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造的大運河到現在還在用嗎?
眾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間,雖然在疆域上實現了天下一統,但是北方與南方事實上仍然是貌合神離。畢竟南北兩地已經分裂隔絕了三百多年,歷史刻下的傷口雖然已經停止了流血,但是橫亘在它們之間的那道無形而巨大的裂痕卻難以在短時間內被表面上的統一所縫合。這種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尚、民間習俗等各個方面,嚴重削弱了一個統一國家所應具有的凝聚力和穩定性。而京師長安則地處帝國的西北一隅,「關河懸遠,兵不赴急」,一旦山東(崤山以東)或江南地區發生叛亂,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應時,不但已經貽誤了戰機,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經遭到破壞。所以,為了加強中央政府對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控制,為了南北兩地能夠消除歷史隔閡,完成從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統一,在地處南北結合部的洛陽營建一座新都,把帝國的權力中樞從西北一隅遷移到中原地區,就是勢在必行之舉,是隋帝國的長治久安之計。一旦遷都洛陽,則「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不但在政治上意義重大,而且對促進南北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交融也有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所以楊廣才會在營建東京的詔書中稱:「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書?煬帝紀》)這段話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區為創業之地,日復一日,直至於今。由於長久思慮挂念此事,所以一講起來就令人激動哽咽!朕敬承大寶、君臨萬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卻,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說遷都洛陽是楊堅的遺志顯然是不足為憑的,但是我們最起碼可以從楊廣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點,那就是——營建東京、遷都洛陽是他長久以來深思熟慮的一個政治構想和戰略決策,絕非聽信術士胡言亂語的結果,也斷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開鑿大運河」與「遷都洛陽」一樣,也是楊廣包羅宏富的戰略構想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有機部分。
繼大業元年開鑿「通濟渠」後,楊廣又於大業四年(公元608年)下令開鑿「永濟渠」。這第二期工程同樣徵發了河北諸郡的一百多萬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與黃河貫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貫涿郡(今北京),全長一千公里。
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大運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動工。以京口(今江蘇鎮江)為起點,引長江水經太湖流域,直達餘杭(今浙江杭州),入錢塘江,全長四百多公里。
至此,這條世所罕見、全長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運河終於完整地出現在帝國臣民和無數後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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