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難》與蜀道

肖偉義/文

李白的《蜀道難》，以其瑰麗的色彩、奇幻的意境、磅礴的氣勢，集中反映了李白詩歌的藝術風格和藝術成就，是其眾多詩作中最有影響力的名篇之一，不僅在唐朝譽滿朝野，而且在今天也放射出獨特的藝術之光。

漫遊求仕與《蜀道難》

李白無疑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歷來的詩解、詩人解都是在這個定位下生髮展開，往往忽視了李白的政治理想。縱觀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求仕為官一直是讀書人的主流思想，但凡有才氣的文人，年輕時就拋開這一想法者，能有幾人？畢竟，封建社會對有才能的年輕人只提供了這條實現人生價值和施展社會抱負的唯一通道。李白年輕時同樣是滿懷政治理想，走上了實現理想的求仕之路。

李白生於西域碎葉，五歲隨父遷居今四川江油。二十歲以後開始漫遊，曾登臨峨眉、青城等蜀中名山。這些生活經歷，對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詩風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也造成了他思想的複雜性，並使他的政治理想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唐劉全白《李君碣記》），胸懷「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政治抱負。

李白「不屈己，不幹人」（《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性格和「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唐范傳正《李公新墓碑並序》）的宏願，註定了他求仕之路的崎嶇而又漫長。他沒有也不屑參加科舉考試來求取功名，而是選取了近乎異端的求仕之路。十多年間，他遊蹤所及，幾半中國，求仕之路曲折多舛。漫遊中，他創作了大量的詩歌，譽滿天下，並向韓朝忠諸人上書，幻想通過類似縱橫家遊說的方式，憑自己的文學才華得到知名人物的舉薦；有時又沿著當時已成風氣的「終南捷徑」，先後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吳筠等隱居嵩山、徂徠山和剡中，「隱不絕俗」，希望通過隱居學道來博取聲譽，直上青雲。天寶元年，李白終因吳筠的推薦，唐玄宗下詔征赴長安。

《蜀道難》創作於何時？一說是天寶元年（742年）李白征赴長安之時，時年四十二歲；二說是開元十八、十九年（730-731年）李白首入長安之時，時年三十、三十一歲。兩種說法，各有考據，難有共論。但是，兩種說法都能說明，《蜀道難》創作於李白漫遊兼求仕的時期。特殊的詩人在特定時期的創作活動，往往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由此觀之，《蜀道難》的創作就不僅僅是純文學創作那麼簡單了，極有可能承載著李白實現政治理想的功利。

李白寫《蜀道難》的目的是什麼？古今都有不少說法。其中主要說法有：寄託對仕途坎坷的感慨，對時弊的揭露和諷刺，送友人入蜀，即事成篇別無寓意。李白寫《蜀道難》時還未入仕，對仕途坎坷並無親身感受，作詩寄託感慨之說有些牽強。而他當時正熱衷求仕，揭露和諷刺時弊之說就顯得附會。李白有大量的送別詩，大都在詩名上反映出來，其中也有《送友人入蜀》篇。當然，不能以此認定《蜀道難》不是送別詩。但詩作憑空起勢，氣勢雄壯，且場面宏大，又不像送友人時作。所以，極可能是無寓意的即事成篇。而後李白將《蜀道難》送給賀知章賞讀，可見他也自認此詩是得意之作。由此猜想，李白寫《蜀道難》也許是為了宣洩自己超凡的才情，炫耀自己過人的才幹。骨子裡的傲氣混合著實現理想的渴求，催生了《蜀道難》的「橫空出世」。直白地說，《蜀道難》也許就是李白求仕的一個鋪路石，入仕的一塊敲門磚。

《蜀道難》與沽名釣譽

據傳，李白的詩歌「集無定卷，家家有之」，朝野爭誦，用不著沽名釣譽的自我「營銷」。以李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將進酒》）的豪放，似乎也不會以詩來沽名釣譽。但放到《蜀道難》上，卻又未必。一是因為前述《蜀道難》創作的時期及李白當時的思想，二是因為關於《蜀道難》的一則文學故事。

唐代孟棨《本事詩·高逸》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人』。」賀知章也是著名詩人，當時為官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是皇帝的近臣，因而人稱「賀監」。李白結識「賀監」，並送上得意之作，難免有結交權貴、沽名釣譽的功利之嫌。他自己在《對酒憶賀監二首》序中說：「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蜀道難》不僅使李白沽得「謫仙人」之名，而且釣得「金龜換酒」之譽，並進而換得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進一步推薦，使他享受到玄宗皇帝「降輦步迎」（唐范傳正《李公新墓碑並序》）的最高禮遇。可嘆的是，「謫仙人」之名只換得供奉翰林之職，難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加上他欣賞「謫仙人」之名而自視為「仙」，作風桀驁，在度過一段狂放縱酒的生活後，他上書請還，終至賜金放還。李白的這段仕途經歷，可以說是成也賀知章，敗也賀知章！就《蜀道難》而言，成也《蜀道難》，敗也《蜀道難》！

