄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蕩，多如鵝鶩」。吳三桂等六鎮殘兵敗將分別逃入杏山、寧遠，洪承疇與總兵曹變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軍分圍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繼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錦州，生擒洪承疇及遼東巡撫丘民仰、總兵曹變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壽降。決定明清命運的松錦大戰，以清兵大勝、明軍徹底失敗而結束，為清軍入主中原奠定了堅實基礎。

山海大戰

　　皇太極於松錦大捷後，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十月，遣奉命大將軍阿巴泰貝勒統滿蒙漢八旗軍約五萬人，及外藩蒙古科爾沁等部士卒約五萬人征明，掠奪人畜財物，消耗明的國力。清軍於十一月入邊，明帝雖調集援兵四十萬，但分轄於四總督、六巡撫和八總兵，事權不一，將怯士疲，不敢迎戰。清軍所向無敵，縱橫直隸、山東，連敗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魯王等六王和五員總兵及大批官將，攻克袞州、順德、河間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兵逼燕京，抵密雲，俘獲人畜九十二萬。

　　正當進取中原的準備工作順利進行時，皇太極於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經過五夭的激烈爭鬥，睿親王多爾袞提議立皇九子福臨繼位，自己與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禮親王代善等王公贊同，六齡幼童福臨便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篤恭殿寶座，成為大清國新皇上，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攝政王、奉命大將軍多爾袞，率豫郡王多鐸、英郡王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將領與「三順王」孔有德等將士離沈，進軍明國。

　　此時清軍，訓練有素，騎射嫻熟，久經征戰，屢敗明軍，是一支威力強大所向無敵的勁旅，要想進入關內，問鼎中原，是可以試一試的。但是，能否最後奪取成功，君臨全國，長期統治下去，仍屬疑問。其根本弱點是人丁太少，敵手太多。

　　此時清軍面臨三大對手，明朝軍隊和李自成、張獻忠。明朝雖已腐朽，崇禎帝朱由檢已於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曉此事），但畢竟曾擁兵百萬，明朝將士和朱明宗室定會集兵相戰。更難以應付的兩個對手是李自成和張獻忠，分別領導的大順、大西農民軍。大順、大西軍南征北伐十餘年，兵強將勇，聲勢浩大。明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國號大順，年號永昌，設天祐殿大學士，置六政府尚書，恢復五等爵，封劉宗敏、田見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餘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練，軍紀嚴明。《明史》稱其：「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輿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四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崗峻坂，騰馬直上。水惟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眾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蹄所壅閼，水為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久戰不勝，馬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李自成領有馬兵六十萬步兵四十萬，驍將雲集，如劉宗敏、李岩、賀錦、劉芳亮、高一功、劉體純、袁宗第、馬世堯、郝搖旗等等，皆武藝高強，身經百戰，臨陣衝殺，勢不可擋，官兵見之無不喪膽。李自成率軍於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進圍北京，十九日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李自成著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登皇極殿，明降臣入賀，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撫各地，管轄了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及湖广部分州縣。張獻忠據四川，稱大西國王，統兵五六十萬，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將皆系久經征戰的猛將。清軍怎樣對付這擁兵一百五六十萬的強敵？

　　雙方相比，清軍人數太少了。此時，滿洲八旗有三百一十個佐領，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個佐領，漢軍八旗一百六十四個佐領，按每佐領平均為二百丁的規定計算，滿洲男丁約有六萬二千丁，加上蒙古二萬三千丁、漢軍三萬三千丁，一共才十二萬丁左右。多爾袞出征時，「統率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王等三王、續順公兵」。據此，滿兵為四萬一千餘名，蒙古兵一萬六千名，漢軍三萬三千名，三順王、續順公四部有兵二萬，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過十二萬人。多爾袞要以這四萬滿洲壯士為核心，去消滅六七十倍於已的明兵和農民軍，確是難而又難，甚至可以說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

　　然而，歷史競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議。當時，滿族正在蓬勃興起，富有進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攝政王多爾袞，充分吸取了本民族這一優點，而且加以發展，不畏艱險，施用巧計，勇柱直前，毅然統兵向山海關殺去。他乘明寧遠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初降大順繼而復叛遭到農民軍重重包圍即將覆滅之際，逼降吳三桂，安然入關，並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吳軍拚死廝殺，農民軍疲憊不防之時刻，統軍猛攻，大敗李自成於山海關，乘勝追擊，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臨抵達京師，十月初一舉行定鼎燕京登極大典，原來偏主一隅的遼東汗福臨，一躍而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為明朝之後的新的全國住政權。

