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宋教仁的道路：憲政中國之道 - 張永久的日誌 - 網易博客

思想的影子 2010-12-27 09:14:40 閱讀213 評論1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梁啟超、宋教仁的道路：憲政中國之道

□ 楊光

一

　　很少有人將梁啟超與宋教仁相提並論。的確，表面上，這兩個人很不一樣。很久以來，我們習慣於按照「哪個階級、哪條路線、哪個司令部」的政治分類來論人說事。按這套分類標準，梁啟超屬於「封建地主階級」或「腐朽沒落的士紳階級」，走的是漸進改良主義路線，是光緒皇帝和康有為那個司令部里的人；而宋教仁據說是「民族資產階級」，走的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是孫中山和黃興那個司令部里的人。

　　辛亥革命前，梁啟超是保皇黨，宋教仁是革命黨，二人分屬於立場相對、觀點相反、黨派成見根深蒂固的政治陣營；辛亥革命中，梁啟超身在境外，干著急，因革命未能避免而垂頭喪氣、憂心忡忡。宋教仁則親臨一線、奔走運籌，因革命終於爆發而意氣風發、神采飛揚。此間，二人的政治態度幾近對立：帝制搖搖欲墜、已無可挽回之際，梁啟超仍不肯放棄保全清室的願望，欲推行英式政體、「虛君共和」；宋教仁則矢志於「驅除韃虜」、永絕帝制，堅定主張「主權在民」。二人的政綱似乎也水火不容：清朝覆滅之後，梁啟超接受了既成事實，卻仍舊與激進革命黨勢不兩立，他整合前清維新派、立憲派以及民初溫和保守派，試圖將各派反革命勢力冶為一爐，且隱然為各派之共同精神領袖；宋教仁則從「著名革命家」搖身一變為「一流政治家」，為新國家造法創製，為新政府建章立規，並大刀闊斧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是革命隊伍之中從制度破壞轉為憲政建設、從革命黨變為普通政黨之最得力的法制專家、最關鍵的組織能手，也是當時最耀眼的政界明星（可惜只是一顆匆匆划過夜空的流星）。梁宋二人、二黨的「階級背景」、「群眾基礎」、「社會資源」大不相同，黨派利益也針鋒相對。

　　以上諸多歧異，在「革命史觀」或「意識形態史觀」之下，一向被視為「根本差別」、「本質區別」或「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所以，近代史家絕少將梁啟超與宋教仁當作同道中人。但是，如果我們不把上述基於「不同階級、不同路線」的「本質區別」太當一回事，撇開那套「階級性黨性比人性更重要，立場和態度比事實更重要」的是非準則，而將關注的重點集中於梁宋二人對未來中國的制度形式、政體運作的設計與思考，對憲法、議會、政黨、內閣以及司法、財政、外交等重要領域的觀點，尤其是當我們聚焦於二人的政治理想和基本價值觀的時候，則不難發現，梁宋二人的政治思路其實沒有什麼根本分歧，相反，倒有著驚人的相似。

　　比如說，當時人們曾譏笑宋教仁是「議會迷」，但梁啟超又何嘗不是「議會迷」？以對代議制度的重視程度而言，梁是宋真正的同志和先驅。甲午戰敗之後，梁啟超即大力鼓吹議會制度，在中國，對「立憲法、開國會」說得最早、最多且最深、最透的人，無疑非梁啟超莫屬。那個年代，我國讀書人對議會的作用、功能及其制度優越性的了解，對議會在立憲政體中的權力和地位的看法，大半源於梁先生的啟蒙。而在議會制度的理論與實踐方面，黃興、孫中山等同一戰壕的革命戰友，則恐怕與宋教仁沒有多少共同語言。

　　還比如說，關於革命黨與政黨的本質區別，關於政黨政治與代議制度的內在依存關係，關於政黨應由社會精英分子（梁稱社會精英為「中堅階級」，宋稱「優秀特出者」）所組成的觀點，關於立憲政體必須實行政黨政治、政黨是議會和內閣的靈魂的觀點，關於政黨政治必須採取自由競爭、且「最宜兩大對峙，不宜群小分立」的兩黨制主張，關於「非采政黨內閣制，無以善治」的政黨內閣主張，梁啟超與宋教仁也英雄所見略同，幾乎如出一轍。

