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星期五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

作家莫言星期五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

這次演講會是哥大在世界領袖講壇的項目內為莫言舉辦的。會場在通常接待崇高人物的哥大最著名的紀念圖書館內。莫言在回答與會者的問題(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不要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

莫言在強調寫小說必須圍繞人物、緊貼人物這一中國大作家沈從文的教導後，話鋒一轉：「寫人的時候應當忽略人的所有的階級的屬性，不要考慮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即便是個所謂的壞人，也應該把他當人來寫;即便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道德模範，寫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他們一些正面因素之外的負面的東西。不要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

本來說到此也可以打住了。但是他意猶未盡，接著說：「只有這樣小說才有可能克服地域性障礙，獲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證。」

紐約時報11月5日《歷史輪迴：兩個文藝座談會》一文說，周小平在其博客中獨家透露，習近平在會上說，「『文藝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國外獲獎為目的，抱著這種目的去創作是沒有前途的……』。這些話被坊間解讀為『不點名批評』與會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雖說當年莫言也曾加入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紀要》的行列，但他跟歌功頌德派還是不同。

*哪個黨都不是*

莫言是個講故事的好手。好聽的故事必須讓人覺得真實。他的演講也與人質樸、客觀的印象。他說《紅高粱》中講到的1938年的那場戰鬥，其實既不是共產黨打的，也不是小說中說的土匪打的，而是游擊隊打的。「這支游擊隊今天可能隸屬於國民黨的領導，明天他突然搖身一變又歸共產黨領導。」顯然，他的這種描述與主旋律作品是迥然不同的。

但莫言不能實話實說的時候，他會用既不撒謊又不實說的方式表達。

當回答一位研究生有關習近平主席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對文藝創作「會起制約還是促進作用」的敏感問題時，莫言顯得有備而來，他不溫不火地說了三點：

*對習主席的文藝座談會感到突然*

首先他說，對這次會議「感到突然」(千萬別以為他要爆料了!)。他接著的解釋是：「當時在高密，定了14號晚去山東電視台，做一個紅高粱電視劇首播的一個節目，通知我趕回北京，有重要的會議，我說，我要做節目呀，他們說你還是回來吧，我就回去了。」純客觀描述，並無他意。

第二，到了會場，「感到會議很放鬆啊」，「不像一個嚴肅的會議，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而且我們的習主席也不斷地脫稿講話，大量地列舉了他青年時期讀過的很多西方的書，涉及到我想幾十本之多。」

但是，後面話似乎與前面又矛盾了：習近平的講話，「主體部分跟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的領導人關於文藝的講話的中心內容是一致的。像中國每隔5年就開一個什麼文聯代表大會，按照慣例大會閉幕的時候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就會出席講話，講話的中心內容就是人民啊、主題啊、接近生活啊，深入生活啊，就是這些東西。」可這些難道還不嚴肅嗎?

*只記住了兩句話*

數百哥大學生出席演講會(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不過，既然這些都是老生常談，莫言說，「所以我也沒感覺到有什麼新的壓力。」

最後，莫言從習近平講話中找到了護身符：「有兩句話對我印象很深，記憶很深。他說對一個作家來講，對一個藝術創作者來講，最重要的，「創作是中心任務」;第二句話，「作品是立身之本」。我覺得我特高興，聽了這兩句話。」因為，「我今後兩年少開會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了。叫我開會，我說我的中心任務是寫作。」

在將近40分鐘、以寫小說為主題的演講中，莫言說，他在小說中塑造了數百個人物，「每個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列舉了他30歲時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等共六部小說中他認為「比較重要的人物」與大家分享。他所選擇並加以剖析的這些人物中至少三個反映了他試圖通過塑造人物形象批判中國現實的努力。

*那個劊子手有當代性*

《透明的紅蘿蔔》中那個具有奇特、超乎常人忍受痛苦能力的黑孩子，雖然會說話，卻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他特別敏銳，能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物。莫言說：「小說里的黑孩子實際上是我們那一代人的縮影。如果說有原型的話，那麼他的原型就是像我這個年齡那一批生活在中國北方農村的孩子們。我們忍耐了很多痛苦，我們見證了很多別人沒看到過的歷史，我們經過了我們自己的忍耐，奮鬥，然後都變成了今天的大人。」

《生死疲勞》中的堅持單幹的藍臉。「他死活不加入人民公社，他一直單幹，一直抗拒到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了，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當年把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現在又把土地重新分給農民，實際上又恢復了單幹，這時大家才認識到藍臉的堅持是對的。他以個人的力量跟整個社會對抗，當時認為他倒退保守，反動，回頭看，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

《檀香刑》中的劊子手趙甲原型是在東北做過警察的人，執行過很多次槍斃人的任務。後來聽說他當年槍斃的人中有一個不是壞人，而是英雄。但是，這位警察安慰自己，即便殺錯了也不是我的錯，我在執行任務。由此，莫言想到要塑造一個劊子手的形象。

但是，他把這個當代故事變成了古代背景。不過，他沒忘了提醒大家，他說，「儘管是個歷史人物，大清朝的劊子手，但是，因為他有了當代生活的原型，這個人物實際具備了當代性。實際寫的也是今天的人，我們自己。所以我也希望讀者從我寫的歷史人物里看到當代的生活。」

黑孩子和劊子手都體現了莫言小說的寓言性，也是他生長的北方農村環境練就他的應對嚴酷現實的特有表達方式。

莫言說，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的生活有了很大變化。現在根據他的小說《紅高粱》改編的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一些外景地都成了當地政府修建吸引遊客的旅遊景點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莫言告訴大家，正在熱播的60集電視連續劇《紅高粱》收視率不錯。他說，反應兩極，這對獲得高收視率很有好處，「有人說好，往天里捧，有人說差，往地下踩，在爭論的狀態下，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好還是壞。」他繼續說，「今後電視台想收視率飆升，就要雇兩撥人，一幫說好，一幫說壞，一個作家要想讓自己的書暢銷的話，也應當雇兩撥人，一幫罵，一幫捧，然後讀者就要看看究竟，所以書就賣多了。」這段話聽上去並不幽默，倒讓人感到不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所說，而比較像他自稱的「我還是個農民的兒子」的氣質。

主持人問他的下一部作品，他說不太好透露，但卻透露了他在文藝座談會上與習主席的互動。「習近平主席問我，『你在寫什麼呀?』我說，正在寫。(笑)「是長篇小說嗎?」我說是話劇。

莫言說，這部構思很久的話劇差不多已經寫完。「這個話劇的題材只能說兩個字，愛國。就是寫一個不該愛國的人他特別愛國。」

莫言表示，作為獲諾獎後的變化之一是現在他不敢輕易發表作品，怕引來還不如前的罵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