李杜筆下迥異的蜀道

蜀道，即古代出入蜀地的通道。唐代的蜀道主要有兩條，一是自三峽溯江而上的水道，二是長安通往成都的官道，翻秦嶺過巴山，路途艱險，即隴蜀道。唐代有「揚一益二」之說，除富庶的江南外，蜀地就算當時最繁華之地了。所以，引得眾多文人出入蜀地。「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賈島、李商隱、溫庭筠等詩人都先後出入蜀地。高適、韋莊還在蜀中為官，岑參入蜀後竟終老於此。其中最為知名的，當數李白和杜甫了。在描寫蜀道的詩歌中，最著名的是李白的《蜀道難》和杜甫從隴蜀道到達成都的兩組二十四首紀行詩了。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杜甫離開秦州（今甘肅天水）赴同谷（今甘肅成縣）；十二月，又離開同谷，開始了入蜀的行程。在流離困頓中，杜甫將途中的險山奇水，連同自己的心境、感觸一併付與詩中，將千里山川風貌一一展現於組詩。這兩組紀行詩，從《發秦州》到《鳳凰台》十二首，從《發同谷縣》到《成都府》十二首，全以地名為詩名，蹤跡可尋，歷歷可考，可謂完整真實地將蜀道的風光、艱險通過詩歌藝術地再現出來了。

由於杜甫當時正處於政治失意、生活困頓之時，所以組詩中的道路，「山峻路絕蹤」「天窄壁面削」「千岩自崩奔」「水寒長冰橫」「屢跼風水昏」「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還有「熊羆哮我東，虎豹號我西」「冥冥子規叫」……儘管筆端流露出很強的感情色彩，但憑藉跋山涉水走過來的真實體驗，依然描寫出了蜀道山川「山色佳有餘」的雄壯、險峻景色和淳樸的「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的民風民俗。馮至在《杜甫傳》中評說：「其中沒有空幻的高和奇，只有實際的驚和險。」

杜甫組詩中「只有」的恰巧是李白《蜀道難》欠缺的，而其「沒有」的，又恰巧是《蜀道難》所張揚的。這不僅是兩位偉大詩人詩風不同所致，更是創作時依憑的不同造成的。杜甫憑的是一步一步親歷的真情實感，而李白所依仗的主要是傳說想像。

李白五歲隨父遷居蜀中，沒有史料說明入蜀的路線，有人推斷可能走的是隴蜀官道。二十五歲李白出蜀，史籍記載是出三峽走水道，其後一生再也沒回蜀地了。可見，李白對隴蜀道並不熟悉。幾十年後寫《蜀道難》，兒時的蜀道記憶已模糊而不具體，雖有當時蜀道親歷者的傳言可參考，但對李白來說，「蜀道難」就可能只是一個不具體的概念。僅憑兒時記憶和概念，要將「蜀道難」演繹成千古流傳的《蜀道難》，非藉助傳說想像而不可為。

《蜀道難》有「太白」「峨眉」「青泥」「劍閣」「錦城」等可考的地名，這說明寫的是隴蜀道的艱難。但在景色的描摹上，只有「空幻的高和奇」，沒有「實際的驚和險」，描景的詩句缺乏屬地的獨有性，一些描寫移放在其他地方亦無不可。為了彌補實際描寫的欠缺，《蜀道難》從蠶叢魚鳧說到五丁開山，全用渺茫無憑的神話傳說，烘托奇險的氣氛，以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奇麗的誇張，一氣呵成的氣韻，一唱三嘆的句式，依然完美地營造出了「蜀道難」的悲涼氛圍和意境。在蜀道詩中，杜甫的組詩以真情實感的實際描寫見長，情融詩中，是紀行詩最優秀的篇章；李白的《蜀道難》以傳說想像的泛寫為主，氣貫其中，登上了樂府詩的藝術頂峰。

《蜀道難》與蜀道

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千里蜀道線上，官員赴任，商賈往來，文人出入，連綿不斷。蜀道，作為連接關中平原、漢中盆地與成都平原的紐帶，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相融交流的通道，在中華文明中發揮著重要的歷史作用。詠嘆蜀道的詩歌雖始自漢魏，但真正使蜀道聞名天下的還是李白的《蜀道難》。一曲《蜀道難》，三嘆「難於上青天」，千古傳唱，向天下人宣傳蜀道是難度係數最高的畏途。好在四百多年後宋代詩人陸遊入蜀，一首《劍門道中遇微雨》的「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新形象，才給陰森恐怖的「蜀道難」氛圍注入些許的輕鬆與浪漫。

李白以神奇莫測之筆寫就的《蜀道難》，在當時就贏得了廣泛的驚奇讚歎，並引來後世眾多文人對蜀道的關注，寫下了不少詠嘆蜀道的詩歌，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少見的以一條道路為題材的文學活動—蜀道文學。歲月滄桑，朝代更迭，無言的蜀道也經歷著歷史的洗禮。蜀道文學演繹了蜀道歷史，記述了蜀道變遷。明代方孝孺作《蜀道易》，雖為歌頌當時皇上，但也反映了蜀道變遷與時代變化息息相關。

俱往矣，「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時代已經來臨。如今，上青天易，蜀道變通途。蜀道變遷已成為中國文明史中精彩的篇章，蜀道文學又迎來一個嶄新的創作時期。此時，關心關注蜀道的人們應該想起李白，是他提升了蜀道與中國歷史的關聯度，促成了蜀道文學的形成和發展。千古永存的蜀道山川更應該高誦《蜀道難》，是詩歌神秘的魅力為蜀道注入了靈氣，有了更厚重的文化積澱，伴隨著蜀道走進新時代。蜀道長在，《蜀道難》共存。

本文來源：四川新聞網-成都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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