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科學哲學的「認知轉向」及其成因
當代科學哲學的
「認知轉向」及其成因
魏屹東
鳴謝作者
科學哲學在20世紀的蓬勃發展中,形成了邏輯經驗主義、批評理性主義(證偽主義)、歷史主義和後歷史主義眾多 流派,先後經歷了「語言轉向」、「解釋轉向」、「修辭轉向」[1] 。 「修辭轉向」之後,科學哲學似乎走到了盡頭,清晰的思想發展脈絡模糊了,研究趨向不明顯了,難怪費耶阿本德悲觀地說,科學哲學只有偉大的過去而不再有輝煌的未來。認知科學在70年代末的興起,使科學哲學再度煥發了青春。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國際權威刊物PhilosophyofScience近20年來關於科學認知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在不斷增加(70年代 17篇,80年代41篇,90年代54篇),更多的科學哲學家關 注認知問題。著名加拿大科學哲學家薩伽德(P.Thagard)指出,「目前,科學哲學發生了認知轉向,它試圖從認知心理學 和人工智慧角度出發研究科學的發展。」[2] 柏勒-約翰斯 (Bailer-Jones)認為,20世紀科學哲學關於認知模型的研究 興趣「從輕視到重視,從形式描述到功能特徵建構,從關注模 型在科學中的作用到關注模型在人類認知中的作用。」[3]可 以說,「認知轉向」形成了科學哲學研究的第四次戰略性轉移 [4] 。這次轉向是「離我們現在時間最近,有可能直接影響 到21世紀科學哲學發展的轉向。」[5]科學哲學為什麼會發生 「認知轉向」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科學哲學內部和外部找原因。
內在原因是科學哲學家對待認知的立場、態度和研究策略有缺陷,蘊含著「認知困境」,為了擺脫困境,一些科學哲學家進行戰略調整的結果。這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對待認知的立場上,傳統科學哲學在本體論上是實在論的,認為存在「自然類」,它被認為在成功的歸納推理和自然類概念獲得的認知發展中起作用。譬如,在兒童的認知發展中,兒童的認知能力正是通過不斷識別一個個「自然類」而得到發展的。問題是「自然類」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們究竟是什麼?科學如何運用這些自然類認識實在世界?如何用其他形而上學的概念如本質、內在特性和因果力等描述其特徵?這些問題仍然是當代科學哲學爭論的問題。在方法論上是還原論的,主張心理現象可以用物理定律解釋。戴威遜(Davidson,Donald)的變異一元論否認這種還原論,認為不存在聯繫心理現象和物理現象的心物定律,不可能把所 有心理現象還原為物理現象。[6]變異一元論指出了還原論的 局限性,認為還原論不能回答心身問題,當然也無法解決認知問題。在認識論上是證明主義的,堅持確證的信念是認知的基礎和前提。而在認識論意義上確證有兩種,一是客觀確證,即證明我們獲得的東西是否為真;二是主觀確證,即證明我們是否應該相信我們實際相信的東西,無論它在客觀上是否存在。一個人擁有一個確證的信念是什麼?確證的信念是有理由的信念嗎?這些問題在內在論和外在論、自然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引起激烈爭論。
第二,在研究態度上堅持「只研究科學證明而不涉及科學發現」的主張。萊欣巴赫區分「發現的語境」和「證明的語境」的目的就是為了把科學發現排除在科學哲學之外。譬如,邏輯經驗主義者一般認為科學發現屬於心理學而非科學哲學。受此思想影響,傳統科學哲學家熱衷於「科學發現後驗證明」問題。譬如,內格爾提出的演繹-規律解釋、歸納-概率解釋、功能解釋和發生學解釋四種不同模式。
第三,在研究策略上主要奉行語言學進路。發生的「語言轉向」、「解釋轉向」和「修辭轉向」不僅沒有深入到認知的深層結構,反而以語言學、解釋學和修辭學掩蓋了微觀認知問題,忽視了科學家的「實際思維」過程,使科學哲學陷入「認知困境」。這是因為:首先,語言與認知相關,但不是認知的本質。「語言轉向」雖然確立了語言在科學研究中的基礎地位,對於傳統哲學也算得上是一場革命,但它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語言問題,把語言的作用絕對化。其實,心智在邏輯上先於語言,只重視語言而輕視認知是不可取的,喬姆斯基的語言認知結構研究值得我們重視。其次,社會心理解釋只能說明認知的外因而不能說明內因。「解釋轉向」雖然使科學哲學的研究重心轉向了科學的社會心理建構,也促進了科學哲學與認知心理學的結合,但解釋學的心理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揭示人們行為的意向內容,闡釋行為的意義,明晰理由與心理結構的內在關聯,從而達到對行為的理解和解釋,而 不是對它的單純理性的說明」[7] 。不是為了探索認知微觀機 制。這樣一來,反而以科學的社會心理特徵掩蓋了個體的認知特徵。再次,修辭只加強科學論證的藝術,而不加強認知能力。科學哲學家將修辭學引入科學哲學,目的在於「要把科學修辭學作為一種確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學論述的修辭學特徵,從而在科學論述的境遇、選擇、分析、操作、發明和演講中,給出戰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廣闊的語言 創造的可能空間。」[8]運用科學修辭學的說明和論證的藝術 雖然可以改變或強化在科學交流中具有認識價值的觀念,但科學修辭學是科學家們為了達到他們的結論而採用的口頭說服、論證技術的集合,而不是表徵模型[9]。也就是說,修辭學方法只能加強科學的認知手段,並不能代替認知過程。修辭學本身不具有認知的功能,只有論證的效果。這樣,「語言轉向」、「解釋轉向」、「修辭轉向」並沒有擺脫「認知困境」,相反倒是遠離了認知。因此,科學哲學在認知問題上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針對傳統科學哲學的認知態度、立場和研究策略存在的局限性,科學哲學家布雷威特(Braithwaite,Richard)、海西 (Hesse,Mary)和赫坦(Hutten,Ernest)等人另闢新徑,他們 把科學理論看作是假設———演繹的認知體系,從不同角度討論科學模型的認知功能,促使科學哲學從「科學發現邏輯」研究轉向「科學思維模擬」研究[10]。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關於科學發現邏輯的研究歷史,就不難發現這一轉變的意義。