　　而梁宋之外，袁世凱、孫中山、黃興、黎元洪、章太炎等其他民國開國元勛，則要麼並未真正理解代議制度、政黨政治與民主共和政制的關係（如袁世凱），甚至曾公開否定過議會制度、政黨政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如章太炎），要麼對議會之有無、之結構、其許可權之大小，政黨內閣之可能性、可行性、可靠性並不真正介意（甚或當成完全無關緊要），只把對權力的分配和掌控當成了天大的事。以袁、孫、黃、黎四人名義發表的「八大政綱」涉及國家統一、軍事、財政、實業、民生等重要議題，卻偏偏對共和國最關鍵的制度設置——憲法、議會與內閣——不置一詞，可見那四位大人物與梁宋大異其趣，並不真的以憲法、議會、內閣為共和政治不可或缺之事。

　　比起梁啟超與康有為或袁世凱，比起宋教仁與黃興或孫中山，梁宋二人更象是心心相印的同道中人。與其說梁宋是政治上的敵對者，還不如說二人是相輔相成的政體建設者、相反相成的憲政對弈者。

　　二

　　辛亥革命前，梁、宋二人皆長住日本，但沒有什麼交情，也沒有什麼過節。與梁啟超既有交情又有過節的革命黨人是孫中山。孫中山因與梁啟超合作不成、且檀香山財源被保皇黨侵蝕而大發其怒。本來，黨派合作在於情投意合，不必非親即仇，檀島華人有捐款自由，也不是革命黨的獨家山頭，但孫先生可不認這個理。孫認為梁不地道，挖了他的牆腳，動了他的乳酪，罵梁「首鼠兩端」、「認賊作父」、「滿奴」、「漢奸」、「公敵」，完全不留餘地，甚至聲稱要「先清內奸而後除異種」、「誅此二妖魁」（「內奸」指保皇黨，「異種」指滿族人，「二妖魁」指康、梁）。到宋教仁流亡日本時，海外的革命黨早已與立憲派翻臉，敵對情緒愈來愈濃，彼此惡感也愈來愈深。宋教仁既然投身革命，奉孫中山為領袖，不可能不受此種敵對情緒的影響。1905年宋的密友陳天華（《猛回頭》和《警世鐘》的作者）與梁啟超會晤並通訊，一度轉向改良主張，就曾遭到宋教仁和黃興的責備。可見，宋對梁是有成見、有戒心的。但宋是理性溫和之人，不至於被成見沖昏了頭腦。

　　平心而論，清末立憲派對待革命黨大體上還算有紳士風度，溫文有禮，講究分寸，只作理論商榷，不作謾罵攻訐。梁啟超雖也有過對革命黨咬牙切齒的時候，但他從骨子裡就是一個溫和敦厚者，對清政府如是，對革命黨亦如是。梁先生認為，「天地甚大，前途甚寬，實有容兩主義並行不悖之餘地」，且兩黨「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更應該「相扶掖為用，不相妨礙為界」。國內的立憲派更對革命黨大表同情之意，經常聲援、庇護、營救遭政府迫害的革命黨人。

　　但是，革命黨對待立憲派可就有些過分了，得理不讓人，不得理亦不讓人，往往意氣用事，從造謠、謾罵，到挑釁、毆打，但為革命故，無所不敢為。一些革命黨人以肢體衝突為能事，1907年在政聞社（梁啟超發起的憲政組織）成立大會上衝擊會場、大打出手，1910年將立憲派人士白堅打到頭破血流。更怪者，干出這類醜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民國初年回到國內之後，仍上演過搗毀立憲派報社《國民公報》、在國會裡打架罵人等鬧劇（不過，得補充一句：在國會裡打架罵人固然不美，卻總比數百萬人在遼瀋、淮海大打內戰，比「鎮壓反革命」、「反右派」、「文化大革命」要文明千百倍）。1910年，由立憲派發動且舉國支持的國會請願運動被清政府拒絕，海外一些革命黨人竟然幸災樂禍、擺酒慶賀，一副「凡是立憲派支持的，革命黨都反對」的架勢。難道不是有些過分嗎？