九州一統

　　攝政王多爾袞雖然實現了兄長皇太極多年夢寐以求入主中原的願望，進了北京，端坐金鑾寶殿，頻降聖諭，可是處境並不妙，甚至可以說是荊棘遍地，危機四伏，寶座時有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將二三百萬，勢力相當強大。此時，清政府只轄有遼寧、吉林、黑龍江及河北部分州縣，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國土分屬大順、大西和南明諸王。李自成退據陝西，轄有陝、甘、晉、豫諸省與河北一些州縣，張獻忠主宰天府之國，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寧，其江北四鎮有兵數十萬，湖廣左良玉水陸士卒八十萬，浙、閩、粵、桂、魯、贛、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裝風起雲湧。他們曾不止一次地給予清朝重大打擊。大西軍勇將李定國曾大敗清軍，「兩蹶名王」，斬清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盡。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率水陸兵士十餘萬圍困南京，使「東南大震，軍報阻絕」，清帝幾乎想遷都遼寧回居舊地。

　　清帝用於對付這二三百萬敵對勢力的滿洲人員，卻少得可憐。經過幾年激烈征戰，滿洲八旗男丁不僅沒有隨著歲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斷減少。入關前夕，還有六萬餘丁，順治五年只剩下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過了九年，又減至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減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四萬餘丁，也只有十萬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為兵，也很難戰勝二三十倍於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馬上得了天下，全國有一千四百餘府廳州縣，直徑萬餘里，這十萬軍隊分駐各地，每縣不足百人，怎能堅持統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長治久安？

　　其次，民貧國窮，動蕩不穩。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和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盤剝，以及災害頻仍，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社會混亂，田園荒蕪，百業調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順治八年（1651），官方簿冊所載全國戶口才一千零六十三萬餘丁，田地山盪二百九十萬餘頃，比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的田地，減少了四百多萬頃。與此相應的是，政府財政極其困難。清軍多路出擊，甲胄弓箭刀槍馬匹和糧草，花費很大，而人丁田地減少，使田賦丁稅商稅收入劇減。順治八、九年，每歲僅收賦稅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兩，各路兵餉卻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兩，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員俸祿二百餘萬，每年缺銀八十七萬餘兩。此後更是每況愈下，順洽十三年以後，軍費激增，每年用銀二千四百萬兩，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數銀兩外，朝廷歲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兵飽缺額達四百四十萬兩，再加上王祿、官俸、河工、賑災等必需用費數百萬，清廷確實陷入入不敷出、財源枯竭、民貧國窮、司農乏策的深淵。

　　儘管面臨萬分險惡的局勢，攝政王多爾袞、清帝福臨及其親近王公大臣，卻毫不畏懼，知難而進，想盡辦法，以五萬左右滿洲兵丁為核心，加上蒙古漢軍八旗與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較早歸降的平西王吳三桂等漢兵，總共約有二十萬人，先後消滅大順、大西、南明二百多萬軍隊，到順治十六年，南明永曆帝朱由榔逃入緬甸，除大順軍余部「夔東十三家軍」堅持川東荊襄地區抗清外，全國盡隸清朝。農業生產也逐漸恢復，手工業、商業有了進步，人丁增多，耕地擴大，順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萬餘頃，比十年前將近增加了一倍。愛新覺羅江山才算鞏固下來。

　　皇太極統一漠南

　　為了彌補女真;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為了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為了斬斷明國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撫工作。一方面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瀋陽，西征林丹汗，適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征諭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比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裡克、伊蘇忒、扎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皇太極諭：「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諭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眾，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意，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至於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扎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並不思仗朕之力以復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各貝勒皆叩首受命。這次訓諭，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里（從瀋陽算起）。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於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諭部眾，棄本土而奔，遣入赴歸化城（今年蒙呼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極知悉此情，諭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及巴林、扎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岳托、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袞、多鐸、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財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里，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極致書堡中明將，索取逃人，稱：「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雲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還兵克歸化城」，「近聞察哈爾所遺人畜財物，為爾等收留，當一一歸還於我。否則，自取禍患。」明將大驚，立即送還逃入蒙古及欲賞與林丹汗之財物，計有男婦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餘及所賞納緞布帛六千餘匹。宣府守將亦將犒賞察哈爾汗所財物存在張家口者，全部獻出，計緞布及虎豹狐獺等皮共一萬二千五百匹（張）。明宣府巡撫、總兵又遵金汗諭旨，議和通市，贈獻黃金、白銀、蟒緞、布匹、茶葉數千（匹、兩、包）。六月二十四日，大軍紮營於張家口外喀喇把爾噶孫，「列三十營，聯絡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廬舍，棄其糧糗，各籍所俘獲，以聞於上，共計人口牲畜十萬有餘」。

