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們對傳統文化的真實態度

06-09

（《蘭花草》即胡適先生作詞）

「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之下，對傳統文化實行了近乎毀滅的破壞，從此，中國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體性，淪為了西方現代思想的殖民地。但是，恰恰是那些鼓吹新文化，反對「舊文化」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卻十分複雜。他們在公眾場合里叫囂著打倒舊文化舊傳統，但內心深處卻未必如此認為。下面舉幾個「新文化運動」旗手們的例子，看看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

魯迅：魯迅在《青年必讀書》曾有一個著名論斷「我以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但是魯迅的好友許壽裳請魯迅為自己的兒子許世瑛推薦書籍時，魯迅推薦的書竟然有清代永瑢、紀曉嵐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部書是乾隆年間修訂《四庫全書》時為入選的一萬零二百餘種古書做的一個目錄式的綱要，對每一部書都做了提綱挈領的簡介。作為古代官修圖書的目錄大綱，這部書的指導思想非常正統，比如對經部的提要里就有「經者，天下之公理也」一類的正統話語。很難想像，推薦這部書的人同時也是主張不讀中國書的人。究其原因，筆者以為這是因為面對的對象不同，對不同對象的期待也不同。對於全國青年，當務之急是要啟蒙，要讓他們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接受者和傳播者，以實現破舊立新的目的。而對於朋友的孩子，既然朋友以一顆幼小的靈魂相託付，則必須負起責任來，讓他接受真正有教益有營養的文化，否則，把一顆幼小的靈魂引入歧途，這既是對朋友的辜負，更是對幼者的戕害。

胡適：胡適有一個著名論斷：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既然是以孔子思想為正統，那麼，孔子思想自然而然也要為專制負責。但胡適在1939年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主持美國匹茲堡大學孔子紀念堂揭幕典禮時卻說「中國受孔子民主理想及其教育方法之熏陶，故富於民主思想。中國之所以能成為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國家者，孔子之學說有以致之也。」當然，我們可以把這看做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過境遷之後對自身的修正，但胡適在日常生活中卻仍然比他在文章中表現得傳統。胡適因為早年被老中醫陸仲安治好了腎病，所以畢生都相信中醫，使用中醫，他對中醫有一個有趣的評價：「中醫不科學,很糊塗,但是管用。」對於胡適這種實用主義者來說，「管用」或許是最高的評價。在婚姻上，胡適與妻子江冬秀的婚姻乃是奉了父母之命，胡適在訂婚時本人並不知情，但即便如此，在陳獨秀等人慫恿離婚的情況下，胡適也並沒有離婚，而是將這份婚姻作為父母給自己的禮物接受了下來。胡適將舊體詩詞稱作「死文學」，胡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是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但是在《嘗試集》《嘗試後集》中，以作為「死文學」的古典詞的形式寫作的作品就有12首，還有13首是以詞的格律寫作卻未標明詞牌的，比如下面這首《多謝》，就是暗用了《好事近》的詞牌：「多謝你能來, 慰我山中寂寞。陪我看山看月, 過神仙生活。匆匆離別便經年, 夢裡總是相憶,。人道應該忘了, 我如何忘得。」

陳獨秀：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說「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但陳獨秀本人的詩詞辭賦，恰恰也屬於他所要排斥的對象之列，徐晉如先生以為陳獨秀詩近世第一。陳獨秀一生精研漢儒許慎的《說文解字》，獄中的書柜上也列滿了古書，陳獨秀本人也是一個優秀的古文字學家，著有《實庵字說》、《文字新詮》等古文字學著作。

吳虞：吳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被胡適稱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這位「老英雄」曾因家產問題將父親告上法庭。但吳虞同時也要求自己子女對自己盡孝，並且因對子女的專制而導致父女反目。吳虞還在民國時公然納妾，各種封建遺毒可謂五毒俱全。我們當然不能認同吳虞對傳統糟粕的逐臭嗜痂，但吳虞的行為足以說明「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是多麼的表裡不一，多麼缺乏知性真誠，多麼自私、偏狹、虛偽。

郭沫若：新文化運動中，郭沫若以「天狗」的形象出現，把一切傳統秩序都當作日月星辰吃掉。但在1920年給宗白華的信中卻說「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家，他也有他泛神論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靈活性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家，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的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家，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家，他也有他簡切精透的文學」郭沫若40年代的在《十批判書》里更是明確肯定了孔子的人本主義思想，認為孔子「在各家裡是比較富於人民本位的。」這部書由於崇儒貶法的傾向，毛澤東曾寫詩委婉批評。

聞一多：聞一多也是白話詩的一大作手。《紅燭》《死水》是白話詩史上的重要作品。然而聞一多執教於大學之後，作為新文化學者難以在學界主流獲得尊敬，便轉向了古典學術。聞一多的轉向並非爭取承認的權宜。「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是聞一多這一時期的心路總結。或許新文化運動的浮躁與激進讓聞一多有所反思。而在《論振興國學》一文中，聞一多更是大聲疾呼：「今乃管蠡自私，執新病舊，斥鷃笑鵬，澤鯢嗤鯤。新學浸盛，而古學浸衰，古學浸衰，而國勢浸危。嗚呼！是豈首倡維新諸哲之初心耶？……吾言及吾國古學，吾不禁怒焉而悲。雖然，亡羊補牢，未為遲也。今之所謂勝朝遺逸，友麋鹿以終歲，骨鯁耆儒，似中風而狂走者，已無能為矣。而惟新學是騖者，既已習於新務，目不識丁，則振興國學，尤非若輩之責。」在趨新騖洋的時代風氣中，聞一多的這番話可謂空谷足音。