　　但宋教仁不同，他是另一種類型的革命黨。按梁啟超的說法，革命黨可分為激烈與非激烈兩類。激烈者「純屬感情用事」，「只宜於破壞，不宜於建設」，「終不能結為有秩序之政黨」，對其「不可阿順之」；非激烈者為「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革命後可導入民主憲政軌道，造成「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宋教仁當然屬於後者。

　　在革命群英譜中，宋教仁是聰明好學、才華橫溢的一位。文才、學識、思想、政見，都是第一流的。客觀地說，宋氏才識超出孫、黃多多，不可同日而語。宋在政治法律、邊疆史地、財政管理以及宋明理學（尤其是陽明學）等方面均有深鑽精研。恃才傲物、難於相處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瞧得起的人極少，老一輩的康梁、新一輩的陳獨秀胡適都不曾放在眼裡，卻對宋教仁的才學讚許有加，更公開推宋為國務總理的不二人選（但章太炎的頌揚使年輕的宋教仁遭到黨內外大人物們的嫉妒和忌諱。在中國政壇，舉誰當總理大概是不可以公開討論的，除非已經在密室里談妥、十拿九穩，否則多半好心辦出壞事）。章士釗、蔡元培、楊度、于右任、徐佛蘇、林長民、蔣智由等才學之士與宋教仁政見各異，有的「先進」，有的「落後」，但均與宋惺惺相惜，過從往還十分密切。此中因緣或與革命無關，慕其長才實學，合其學問意趣，信其人品道德是也。

　　有證據表明，在流亡日本期間，梁啟超對宋教仁頗為欣賞。在當時的留日學生中，宋以文名見長，梁見宋發表在《民報》的文章後曾托徐佛蘇致意，表示願與相見。彼時梁正與革命黨在《新民叢報》和《民報》上展開馬拉松式大論戰，梁亦轉達宋教仁、章太炎息戰調和之意。宋與章同意梁的調和倡議，但孫中山、胡漢民、黃興不許，要與梁鬥爭到底。

　　到了民國初年，革命黨中孫派人物仍全力排斥梁啟超（如胡漢民對梁口誅筆伐，稱梁對民國「犯罪」。孫的親信中唯汪精衛曾向梁示好），但黨中黃派、尤其是黃派中之宋派，則向梁表達敬慕之意。在國民黨歡迎梁啟超歸國的大會上，胡瑛、孫毓筠稱頌梁啟超為「全國最崇拜之人」、「當代第一人物」。梁漱溟先生晚年回憶民初往事，說第一屆國會競選期間，宋教仁曾專程跑到天津拜訪梁啟超，以英美式兩黨輪替執政相勉勵。「梁若執政則他願在野相助；否則，他出來時請梁善意監督。這原亦是梁的夢想，對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後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但此事似無其他的證據。

　　三

　　宋教仁與其他革命家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他與梁啟超最大的相同之處，是別人滿腦子只想著如何破壞舊國家、推翻舊政府，他則把如何建設新國家、組織新政府放在更加優先的位置：為建設而破壞，非為革命而革命。宋教仁說，「飄忽敢死者易得，條理縝密之士蓋寡，非先植其基，雖滿州傾覆，猶足為憂」。在他看來，若沒有做好建設新制度的準備，即使革命僥倖成功，亦將徒勞無益。這種建設重於破壞的想法，在當年革命黨中並不為眾人所樂聞。

　　僅1906年初至1907年初，宋教仁一年間編譯出版的政法文獻就多達數十萬字，如《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各國警察制度》、《澳匈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等等，1908年翻譯了長達1400多頁的《比較財政學》。當別人在為搞暴動還是搞暗殺而犯愁的時候，他在為未來的憲政中國默默做功課。謀劃革命方略的同時，革命之後一個新國家的政制結構、政體方案，以至國計民生、財政外交，都已經在宋教仁的腦中漸具雛形。革命勝利後宋教仁之所以擔當民國主要的法律起草人，實際上他是我國「共和法統」的奠基人、創始者，「民主中國的叔孫通」，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宋教仁與某些革命家另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也是他與梁啟超另一個重要的相同之處，是他堅定不移的愛國心。1907年宋教仁潛赴東北，欲聯絡「馬賊」起義，偶然獲悉日本吞併我國間島的圖謀。他立即中止起義計劃，轉而撰寫《間島問題》一書，運用中日韓三國的史地資料，從國際法角度駁斥日本的謬論，有力地幫助了清政府對日交涉成功。時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得宋書「如獲拱璧」，「謂宋有大才，特電……致意宋某，使即來京助理間島交涉，當與以不次之擢用」，並贈銀元兩千。還有人說，袁世凱曾奏請慈禧太后對宋「取消通緝並賞四品京堂職」。那時，宋教仁正醞釀以「中央革命」或「中部革命」取代孫黃屢戰屢敗的「邊地革命」，本來也有意趁機回國另尋革命門徑，起程前忽然收到了兩封以革命戰友口吻寫給「宋京卿」和「宋京堂」的匿名信，該信對他做出酸溜溜的挖苦並威脅。宋教仁知道革命黨人對他有誤解，為表白心跡，他不得不放棄回國，並在極端窮困的情況下將公費留學經費交回駐日使館，以示與清政府決絕。

