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結構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
那麼,何為孝呢? 子夏向孔子問孝,孔子回答說: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4]。《論語·為政》子游問孝,孔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可以說,敬為孝之根本,只有敬才能真正孝。「色難」就是和顏悅色地在父母親周圍去表現你的孝道,這是最難的。給父母買東西,給父母做衣服那不全是孝,因為動物都能做到孝 (反哺),孝最重要的就是在漫長歲月中的不改本色的孝——— 「色難」。有些人可能認為,「孝」是封建的不科學的,甚至是違反人性的東西。不能這麼絕對。父母親生下兒女養育三年才能走路,到父母晚年儘儘孝是應該的。人都有生也都有老,老有所養,這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個國家穩定的重要社會文化心理基礎。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 「孝的文化」,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就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簡單化。梁漱溟進一步將 「孝」列為中國文化的第十三項特徵,將民族文化認同的 「孝」看作中國文化之 「根荄所在」,堅持 「說中國文化是 『孝的文化』,自是沒錯」。
一、孝文化:儒家仁愛倫理的底線
在中國歷史上孝道始終都被看作衡量人道德修養的最基本的標準。「二十四孝」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漢文帝劉恆以他開創文景之治的清明政績名垂青史,又以仁愛孝順的德行品德名聞天下。他的母親薄太后卧病三年,他在病榻前侍奉三年,常常夜不能寐,衣不解帶,沒有絲毫倦怠,母親所服的湯藥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這就是文帝親嘗湯藥的故事。其它的還有虞舜孝感動天,曾參嚙指痛心,子路百里負米,黃香扇枕溫衾,他們的故事被世代相傳,成為人們實踐孝道的典範。因此,親情和對父母親的孝敬之心非常重要,如果連父母親都不孝而能忠貞報國者,一定是沒有的。
曾參和父親曾點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以孝著稱,他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5]的修養方法,世稱 「曾子」,後世尊稱為 「宗聖」。在 《二十四孝》中「 嚙指心痛」講的就是曾子的故事。曾子對母親非常孝順,有一天上山砍柴,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怎樣招待,著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應到母親的呼喚而覺心痛,便背著柴迅速回家,對客人以禮相待。曾參的孝與修身齊家的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
孔子考察人的重要一條,是看其是否實行孝道並具有真切的孝心,這不僅是仁心醇厚,更是禮的不可割裂的部分。孔子學生中最喜歡的是顏回。顏回之可愛不僅僅是 「一簞食一瓢飲」,更在於他聽道聞道時 「似愚」,好學而志於道。他默默吸收老師的思想,並躬身實踐。然後,顏回英年早逝,圍繞怎樣安葬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顏淵死,子曰∶ 『噫! 天喪予! 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 『子慟矣!』曰∶ 『有慟乎!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6]《論語·先進》: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7]; 「顏淵死,門人慾厚葬之,子曰∶ 『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8]這表現出孔子 「禮」大於 「情」的節度,和堅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精神。
而孔子最不喜歡的學生大概當是宰予。因為宰予正好與顏回的敦厚木訥相反,伶牙俐齒充滿了話語機鋒,經常向孔子提出一些刁鑽的問題。有一次宰予問∶ 「『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榖既沒,新榖既升;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 『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9]孔子認為,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以孝道作為愛的回報。而宰予則認為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10]。守喪會導致禮壞樂崩,因此認為 「一年之喪」即守孝一年就足夠了。宰予走後,孔子感嘆說: 「予不仁也」[11]。孔子批評學生不孝為 「不仁不義」,當是頗為嚴厲的,可見孔子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又一次,宰予向孔子提出一個兩難問題: 宰我問曰: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12]宰予假設這樣一個情景: 如果告知仁者,有一個人掉進井裡,他是否應該跳下去救呢?如果跳下去會死,而不下去就是見死不救而落入不仁。孔子想,宰予怎麼會提出這種不可能的問題呢,只好應答說: 「為何會這樣呢? 可以誘騙仁者去看,但不能陷害他; 他可以被欺騙,但不會因受騙而去愚弄。」[13]頗有辯才的宰予三番兩次的進攻,使得孔子很惱火。其後,孔子終於抓住一次機會嚴厲批評宰予。這一次對宰予的批評,以中庸之道觀之似有欠公允。「宰予晝寢」———宰予白天睡覺,孔子很生氣而大罵: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於予與何誅?」又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14]在孔子看來,這樣的學生像朽木一樣不可雕,他的基礎底子太差,怎麼可以做大事情呢? 白天睡大覺還能有什麼抱負做大事情呢?