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漢森的《發現的模式》和波普的 《科學發現的邏輯》的相繼出版,使得由於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而長期遭到忽視的科學發現問題受到科學哲學家的普遍關注。60年代以來,關於科學發現問題的討論越來越多,譬如1977年義大利的艾利斯會議[11]、1978年美國內華達列諾會議[12]、1983年和1984年在中國舉行的科學哲學會議都把科學發現問題作為討論的主題 [13] 。1980年美國科學哲學家 尼克勒斯(Nickles)編輯《科學發展,邏輯和理性》與《科學發現:案例研究》,邱仁宗、章士嶸等也相繼出版《科學發現的模式》和《科學發現的邏輯》,把科學發現問題進一步推向高潮。然而,這些研究對於科學發現的微觀認知過程而言仍屬「宏大敘事」,科學家的「實際思維」仍是未解之謎。為探討實際思維過程,一些科學哲學家由「科學發現邏輯」研究轉向了「科學思維模擬」研究,包括理論發生的認知過程、實驗設計、假設檢驗、數據解釋,這些方面包括歸納和演繹推理、因果推理、類比等。在過去的30多年裡,最活躍的科學思維研究領域是問題解決、假設檢驗和概念獲得。研究科學思維的有效 方法有心理實驗、計算模擬和「在線」 (on-line)考察。
「認知轉向」發生的外在原因是認知科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哲學的滲透和影響。認知科學不僅成為科學哲學「認知轉向」的重要推動力,也成為科學哲學開採的「富礦」;科學知識社會學不僅研究知識產生的認知過程,也同科學哲學在認知問題上殊途同歸。這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研究科學理論的形成是當代科學哲學的一種新趨勢。認知心理學家反對邏輯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的反心理主義的做法,強調研究人的內部心理過程,把認知過程看作是一種能夠用符號表徵外部環境事件和自身的一系列操作的信息加工過程。譬如,哥尼克(Gopnik)把認知心理學對人類個體認知發展的研究應用於科學哲學的研究,納塞斯安從認知心理學的視角解釋物理學的發展,吉爾從心理學角度研究科學理論的認知結構。
其二,科學哲學對概念變化和新概念的形成對理性、信 念、語言的影響研究,對科學發現和辯護的探索以及各種非經典推理機制的研究滲透了人工智慧的思想和方法。比如,西蒙(Simon)和紐威爾(Newell)提出了科學發現規範理論,為科學發現制定了啟發式程序;薩伽德應用計算模式和認知理論來理解科學知識的結構和增長;丘奇蘭德(Churchland)從計算神經科學的角度探討了理論和解釋的本質。
其三,神經科學的研究進展引起了科學哲學家的興趣。邱奇蘭德認為:「科學哲學家是認知科學家。長期以來,哲學 家是唯一的認知科學家。」[14] 20世紀80年代,科學哲學家 認識到神經科學是認知科學的基礎,不弄清大腦的思維活動過程,人工智慧對大腦的模擬從根本上講就是不可能的。譬如,機器功能主義關於不依賴大腦而研究心智的觀點日益陷入困境,認知科學哲學家更加關注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
其四,科學社會學發生的「認知轉向」也直接影響了科學哲學的「認知轉向」。20世紀70年代以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在科學社會學內部的挑戰及庫恩轉向的影響下,引起了一次『範式』的變遷,即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其直 接後果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問世。」[15]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 生使科學社會學由非認知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認知科學社會學。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影響,科學哲學家力圖建立一個把認知方法和社會學方法結合起來的解釋框架。
概言之,以上內因和外因的綜合作用,促使科學哲學發生了「認知轉向」。可以預見,「認知轉向」將使科學哲學的研究戰略和解釋科學的基礎發生根本的變化。它要求從科學家的認知過程出發考察科學理論何以可能的問題,為我們探討科學理論的本質、科學知識的增長、科學範式的轉化、科學信念的改變、科學理論的發現及評價、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融合等問題提供了一個更深刻的研究視角。因此,80年代開始的「認知轉向」是科學哲學研究戰略的又一次調整。它將在各個方面對21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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