　　今天看來，宋教仁幫助清政府外爭國權、護衛領土，這無疑是正確的。革命者大可不必凡事皆與政府為敵。章太炎「革命不忘講學」，宋教仁革命不誤愛國，梁啟超保皇不改立憲，這正是清末「體制外」諸賢精神上極其可貴之處，總比陳其美辦公兼顧宿娼、孫中山革命不誤泡妞（據說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連飯都吃不飽的時候，掌握革命黨財權的孫先生居然花大價錢娶了15歲的日本小姑娘大月薰為妾）要可貴得多。為國家民族挽回一座島嶼，實勝於向滿族王公發動百次暗殺。

　　讓我們且來比一比吧：同是著名革命家，有人為了替子孫後代「愛惜領土，保護利權」，可以放棄起義而同「反動政府」一致對外（宋教仁）；有人為了籌款起事可以獅子大開口，拿未來中國的礦權、路權以至東三省主權與外國作交易（孫中山）；還有人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可以擁護並協助外國政府策動外蒙古「獨立」（毛澤東）。其間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四

　　梁宋都是憲政主義者。理論上一般認為，憲政有兩大功能，一為限制政權，使勿作惡；二為申張民權，保其「當家作主」。梁啟超側重前者，主張三權分立制衡，「主權在國」；宋教仁則側重後者，主張立法權至上，「主權在民」。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兩人的觀點也有些不同。梁啟超側重中央集權（不過後來他也贊成「聯省自治」），主張「強善政府」；宋教仁側重地方分權，主張「省長民選」。有人認為這些政見上的差別註定了梁與宋只能做相互競爭的政敵，不可能成為志同道合的政友。這當然也是有道理的。

　　不過，所謂憲政，原本就建立在不同黨派間政見對壘和勢力動態均衡之上。我一貫正確、你一向錯誤，我不斷壯大、你不斷萎縮，最後單極化、一黨制，甚至於強行「統一思想」、「與某某保持一致」，則即使有憲法，也終究無憲政。這種教訓，我們中國人已經見識得夠夠的了。誠如梁啟超所說：「各國政黨之潮流，皆有兩派：一激進，一漸進。中國十餘年來，亦本有此兩派，使各一心為國，團我二派，各自發達，則中國之進步，尚可限量乎？」又說：「兩黨嬗代，以多數民意之向背為進退，則民視民聽之實克舉而政象即於良。」無論如何，不管是「主權在國」還是「主權在民」，「強善（中央）政府」還是「省長民選」，亦不管是政敵還是朋友，梁宋二人、二派所贊成的政治競爭方式是自由的政見之爭、公正的選票之爭，亦即憲政框架內的正當競爭。在帝制已倒、民國已立的情況下，梁宋二人的政治底線是，絕不能搞帝制復辟、政治暗殺、「繼續革命」、「武裝奪取政權」那一套。梁宋本來有機會教我們如何做憲政體制下一對文明的政敵，惜乎天不我與。國中願守底線的政界紳士偏少，不擇手段好走極端的政治流氓偏多。