應該說,孔子的激怒批評有點「過」。學生有了疑問,提的問題不能接受,老師終於抓住一個問題就狠狠批評一通,這就「過」了。但是孔子的偉大在於,他是一個不斷修正自己的偉大教育家,後來,孔子意識到自己對宰予的態度有失中庸之道。於是,他對包括宰予在內的弟子德興特長重新進行了評價。在孔門弟子十哲中,宰予是言語科中的翹楚,孔子將他排在子貢前面,說明孔子充分肯定了宰予的言辭之能。「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 宰予、子貢; 政事∶ 冉有、李路; 文學∶ 子游、子夏」[15]。孔子又曾說: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16]不難看到,孔子窮其一生才重新回到了公允中庸的坐標上,這不能不說中庸之道實踐起來有相當難度。
同樣,孔子對自己要求很嚴,他曾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的中庸之道有四條,我自己一條都沒有做好。這四條是父子、君臣、兄弟和朋友。要求子女以事父母的孝道,我沒有做好; 要求臣以事君的忠誠,我也沒有做好; 要求弟以事兄的悌道,我也沒有做好; 要求結交朋友應先施之,我也沒有做好。「子以事父」, 「臣以事君」, 「弟以事兄」,「朋友先施之」,孔子都沒做好。這是不是說孔子的人生很失敗呢? 不是。其實讀過 《論語》就會明白,孔子在這些方面做得很好。他確實是做到了這四條,但是他從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這個地方 「未能也」,並不是說沒有完全做到,而是說沒做到 「至善」,沒做到至善至美。止於至善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日常生活的那種德性道德實踐,日常語言的那種謹慎,還做得不夠,不敢不勉勵去做。做得很好的地方,也不敢大力渲染,而要謹慎謙虛。庸德和庸言不是平庸之德和平庸之言,而是日常用度當中的保持一致的言和行,有所不足就需完善,並精益求精長期堅持。「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所言的要顧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顧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17]。說得好聽,做得很差不行; 或者信誓旦旦地保證要做得多麼美好,而行動卻相反; 或者言論像一個君子,而行動卻像個小人。孔子認為這些都是不合適的。「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地做人和做事呢? 為什麼要說得好聽而做得很差呢? 為什麼要言過其實呢? 君子應該言行一致、表裡如一。
孔子認為: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經》) 提出用孝、悌、忠、信四種道德治己治人,鼓勵人們言行一致,這樣才能成為德才兼備的君子,這是實踐中庸的標準與規範。儒家倫理的基本原則是 「孝」,而悌、忠、信是從 「孝」這一根本關鍵處延伸出去的,這使孝文化處在人們的行為規範當中,處在人和人的關係當中,處在啟蒙自己和啟蒙他人的關係當中。真正的啟蒙者應該是先要求自己達到很難達到的君子之孝,達到君子的孝文化深層結構———德行,然後才可以去要求他人。
二、孝倫理:東方人倫所止的身份規範
孝倫理往往表徵出東方人倫所止的身份意識和行為規範,這在《大學》、《中庸》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這句話出現了幾個關鍵詞,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爭論的大詞。《詩經·文王》中說,深遠的周文王光輝照人而且恭敬威武。作為人民的君主,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為人父。這幾個關鍵詞,君、臣、父、子,人們耳熟能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成君之樣,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父之慈,子要有子之孝。作為 「君用今天的話來講即作為領導,應該 「止於仁」,即定位在 「仁」。從孔子對曾參一段話可以推知『仁』的真諦。孔子對曾參說: 「吾道以一貫之。」曾參告訴其它他人說: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個思想體系,而貫穿這個思想體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別講是「忠恕」,概括講是 「仁」。孔子自己曾給 「恕」下了定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仁」的消極面,另一面是積極面: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事實上,無論是孔子的「仁」,還是孟子的「義」,都將個體人格的建立放在重要地位,只不過,孔子更重視仁心愛人的內在光輝,孟子更注重養個體浩然之氣罷了。
「止」非常重要,「止」就是定位。定位到什麼形態就顯示出什麼樣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行仁政、愛人民,還是行暴政、害人民,結局截然不同。行暴政的結局就是君不成其君,就會被人民厭棄。因此要 「君其君」就應定位於 「仁」, 「仁」就是對一個君王的要求。這裡 《大學鮮明地提出,作為國家的領導者,應該定位在仁,就是愛人民。
「為人子,止於孝」,指作為子女應該定位在孝順父母。被人罵為「不孝」是極為嚴厲的所謂 「忠孝不能兩全」,「忠」對國家而言,「孝」對父母而言。實際上,「忠」高於 「孝」,因為「 齊家」之後是 「治國」,或者說 「齊家」是 「治國」的基礎。孝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人倫標準。如果一個人連父母都不孝順,那他忠於國家為國捐軀是不可能的。他連家族中最起碼的人倫常識都沒有,他要為國家為這個大集體去付出生命,其難乎哉! 在這個意義上,在 「忠孝之間,人們往往會選擇 「忠」,因為選擇 「忠」就是 「大孝」,是對整個國家的負責。但對一般人而言,盡孝道與盡忠並沒有嚴重的衝突。
