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界 | 陳平原：一代人的「國際視野」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作品：《北大精神及其他》、《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書生意氣》等。

一代人的「國際視野

上一代人激動不已的，下一代很可能毫無感覺，這背後是時勢推移以及思潮變化。某種意義上，一代人「國際視野」的形成，並非自然而然，而是世界局勢、國家戰略與個人教養相互激蕩的結果。

假如你熱愛足球，他關心科技，我對美食更有興趣，那麼，我們之間並不擁有「同一個地球」。個人如此，群體也不例外——晚清之關注富國強兵，五四之談論被壓迫民族，抗戰之矚目戰爭與和平，都深刻影響那個時代普通人的「國際視野」。今天也不例外，全世界230個國家和地區，你不可能面面俱到，關注這些，忽略那些，其實大有講究，隱含著很多潛台詞。上一代人激動不已的，下一代很可能毫無感覺，這背後是時勢推移以及思潮變化。某種意義上，一代人「國際視野」的形成，並非自然而然，而是世界局勢、國家戰略與個人教養相互激蕩的結果。

遠的不說，就說近在眼前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於俄蘇及東歐文化的嚮往，七八十年代向歐美及日本文化致敬，九十年代小幅震蕩，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是自覺地捲入全球化浪潮。此後，中國人確實可以站在家門口，「胸懷全世界」了。即便如此，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依舊是有所發現、有所凸顯，同時也有所遮蔽。

比如當下中國，談及國際政治、文化及學術，除了專門家，一般民眾還是有意無意地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標尺。大學裡的學術交流，自然也不例外，我曾感嘆：「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只跟『美國的中國學』對話，也跟西歐的、中歐的、俄國的、日本的、韓國的、印度的中國學家對話。那樣的話，所謂『國際學術交流』，才能名副其實。」（《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如何與漢學家對話》，初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收入《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裡有語言方面的問題，畢竟懂英文的人多，對話容易展開，好書一下子就譯介進來；但這不是主要原因，關鍵還是心態。若真的想了解，無論哪個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學、藝術，我們都能找到合適的譯者。

舉個現成的例子，今日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非洲的地理與歷史，關心其現狀及未來？沒有做過統計，但我知道比例很低。這麼說，不是炫耀自己先知，恰恰相反，是過去一年多受到若干刺激，促使我認真反省這個問題。

去年4月10日，有幸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第四屆中美文化論壇」，與我同台表演的美國歷史學家，長期關注中非關係，談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國如何援助非洲建設坦贊鐵路。這條東起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迄尚比亞中北部城鎮卡皮里姆波希的東非交通大動脈，全長1860.5公里，1968年開始勘測設計，1970年10月正式開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意義重大，當年曾被廣泛宣傳，我輩耳熟能詳。因此，關於這個話題，沒有事先準備，我也能說上幾句。

今年國慶期間，亞吉鐵路正式通車，媒體有大量的報道。從文明古國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到亞丁灣西岸、扼紅海進入印度洋要衝的吉布地，非洲這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全長752.7公里，設計時速120公里。更重要的是，整個項目的運作方式不再是援建，而是中方負責融資、承包建設和運營，如此互利合作，開創了中非關係的新模式。國慶節後，當我興緻勃勃地談論這兩條鐵路的差異時，發現我的學生既不知情，也不關心。開始有點抱怨，後來想想，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時代變了——我有70年代援建坦贊鐵路的深刻記憶，所以關心亞吉鐵路從技術到運作的巨大變化；他們則沒有接收這方面信息的願望與熱情，因為他們學的是中國文學。

這就說到我們的文學教育。還是在第四屆「中美文化論壇」上，一位美國教授問我中國人如何講授非洲文學。我是中文系教授，本可以此為由，完全推開。之所以願意說幾句，因我了解中文系課程的變化。作為77級大學生，我在中山大學讀書時，教「外國文學」的老師受此前十幾年「亞非拉人民要解放」思潮的影響，在課上介紹了好些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學作品——可惜只是人名和書名，絕大部分沒有譯本，更談不上認真閱讀。這與80年代以後大學生的知識貯備與閱讀興趣，明顯有很大差異。

藉助諾貝爾文學獎巨大的新聞效應，中國人起碼關注1986年獲獎的奈及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1988年獲獎的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富茲、1991年獲獎的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以及2003年獲獎的南非作家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除此之外，普通讀者很少關心非洲文學。這怪不得他們，今天中國大學，不要說中文系不教，即便外國語學院，除相關專業，也都不怎麼閱讀非洲文學作品。

