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被疏與放逐

《史記·屈原列傳》說楚懷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史記·太史公自序》則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說屈原「被疏」後作《離騷》，又說屈原「放逐」後作《離騷》，兩種說法是否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後代學者有不同看法。　　《荀子·修身》說：「諂諛者親，諫爭者疏。」這是說「疏」的對象就是「諫爭者」。《漢書·賈誼傳》云：「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疏」即「不用其語」，即不聽其「諫爭」。　　《左傳·宣公元年》載「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孔安國注曰：「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義。」也就是說，古代大臣被「放」有兩種情況：一是臣有罪而國君「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二是臣無罪而「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義」。也就是說，「疏」與「放」實際是一回事。

　　屈原在楚懷王時被「疏」即被「放」之事，《九章·抽思》中有內證。《抽思》云：「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這幾句詩再現了懷王十六年時屈原被疏之後的心境。　　對「橫奔」一詞，王逸以來諸多學者均未解釋清楚。林雲銘釋為「不候命而擅行」，義近正確而言之不詳。晉杜預《春秋釋例》說：「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點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國。』」這裡兩次講到「以禮」，「奔」乃「不以禮出」，「放」才「以禮」而行。　　《禮記·曲禮》有「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三諫不從」即「疏」。杜預說：「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可見「王怒而疏」之後，屈原定有「待放之禮」，只是開始因為十分困窘情緒激動，「願搖起而橫奔」，即擬不按禮數「逃死四鄰」，這就意味著要與懷王徹底決裂，但屈原見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己身，遂釋然。其後「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這自然是「以禮見放」之後的事了。孔安國云：「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將《抽思》文本與《禮記》和《春秋釋例》以及《史記》《新序》等典籍結合起來看，就可知道「疏」與「放」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可是，後人對這兩個概念的認知漸漸模糊，大多隻看到「異」而忽略了「同」。朱熹《楚辭集注》不僅將王逸、洪興祖注中關於屈原懷王朝時被「放」的文字刪改殆盡，而且在《楚辭辯證》中講到王逸釋「離騷」之意為「言己放逐離別」時，他還明確說「此說非是」。朱熹顯然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　　劉向《新序》說：「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史記·楚世家》載楚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　　《史記·六國年表》載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這說明屈原第一次被疏放在楚懷王十六年。《禮記·曲禮》載「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是十分莊重的：離開國都時，首先要在都城外築一土台，「去國」之臣要身穿白衣、白褲、白襪，披頭散髮，跪在土台之上，向著國都的方向號啕大哭，三個月之後才能恢復常態。

　　據此可知，楚懷王十六年屈原被疏放離開郢都時，亦當築台行「去國之禮」，白衣白褲白襪，披頭散髮，痛哭流涕，情緒十分激動，當如《離騷》文本所載：「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面對此情此景，「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文心雕龍》）？　　另外，《離騷》最後寫屈原行將去國，「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這幾句詩證明詩人此時即將離開郢都但尚未正式踏上放逐之途。此亦與「人臣三諫不從」行「去國之禮」時的情狀相符。因此，洪興祖《楚辭補註》指出「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十六年，張儀相楚」。即屈原於楚懷王十六年作《離騷》，應該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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