　　歷史對梁、宋這樣的大賢之士是不大公平的。梁啟超一直被「革命史觀」所蔑視，之所以如此，據說「要害就在保皇」，一日「保皇」，便永世不容翻身。其實，「保皇」的梁先生對辛亥革命功莫大焉。胡適在日記里寫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這話可能略有誇張，但與實情則相去不遠。辛亥革命已過百年，如果今人仍然認為革命成功是可以憑暴力打出來的，那實在是愚蠢到家了。當一國的社會風向、政治思潮、國民心理已發生了有利於革命的變化，革命想不成功都難，反之亦然；而轉風向、改思潮、變心理的工作，正是梁啟超那枝「常帶感情的巨筆」所得心應手之事。更何況，梁啟超還有護國討袁、討伐張勳的「兩造共和」之功。梁之受歷史蔑視的真正「要害」，恐怕不僅是因為「保皇」，更是因為梁既與中山交惡，更對後來的「赤黨」深惡痛絕，犯了國共兩黨數代當朝者的大忌。

　　至於革命黨曾經的第三把手宋教仁，在革命史學中也早就被邊緣化了。宋留在史冊上唯一的革命功績，似乎就是有幸被人暗殺，為不肯憲政轉型的那一部分革命黨人創造了繼續革命的借口。晚年的孫中山對宋教仁屢有惡評。說實話，孫惡評宋，倒比孫誇讚宋更真實一些。在革命黨之中，宋教仁感情上親近華興會的湖南籍諸友，組織上則推黃反孫，個人私交上與黃興、譚人鳳、章太炎、于右任等人為莫逆，卻一向與孫中山格格不入。宋教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以孫為過氣的多餘的人物。同盟會每次內訌，宋教仁都站在反對孫中山的一方，革命勝利後，更有聯絡黃興「架空」孫中山之嫌，至少孫派的人內心裡是這麼想的。當孫派成了革命的唯一「正統」後，宋教仁在歷史中被邊緣化，淪落為「宋案」的道具、「二次革命」的導火索，也就不難理解了。

　　有意思的是，詆毀梁宋者還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兩人都曾「想當總理」。宋教仁在民初飽受人身攻擊，一是所謂「議會迷」，二是所謂「想當總理」——前者見其「幼稚」，後者見其「野心」。「狡詐」的梁啟超又何嘗不「想當總理」？梁曾說過「非國務大臣不做」，還說過「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振求」。梁宋皆是自恃極高、抱負極大且光明磊落的陽光政治家，二人既是公認的政黨領袖，又全都主張政黨內閣，在內閣制政體中，「想當總理」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如宋教仁所說，此事「用不著避什麼嫌疑，講什麼客氣」。只要是以憲政之道得之，「當總理」何樂不為？不以憲政之道得之，即便當到了「偉大領袖」或「軍委主席」那個級別，又算得老幾？以憲政觀點視之，梁宋二人「想當總理」無可詬病，不僅是其權利，而且是其義務，沒什麼好說三道四的。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先生將宋教仁比作「中國的傑斐遜」。我以為，梁啟超似可稱為「中國的漢密爾頓」（巧合的是，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諸賢中唯一主張君主制的人）。我們所最缺少的人物，是「中國的華盛頓」（孫中山、袁世凱均曾被其支持者及獻媚者名之以「中國的華盛頓」，其實難副）。在民初政壇上，與袁世凱、孫中山、黎元洪、黃興等一時顯赫的大人物相比，思想和主張最適合於民主憲政，且最深刻、最老練、最成熟、最穩重、站得最高、看得最遠、最有真知灼見的人，是梁啟超和宋教仁。然而，在二人身後，卻被嘲笑為「天真幼稚」、「書生氣」，被諷刺為脫離群眾、不懂國情，被斥責為「議會迷」、「想當總理」。而那些滿嘴胡話、大言無實之輩，滿腦袋漿糊、一竅不通之輩，滿肚子私慾、胡作非為之輩，滿心惡念、以斗為樂為輩，卻偏偏小人得志，惡人搶先，總是得了便宜，佔了上風，直至今日，依然如此。這真是一件讓我輩感到灰心且難過的事情。

註：最近在寫一本關於宋教仁的小說，寫歷史小說是我多年的夙願，總算拋開了雜念和寫傳記的誘惑，回歸到這條路上了。計劃有一些，相對我的年齡而言甚至有點龐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是鐵的真理。

因為寫宋教仁，對宋的史料和評論尤為關注，轉帖的這篇文章，對宋的評價比較準確。百年前的歷史中，梁啟超、宋教仁是難得一見的英才，像划過天空的流星，歷史對他們的評價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