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硬米粒兒一樣的傅雷

　　傅雷去世已經50年了，人們之所以還記住這個名字，是因為他為我們留下了《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約翰·克里斯朵夫》等眾多譯筆優美的佳作，還有那本婦孺皆知的《傅雷家書》。讀者心中的傅雷，既是一位天才的翻譯家和作家，又是一位舐犢情深、循循善誘的父親，當然更是一名有風骨、有氣節的知識分子。

　　傅雷早年留學法國，回國後先後在上海、昆明等地教書、寫作，在文化界和藝術界影響巨大，與錢鍾書、楊絳、樓適夷、施蟄存、宋淇、柯靈等皆為知己好友，可以說是門生故友遍天下。在朋友們眼裡，傅雷又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楊絳的記憶

　　楊絳與傅雷相識在抗戰勝利前夕，當時兩家都住在上海，相距不遠，晚飯後錢鍾書和楊絳常去傅家夜談。那時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空氣壓抑、窒息，楊絳晚年回憶說，只有到了傅家樸素幽雅的客廳，見到傅雷夫婦和朋友們，才一掃日常生活的沉悶與苦惱，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傅雷早年喪父，母親對其管教甚嚴，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性格難免有些偏執、孤拗，所以傅雷在人們印象中是個嚴肅的人。但楊絳眼裡的傅雷卻是個含笑的兄長，總是捧著個煙斗，待要放到嘴裡抽，又拿出來，「眼裡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這個笑眯眯的傅雷與眾人眼裡嚴肅的傅雷是不是有些大相徑庭？

　　但傅雷的笑臉只是朋友的，在孩子面前，他又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嚴父。傅雷有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那個時候還是調皮的小頑童，最愛聽「錢伯伯說話」，每當錢鍾書和楊絳去傅家聊天時，總愛躲在客廳外偷聽，而這又恰恰是傅雷絕對不允許的。楊絳曾在文章里這樣寫道：「有一次，客廳里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後哥哥弟弟背著臉並坐在門檻後面的台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

　　傅雷一聲呵斥，兩個孩子馬上逃跑，但過一會兒傅雷又突然開門，孩子依然坐在原處偷聽。傅雷關上客廳門出去，楊絳他們聽到傅雷的斥責聲，妻子朱梅馥的責怪和調解，還有孩子的哭聲和辯白。因為熟悉傅雷的脾氣，客人們也不敢勸解，還要裝作不知道的樣子，不一會傅雷回屋，臉色氣得鐵青，朱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朋友們告辭後不免議論：「傅雷對孩子就是這樣！」

　　多年以後，傅聰回國去錢家拜訪，毫無顧忌地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憶及童年舊事，傅聰告訴楊絳：「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但他也知道，爸爸打他是對他嚴格，正所謂愛之愈深責之愈切。朱梅馥也曾對楊絳說過，傅雷情緒激動時對孩子這樣嚴厲，但沉靜下來會責怪自己，又會增添新的苦痛——楊絳筆下這個嚴厲得不近人情的傅雷，與《傅雷家書》中那個溫情脈脈的父親，其實都是真實的傅雷，同一個傅雷，只不過是他的兩個側面而已。

　　楊絳眼裡的傅雷是直率、硬朗、執著的，「像硬米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1954年翻譯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傅雷沒有與會，只提供了一份書面發言。傅雷在發言中列舉了翻譯中存在的許多謬誤，舉出了一些例子，但他忘記了這些例子都是有主人的，並且這些主人大都在現場，結果是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甚至被氣得大哭。事後錢鍾書寫信責備傅雷孟浪，傅雷氣呼呼地與錢氏夫婦中斷了聯繫，不過很快就恢復了通信。

　　後來楊絳評論此事說，翻譯工作非常瑣碎，難免會出錯，如果傅雷先挑自己的錯誤做引子，或者事先和朋友們商量、溝通一下，別人也許會心悅誠服。憑心而論，楊絳的話非常正確，大部分人也都會這樣考慮，但傅雷不會，如果那樣就不是傅雷了。

　　樓適夷的不滿

　　傅雷的老友樓適夷也與楊絳一樣，對傅雷管教孩子印象特別深。《傅雷家書》出版後，樓適夷以故交的身份欣然作序，他在序言中說：「對於傅雷給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許多記憶可以搜索的。……他不讓兒子去上外間的小學，甚至也反對孩子去街頭遊玩。」

　　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小時和傅聰一起進小學讀書，據她回憶，沒過多久傅聰就退學了，原因是傅雷對老師的教育不滿，領回家裡自己教去了，這與樓適夷的記憶是吻合的。

　　樓適夷對傅雷教育孩子的方式頗不以為然，甚至有些反感。他與傅雷來往密切，經常在傅家落腳，在他印象里，傅聰和傅敏在爸爸面前總是小心翼翼，不敢隨意說笑。傅雷甚至連孩子如何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都有明確規定，並且不能有任何逾越，比如說吃飯時，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是否發出不禮貌的咀嚼聲等，朱佛容也說過在姑姑家吃飯很受拘束，因為姑父對孩子要求太嚴格了。

