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孩子眼中的暴君，為何卻成為我們的楷模？

06-09

作者：安柏

來源：花生地（Amber201606）

看到一篇報道，北大畢業美國留學生拉黑父母6年，春節12年不歸，很是痛心。

可能有些人會責怪這個北大學生不體諒父母，不懂得感恩。只是，對於一個人的情感，我們無法評判這是對的，或這是錯的，因為這種情感是真實的，隨便下個道德評判很簡單，卻解決不了一個人的心理和情感問題。

在這個孩子對家長的怨恨中，自然有自己的性格因素，也有許多父母埋下的種子。

父母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局限，不可能是完美的，他們也想好好當父母，不能求全責備。但是，在管教孩子的同時，父母也應該用心和用愛傾聽孩子的心聲。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相互體諒。

在這裡，我想到一個名人，自己家長做得並不好，可以說是一個暴君，但是奇怪了，卻成為大家學習的家長楷模。

這個人，就是傅雷，寒假開始了，學校推薦給小同學的假期閱讀書目里，經常會有一本《傅雷家書》。

以前自己上中學時，學校也大力推薦《傅雷家書》，草草讀完，印象不深。

為人父母，特別是思想逐漸成熟後，重新讀來，對於傅雷才有了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

其實在對待家人和孩子方面，傅雷曾經是個暴君。

《傅雷家書》收錄的第2封信，傅雷寫給傅聰：

「我也知道你從小受到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就並非沒有幫助；但我做爸爸的總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裡，對你和你媽媽做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

傅敏在下面備註道：父親教子極嚴，有時幾乎不近人情，母親也因此往往在精神上受折磨。

在樓適夷的序里也寫到，對於傅雷管束孩子的方法，他是很不以為然的：

「孩子在父親的面前，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當父親出門的時候，才敢大聲笑鬧，恣意玩樂。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不能有所逾越。」

他說的算是比較委婉的，在家裡傅雷象徵著絕對的威嚴和父權，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說，

「我爸曾想把我寄養在他們家，那我不要嚇死的哦，傅雷那個臉不要太凶哦，其實他人蠻好的，就是上海人說的『吃相太難看。』」

楊絳和錢鍾書是傅雷夫婦的好友，楊絳在《憶傅雷》里寫過兩個小孩在偷聽大人在客廳里談話：

「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談。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

1979年，離開祖國多年的傅聰回國，與楊絳話往事，仍然記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5歲時，傅聰在客廳寫字，父親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順手掄過來蚊香盤，擊中鼻樑，頓時血流如注。」鄰居的傭人們私下裡用上海話稱傅雷為「神經病」。

1954年傅聰在北京準備去波蘭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後獲第三名）留學，傅雷在信中（家書里第一封信）寫道：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遠對不住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這個指的是1953年正月，父子之間的一次爭論，傅聰不同意父親的觀點，認為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曲》要比《「克勒策」奏鳴曲》更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才看過多少書！」。

傅聰遂離家出走，住進小提琴家毛恩楚家裡一月有餘。後因傅雷姑父去世，傅雷感嘆人生無常，何必如此認真，才讓傅敏陪同母親把傅聰接回。

傅雷是這麼一個「恐怖」的家長，那為啥我們還要去看《傅雷家書》，為啥要向他學習親子關係呢？

對於自己暴躁的性格，傅雷是不斷反思的，寫自己脾氣壞是因為童年的悲劇所致（這也印證了心理學上薩提亞原生家庭冰山模型）：

父親在辛亥革命中為土豪劣紳所害，入獄三月，出獄後以含冤未昭雪，抑鬱而死，當時傅雷僅僅4歲。他的二弟一妹，因為母親外出奔走，無人照顧而死。母親以報仇為訓，常年悲憤，對傅雷嚴加管束，督教極為嚴厲。

在寫給兒媳彌拉（傅聰三次婚姻里的第一任妻子，小提琴大師梅鈕因之女）的信件里寫到：

我會再勸聰在瑣屑小事上控制脾氣，他在這方面太像我了，我屢屢提醒他別受我的壞習慣影響。父母的缺點與壞脾氣應該不斷地作為孩子的借鑒，不然的話，人的性格就沒有改善的指望了。

在通信開始後，傅雷調整了對傅聰的態度，盡量多鼓勵，少批評，多建議，少命令。

儘管偶爾仍然霸道和獨裁「你在音樂藝術中固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在人生藝術中、婚姻藝術中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但是也流露出了更多的細膩和溫情，從演奏時減少「身體的擺動」，到「信封上的字別太大了，把整個封面都佔滿了」，對於理財存錢和婚後生活的諄諄教導，屢次建議傅聰去森林和博物館放鬆，等等。另外，就是懇請傅聰經常寫信，不下十次提起對於等信的焦慮。

當然，對於自己的碎煩，也會在信里反省。

到後來，由於國內的政治氣氛，孤獨的傅雷漸漸把傅聰當做朋友和知己，探討和傾訴自己對藝術和哲學的見解。

一方面為了自尊，另一方面怕影響兒子的心境，傅雷很少在家書里述說自己的痛苦和煩惱。

對於57-58年的反右運動，只有57年12月23日朱梅馥提到：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是結束，還不知道。爸爸多少有些難受，神經也緊張，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58年10月，從別的渠道，傅聰在波蘭聽說父親不但被劃為右派，而且已經入獄，他於12月底出走英國。

在右派和兒子叛國的雙重壓力下，傅雷在59年10月1日的信件里，也只是提到「十個月來的心緒你該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忘了你，始終給你留有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著的。」

但是在66年9月2日夜裡寫給朱人秀的遺書中，卻有這麼一句「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

60和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溫厚的朱梅馥用難得的嚴厲口氣去信說：「來信並無提說及寄東西給我們，究竟有沒有寄出呢？像我們這樣的父母，向兒子要東西是出於萬不得已，這一點你應該理解到。爸爸不是說非寄不可，只要回報一聲就行，免得人伸著脖子等」。

「不知道你有沒有體會到爸爸這幾年來的心情，他不願，我也不願與你提及……他不但為了自尊心有疙瘩，還老是擔心增加你的支出，每次囑寄食物，心理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腦兒都會冒出來。」

傅雷是一個不完美的家長，甚至可以說缺點爆棚，但是在審視、剖析、認錯、反省，修正自己缺點方面，他卻是每個家長最好的榜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弱點，生而為人，經常審視自己並反省自身，是必要的功課，這樣也更容易體諒到他人的局限和弱點，生出同理心，同情心，慈悲心。

就像論語里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我們不需要完美的榜樣，我們也無法做一個完美的家長，孩子也不需要完美的榜樣，他/她也不可能做一個完美的孩子。

我們能做的是，認識到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別人的不完美，同時自己努力遷善改過。這樣，人際關係的幸福和圓滿，就離我們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