這些鼓吹「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矛盾態度，有的是同一時期在不同場合的表現，有的則是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我們不必懷疑他們的知性真誠和良好動機，我們只是需要深究現象背後的原因，究竟因為什麼造成這些態度的不同。

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筆者認為有兩個：第一、新文化運動本質上乃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策略。面對鴉片戰爭以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民族的生存成了當務之急。這種情況下，我們選擇了以進化論、民約論以及後來的民主、科學等西方現代思想，而揚棄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思想，這是因為，西方現代思想是以生存、競爭為目的，而傳統思想是以發展、完善為目的。對於一個連生存都無法保證的民族，傳統思想的君子人格、天道秩序，不僅是一種奢侈，而且是一種包袱。這就好比一個學者被一個強盜劫持，要活下去，只能變成更強大的強盜，又好比海豹在遇到威脅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咬掉生殖器來自我保全。新文化運動正是這樣一種不惜墮落和自殘來換取生存的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並不是文化生命的自然流程，而是如同金耀基先生所說的那樣乃是一種「刺激-反應」模式，只是對外來侵略的一種本能反應。甚至就連胡適也承認「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麼新文化！」「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新文化運動本質上來說並不是一場文化運動，而是思想救亡運動。李澤厚先生認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是一種「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而在抗日戰爭後「救亡壓倒了啟蒙」，但筆者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救亡。救亡不僅在抗日戰爭時壓倒啟蒙，更是在百餘年的近代史中壓倒了一切，包括壓倒了五千年來的教化。可以說，新文化運動乃是一場「救亡壓倒教化」的運動。然而，作為一種策略的「新文化」，終究難以磨平作為一種心理結構的傳統文化。作為手段的「運動」，始終不能替代作為目的的心靈。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對馮沅君小說主人公的評價是「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們」，其實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闖將們的內心深處又何嘗不是這樣？新文化旗手們用「舊文化」的寫就的詩詞辭賦，哪一個不是「纏綿悱惻」？

造成「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矛盾心態的第二個原因，乃在於傳統文化本身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包孕性。傳統文化中不僅主張親親尊尊，維護長幼尊卑的自然秩序，也昌言公平正義，追求民生民本的社會生活。這和以自由、平等、民主為基本價值的西方現代思想（包括社會主義）並沒有根本衝突。「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之所以對傳統文化仍然具有眷戀和好感，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畢竟是根植於內心的一種心理結構，也因為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殊途同歸，合則雙美。因此，整個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既是向西方學習先進思想的歷史，也是向自身挖掘進步因素的歷史。康有為以春秋公羊家「三世說」鼓吹變法，章太炎以《左傳》附會革命，新儒家也從傳統中努力尋找「老內聖開出新外王」「闡舊邦以輔新命「的進步空間，而杜亞泉、章士釗等一批舊學根底深厚的學者，也不遺餘力地主張中西調和、新舊調和。所以，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對傳統文化的默許，其實只是一種對事實的尊重。李澤厚先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西體中用」論，主張「在新的社會存在的本體基礎上，用新的本體意識來對傳統積澱或文化心理結構進行滲透……在商品經濟所引起的人們生活模式、行為模式、道德標準、價值意識的改變的同時，在改變政治化為道德而是政治成為法律的同時，在發展邏輯思辨和工具理性的同時，卻仍然讓實用理性發揮其清醒的理智態度和求實精神，使道德主義仍然保持其先人後己、先公後私的力量光芒……使中國文化所積累起來的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豐富經驗和習俗，它所培育造成的溫暖的人際關係和人情味，仍然給中國和世界以芬芳，使中國不致被冷酷的金錢關係，極端的個人主義，混亂不堪的無政府主義，片面機械的合理注意所完全淹沒。」李澤厚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國在現代化語境下傳統文化的位置和出路，但他仍然受制於張之洞「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這種體用二分法。其實中國哲學更主張體用不二、即工夫即本體的忻合，更願意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陸九淵語）的會通氣象。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並非新時代的包袱，反而是新時代的基質，這一點，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終究會有覺悟的一天。

（按：此文寫於兩年前的2014年。回過頭看，「新文化運動」確實有其合理之處，傳統文化也確實有其糟粕之處。此文與其用於為傳統文化辯護，不如用於揭示文化本身的複雜性和悖謬性。無論是新文化還是舊文化，都並非圓融無礙的鐵板一塊，而其內部也總是充滿了對話和爭辯的張力。總之，文化是經國之偉業，攸關之大事。維新變法之際，朱一新先生便疾呼道：「學術一差，殺人如麻。」在不管是百年激進革命的昨天還是國學炙手可熱的今天，我們都應該保持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