　　樓適夷在《傅雷家書》序言中還提及一件舊事，那時學生中流行使用自來水鋼筆，但不知什麼原因傅雷卻不讓孩子使用，只允許他們用鉛筆、蘸水鋼筆和毛筆。樓適夷不知道傅雷這個家規，有一次他帶傅聰去豫園玩兒，順便給他買了一支很好的兒童金筆，結果可想而知，傅聰一回家鋼筆就被沒收，害得孩子大哭一場。後來樓適夷才知道這場風波，總覺得對不起傅聰，讓他受了委屈，同時也對傅雷獨裁的家長作風非常不滿。

　　知子莫如父，傅雷雖然對孩子嚴厲，卻能從一些細節發現孩子身上的潛質，他曾在文章中寫道：「傅聰三歲至四歲之間，就愛聽古典音樂。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樂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地聽著，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所以他堅持讓傅聰學琴，按照父親的吩咐，傅聰每天練琴幾小時，即使彈得手指酸痛也不敢放鬆。有一天傅聰突然心血來潮，離開琴譜，奏出一支自己的調子來。傅雷正在書房工作，察覺到琴聲有異，便出來查看，傅聰看見父親，連忙又回到琴譜上去。但傅雷這次沒有責怪傅聰，而是讓他重新彈奏那首曲子，還用空白五線譜把曲調記錄下來，稱讚說這是一曲很好的創作，後來還給起了一個題目，叫做《春天》。

　　樓適夷對此事記得清清楚楚，後來傅聰在父親培養下果然成為著名的鋼琴家，這也讓樓適夷改變了對傅雷的看法：雖然教育方法不可取，但作為個例還是成功的。

　　宋家人的印象

　　1949年6月，傅雷夫婦和小兒子傅敏應好友宋淇之約去香港住了大半年時間，當時全國差不多都已解放，傅雷決定回內地。此間他在北京盤桓了一段時間，拜會了錢鍾書、楊絳等一些老朋友，吳晗想請傅雷到清華大學教授法語，雖然傅雷對美麗的清華園也很留戀，但卻不願教法語，最終還是回了上海，繼續他的翻譯工作。

　　到上海後，傅雷一家住進了宋淇位於安定坊5號的房子，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去世。

　　宋淇是著名戲劇家和藏書家宋春舫之子，出身世家，家境優裕，1949年後到香港從事翻譯和文化工作。宋淇與傅雷的關係很特別，既是房東與房客，又是翻譯界同行，還是相知很深的好友。1950年兩人分離後，通信近十年，從這些來往書信中看出，傅雷與宋淇全家都很熟悉，經常問候，兩家稱得上是通家之好。

　　當時宋淇的祖父和母親都留在上海，傅雷一家與他們住在一起。安定坊5號是一座獨立的洋房，紅色瓦頂，有單獨使用的花園，舒適、漂亮。進門左邊是一樓的房門，右邊有樓梯直通二樓，傅雷夫婦住在一樓，孩子的卧室在閣樓，宋淇祖父和母親住在二樓。

　　在宋家人心目中，傅雷是個做事無拖無欠的人。宋淇岳父家有一架鋼琴存放在安定坊5號，傅聰正在學琴，以傅雷與宋家宛如家人的關係，他本可以隨便使用這架鋼琴，但傅雷卻為此事專門致信宋淇：「阿聰借用鄺家（宋淇岳父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樣子，在我們也不能交代。而他學琴已成騎虎，看來買琴一事，在所難免。你能否代問鄺老太太，有意將該琴出讓否？若然，我可請人估價，再函征同意。」十幾天後，傅雷又寫信說：「鋼琴已叫兩家琴行估過，一出500萬，一出550萬，當然以後價為標準。」

　　建國初期使用的還是舊幣，10000元相當於後來的1元新幣，也就是說，傅雷買的這架鋼琴價值550元。這在當時也是個不小的數目，傅雷建國後並無任何公職，完全依靠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的稿費養活全家，據傅家保姆回憶，傅家除了每月55元房租和48元伙食費開支外，其他錢都用在傅聰學鋼琴上了，當時的學費價格不菲。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傅雷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甚至還有些拮据，在這種情況下，傅雷依然堅持向遠在香港的宋淇買琴，從中也可看出他的性格。

　　後來宋淇突然中斷了與傅雷的聯繫，傅雷多次去信他也不復。宋淇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因為當時國內政治氣候已有些異常，宋淇擔心自己的身份會連累傅雷一家，多年後他在信中向傅敏解釋：「自我母親死後，我故意不寄信給他們（指傅雷夫婦），來信也不復……其實那時我們已覺情況不妙，和他們通信可能惹上海外關係複雜的按語。」

　　朋友的心是相通的，最了解傅雷的還是他的朋友們，從他們眼裡，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傅雷，一個鮮活的傅雷，一個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