　　皇太極認為此戰目的基本達到，遂統軍東返，於七月二十四日回到瀋陽。此行往返萬餘里，歷時三個月零二十六天，雖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給其以致命打擊，逼其丟棄本土遠逃，察哈爾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殘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行」，原有三十餘萬部眾，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聰八年，無處安身東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於青海大草灘，余部紛紛回歸，投順於金汗。天聰九年二月，多爾衷等貝勒奉諭統兵一萬，往尋林丹汗之子額哲，於四月降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后，並獲元朝歷代傳國玉璽。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竇土門福晉，以及其他貝勒、寨桑，紛率所部來歸。漠南蒙古各部悉隸金汗之下。

　　皇太極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隨從效力，並不能使各部蒙古長期歸順於己，也不能僅僅依靠盟誓，而須以武力作後盾，用制度、法令來約束各部，使他們聽從金汗統轄和指揮。天聰三年正月，他頒敕諭於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齎敕，「諭歸順各部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規定凡遇出師之時，宜踴躍爭赴，協力同心，不得遲期。若征察哈爾，凡管旗之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須從征，違者，罰馬一百匹駝十頭。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罰馬十匹。若征明國，每旗大貝勒一員、台吉二員，率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一千匹、駝百頭。於相約會集之地擄掠者，罰馬百匹、駝十頭。

　　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借外藩蒙古科爾沁、敖漢、阿祿、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貝勒來朝的機會，具體定其法例。他諭告諸貝勒：「爾蒙古諸部落，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貝勒約定：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與他人者，罰馬五十匹、駝五隻，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奸有夫之婦，拐投別貝勒者，男婦俱論死，取其妻子牲畜，盡給原夫，如貝勒不執送，罰貝勒馬五十匹、駝五隻。盔甲、綿甲、馬鬃尾無牌印，以及盔纓、纛纓、纛幅不遵金國制度者，俱罪之。

　　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達爾漢前往蒙古，在碩翁科爾大會敖漢、奈曼、巴林、扎魯特、翁牛特、四子、吳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賴各部管事大小諸貝勒，分定各部地界，嚴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聰九年二月，又編審內外喀喇沁蒙古壯丁，除盲人及手足殘廢者外，年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俱照例編審，共編壯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壯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隸於滿洲八旗之內，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舊蒙古，正式編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達賴、恩格圖、布彥代、伊拜、蘇納、吳賴、扈什布等八人為同山額真，各旗均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

　　漠南蒙古各部的統一及蒙古八旗的編立，為金國擴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馬，加強了滿蒙聯盟，消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對金國的鞏固和強大，以及對明國的征討，均起了重大作用，從此以後，金國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皇太極兵逼明都

　　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由危轉安的金國，正處在前進路上的重要關頭。此時，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戰告捷，奈曼等部陸續來歸，國內經濟有所好轉，在平庸之輩看來，可以暫停廝殺，放馬歸山，安享太平之樂了。然而，這畢竟是膚淺之見，只有幾萬男丁的女真??滿洲，面對幅員遼闊、人口上億、擁兵百萬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前進，必衰弱，三十幾年過去，難免滅族滅種之禍，前車之鑒，比比皆是。好些馬背上民族曾叱吒風雲，所向披靡，以少勝多，然而，曾幾何時，坐享其樂，銳氣全休，終於銷聲匿跡。此路斷不可走。

　　若要前進，去向何方，明與蒙古，以誰為先，全國上層人員對此頗有分歧。有的主張先攻蒙古，也有人則主攻明。攻明固然可獲大利，但困難不小，風險也大，鬧不好，再來一個寧遠之敗。天聰汗皇太極與八旗貝勒大臣經常為此窮思苦索，最後，皇太極決定，「親統大軍伐明」，並調集蒙古各部會師。

　　天聰三年十月十五日，大軍到達遼河，立營，蒙古科爾沁部、扎魯特部、奈曼、巴林、敖漢等部奧巴等數十貝勒相繼率兵來會。皇太極召集八旗諸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貝勒，商議向准用兵。他說：明國屢背盟誓，察哈爾殘虐無道，皆當征討，「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爾等其共議之」。與會者有的認為：「距察哈爾遼遠，人馬勞苦，宜退兵」。有的說：「大軍已動，群力已合，我軍千里而來，宜以見集兵征明」。皇太極認為應當征明，遂統大軍向明境前進。