今年夏天，接受某歐洲學者的專訪，談及中國大學問題，我滔滔不絕；聊到歐美及日本的大學，我也能應付自由。沒想到人家話鋒一轉，問我對非洲大學有什麼看法。說實話，那一瞬間我愣住了，從沒想過這方面的問題。事後惡補，方才對這擁有54個國家的非洲大陸的高等教育有大致的了解。讀塔費拉與阿特巴赫的《非洲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與發展前景》（《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明白財政資源短缺、殖民主義影響、長期社會動蕩以及艾滋病的嚴重威脅，使得非洲的高等教育相當落後，奈及利亞、蘇丹、南非和埃及分別擁有45、26、21和17所大學，這已經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即便如此，以中國的經驗，我堅信學術實力不太雄厚的非洲各國大學，在其追求民族獨立以及戰後重建方面，肯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果不其然，近期讀《非洲大學：關照現實還是追求卓越——穆罕默德·馬姆達尼在上海大學的講演》（2016年8月19日《文匯報·文匯學人》），讓我大開眼界。若做歷史溯源，你會讀到非洲教育史上不少重要機構的名字，比如始建於公元前280年左右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公元737年建立的突尼西亞的齊圖納（Ez-Zitouna）大學、公元970年創立的埃及的艾資哈爾（Al-Azhar）大學等，可實際上今日非洲各國大學，其起源大都帶有殖民主義色彩，與上述古代機構關聯極少。單就起步階段模仿歐洲大學這一點而言，中國的情況與非洲很相像——所謂「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上半句是門面話，根本無法落實。我多次談及：「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卻談不上很好地繼承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中國大學百年？》，《學人》第十三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3月）。這個大判斷，得到中國學界的普遍認可。我相信，這也是非洲弟兄們創辦現代大學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上述穆罕默德·馬姆達尼的講演，以1990年代的南非開普敦大學為例，討論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巨大張力——「白人大學將自我定義為卓越中心，而黑人大學的師生員工運動都強調大學的現實意義。兩者的競爭逐漸演變為不同的定位，前者是一種眼光在全球的話語，其中多是追求自我實現的白人學者；後者成為知識分子的話語，其中黑人白人都有。」因為夾雜種族問題，兩種不同話語的衝撞顯得格外刺眼；如果撇開具體時空，作為現代大學，其主要責任到底是「關照現實」還是「追求卓越」，這其實是中非大學共同面臨的兩難處境。我注意到，此次演講的整理稿改了題目，著重點從學者選擇變成大學策略，明顯包含了當下中國大學的困惑。

說實話，要不是受採訪的刺激，我不會關注《文匯報》上這篇文章。因為，按照QS世界大學排名（2016），非洲大陸的學術研究中心、成立於1829年的南非開普敦大學，也不過排第171位，遠不及北大和清華；至於埃及和整個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創建於1908年的開羅大學，排名507，更是不在話下了。可我也在認真反省，教育界這種深受排行榜影響的「國際視野」，是否過於勢利了？即便這些排名全都公正無誤，最多也只能說明其學術水準；而我們都知道，大學對於所在國的貢獻，遠不只論文與專利，更包括深刻影響所在國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發展進程。

記得上世紀80年代，北大中文系曾派教授到與開羅大學齊名的埃及著名高等學府艾因·夏姆斯大學教古代漢語及中國文學。這所創辦於1950年的大學，在非洲地區率先開設中文系，至今仍有中國教師任教，只不過來自不同高校，且最好懂阿拉伯語。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在非洲32個國家建立了46所孔子學院，雖說主要任務是教漢語，不講專業課，但規模相當可觀。說起來有點「動機不純」，對於青年教師來說，到非洲教一兩年書，交流加旅遊，其實是很有誘惑力的。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區域，非洲近年得到中國人前所未有的關注。維和部隊去了，企業家去了，工程技術人員去了，做小生意的去了，大批旅遊者也去了，假以時日，國人對非洲的了解將越來越深入，那片廣袤的土地，也將逐漸撩開神秘的面紗。在這個意義上，新一代中國學者、政治家、企業家乃至普通民眾，他們的「國際視野」，必須包含這日漸崛起的非洲。

我當然知道，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師範大學等都有很好的專門從事非洲教學和研究的機構。但我討論的並非博雅精深的「非洲學」，而是非洲能否成為大學裡的通識課程或社會上的公共知識。恕我直言，相對於歐美學界及民眾，中國人在這方面是落後的。不說玄妙的殖民遺產或後殖民反思，就說堅硬的擺在面前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貿易等，非洲都是巨大的存在，且有良好的發展勢頭。我不僅情感上親近這塊大陸，且堅信中國的非洲研究正迅速崛起，若干年後很可能成為顯學。可惜的是，因精力及學養限制，我沒有能力參與其中，只能樂觀其成。

文字來源：《文匯報》，2016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