　　不料，過了五天，發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軍抵達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貝勒代善、二貝勒莽古爾泰在行進途中秘密相議，晚上進入皇太極的御幄，「止諸貝勒大臣於外，不令入，密議班師」。代善、莽古爾泰提出回兵的根據是，攻明太危險了。勞師遠襲，若不能進入明邊，則糧匱馬乏，欲歸不得。縱使入邊，明國會合各路兵馬圍攻，則寡不敵眾，且恐明兵自後堵截，斷絕歸路。

　　代善、莽古爾泰反對遠征，使皇太極十分為難。第一，兩人所論，並非毫無根據。金軍大約五萬餘人，而明國僅山海關內外就駐軍十餘萬，北京冊載官兵數十萬，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薊州、永平、密雲、昌平、易州等鎮官兵，總數超過金兵十幾倍，確是代善所說，眾寡懸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爾哈赤統軍十三萬進攻寧遠，敗於不到兩萬人的守兵。兩年前天聰汗又率兵五六萬，再攻寧遠及錦州，又未獲勝，將士死傷甚多。如今想以五六萬之眾，越邊飛襲，千里遠征，勝負實難預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時將欲歸無路。此論一傳，八旗貝勒大臣之中，定會有不少附從之人，軍心一動，戰難必勝。

　　第二，代善、莽古爾泰非等閑之輩，亦不是紙上談兵之人。他倆早年從征，下撫順，戰薩爾滸，取開、鐵，據遼、沈，入廣寧，身經百戰，軍功累累，代善還是具體指揮薩爾價戰役的三軍統帥，他倆所述，應是經驗之談，不能輕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極為難的是，他倆是大貝勒，是「任置」天聰汗的主要人物，金國軍政大事是由他倆與二大貝勒阿敏及天聰汗共同議處的，此時阿敏留鎮瀋陽，則全軍由他倆與汗共同統率，三票之中佔了兩票，皇太極對此是無可奈何的。

　　因此，儘管皇太極高瞻遠瞻，雄才大略，決心冒險遠征，徹底扭轉戰局，但面對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的反對，也不得不被迫服從其議，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爾泰見事己定，遂各回己營。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託、濟爾哈朗、薩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等貝勒方進入幄中，見汗悶悶不樂，沉默無言，岳托問道：汗與兩位大貝勒所議何事，請告，今諸將皆集於外，等待汗諭。皇太極十分失意地說道：「可令諸將歸帳，我謀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將欲發軍令不必宣布。岳託等驚問何故。汗密諭：大貝勒恐深入遇險，要撤軍回遼，「固執不從」。岳託等貝勒勸汗決計進取，於是令八固山額真至代善、莽古爾泰處商議，代善、莽古爾泰表示不堅持己見。議至子時，方定前進征明。

　　雨過天晴，皇太極非常高興，統領大軍迅速前進。他總結了前兩次戰爭的教訓，認為「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攻其無備城邑」，決定繞過堅固的寧錦防線，從明國防守鬆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內。大軍一分為三，分別從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攻入明邊，於十月三十日會師於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隨即急速向北京推進。金軍勢如破竹，下薊州，越三河，略順義，破通州，二十日進逼燕都。

　　明帝大驚，飛詔各鎮勤王，命各路援兵均聽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調度。袁崇煥聞警，千里疾馳，趕到京師，部署防禦。皇太極見袁來到，知難力取，便設下反間計，指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巧妙地讓被俘太監楊春「偷聽」到袁與金汗有密約，欲為內應的談話，再放跑楊春。楊春回京後，密告崇禎帝朱由檢。崇禎帝早就因袁曾與金有過弔喪議和之事及擅殺東江鎮總兵毛文龍，而頗為惱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誣袁召來金兵，遂相信楊春之話，於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獄，八個月後並以「通虜謀叛」等罪，將袁崇煥處以磔刑，籍沒家產，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製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極知悉妙計成功，明帝自毀長城，大喜，統軍猛攻明軍，先後擊殺明勇將武經略滿桂、副將孫祖壽等人，擒獲總兵黑雲龍等將，縱掠畿內，連下遷安、灤州、水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縣，屢敗明兵，留兵駐守遵化、水平、遷安、灤州四城，於天聰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瀋陽。

　　此戰被明人稱為「己已之役」（己已為金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的干支年號），歷時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長城，進入明境，勢如破竹，席捲長驅，千里奔襲，直抵北京城下，討斬殺、擒獲、逼死明督師、經略、總兵、副將、巡撫多人，「每戰必勝，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從此開始了金國掌握主動權、明朝步步敗退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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