「為人父,止於慈」,指作為父親要定位在慈愛上。朱自清有一篇散文《背影》。朱自清離家的時候,身體不好的父親到了月台上送他,車還沒有開,這時父親想要給孩子買一袋桔子。父親買桔子兩次爬月台,父愛融進在艱難地攀登月台的背影之中,兒子愛父之意也從注視著父親背影的淚眼中流瀉出來。「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18]父親留給孩子的不僅僅是 「朱紅的橘子」,還有父親所有的寄託和慈祥的慈愛。朱自清那個時代已經是走向現代了,但這孝慈思想過時了嗎? 難道都應該完全拋棄嗎? 當然沒有過時,也不能拋棄。
「與國人交,止於信」,指與那些國家的人民交往,應該定位在信,定位在誠信上。一個國家的人民和國家的基本機構,如果沒有誠信,那真是不可思議。如果自然、天地、宇宙沒有誠信,這個世界就大亂了。大自然已有的規範和秩序喪失了,今天太陽是早上六點升起的,明天突然五點就升起,下午兩點太陽就落山,這個世界的軌道就出了大問題。誠信是一個恆定不變的品質,是一個一往直前堅守自己德行的品德行,是一言九鼎的信守諾言。這種品質以其不變而展現了自己的價值。那些喪失了誠信、巧言令色、花樣百出、坑蒙拐騙,甚至是妖言惑眾的人,儘管能得寵於一時,最終將自食其果。君、臣、父、子、國人都各有其所 「止」,準確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道德行為的倫常,社會才能在誠信與和諧中發展。從 「孝」意識出發而辨識心性之別,人就此而有明心見性之心性提升。可以說,儘管作為民主國家已無君臣,但仍有上下級,所以孝文化對當代社會仍有其現實觀古鑒今的意義。
《大學》強調了仁、敬、孝、慈、信,說明中國儒家文化是一種柔性的、軟性的文化。《大學》規定,作為國家領導者,作為家族裡邊的子和父,以及作為普通人的老百姓,是緊密相關的社會鏈條,《大學》提出了一個關於個人自由與社會規範的關係的問題。對現代社會而言,君臣關係可以轉換為上級與下級的關係。不能苛求在孔子的時代或先秦的時代,就有現代意義上的上級與下級關係。經過現代的闡釋,君臣關係其實代表了一種上下級關係。同樣父子關係也不能照搬古代,應該增加新的意義,但子孝父慈從根本上說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的家族裡邊,這種基於血緣關係的父子關係也應該強調孝與敬。從品德意義上來說,仁愛、尊敬、慈孝和誠信,在今天基本上還應繼續發揚下去。當然,要是愚忠、愚敬、愚孝、愚慈,甚至被忠、敬、孝、慈吞噬,那是不允許的。
其實古人也不是一味地愚忠愚孝。孔子孟子在這方面有相當清楚的表述,不可誤讀。《論語·公冶長》子曰: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邦有道,不廢; 邦無道,免於刑戮。」[19]《論語·子路》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20]《論語·八佾》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21]《論語·先進》「『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 『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22]《論語·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23]而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更是深入人心。《禮記·中庸》: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24]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誠相待,這是《詩經》中所記錄的周文王對 「止於至善」的實踐,那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而作為理想社會的主體的君子,應當不斷地修身養德。在我看來,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針對一個人而言的,而是針對一種關係而言的,這說明中國和西方的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著眼點不盡相同。在西方,個人自由是高於社會規範,或者社會應服務個人,強調的是個人的主體性個體性。在中國,強調的是個人自由應該是和社會的規範形成和諧的關係。這是一種差別,在今天個人主義甚囂塵上之時,東方重整體關係的價值應該重視。
在儒家孝文化結構中,德行的綿長,個人的修養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生生不停,是生生之謂道,生生之謂易 ( 《周易·繫辭上》),要不斷地發揚光大,而且要智能不滅、薪火相傳,還需要一代代地往下傳。同時,這種定位,要定位在仁愛上,所謂的子孝父慈等。其實都是一種慈愛,都是一種仁政。《大學》在這裡還講到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達到了完善,還不是最美好的世界,要使他人同樣完善,使所有的人達到完善,這個社會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
三、孝心理: 由家及國的人倫擴展
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僅僅止於孝敬,而是強調這是一個由家及國的人倫擴展程序,一個逐漸放大的人倫心理結構完美的進程。有人認為,今天社會現代化了,社會承擔起很重要的功能,所以不用再孝。我想,這是對人性惡的根本放縱和對人性善的不作為。究其人性底線而言,總不能把自己的蒼老疲憊的慈父和愛母,完全送到一個由社會來管理的體制中而問心無愧吧。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大學》把家、國、人三位一體的關係闡釋得很清楚。對於一個東方大國來說,國家是我們的家園,大地是我們生老死葬的地方。《大學》將國和家連起來,是中華民族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治理國家必須首先整齊自己的家庭,其內容就是,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如果一個人對家庭中成員的關係都不能協調好處理好,不能夠對家庭成員進行良好的陶冶、熏陶,使每個人的行為合乎規範,那麼,要去教別人、管理別人,是不可能的。榜樣的力量無窮,人們看你怎樣去調教你的孩子,怎樣去規範你的家庭成員,怎樣去和睦相處,大家也跟著做。只有你做好了,才能讓大家感覺到心生溫暖進退有度,這個家庭才是一個歡樂祥和而又尊長重幼的家庭。此時,你才有資格去教別人。「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真正的聖人君子不用出門離家,就可以成就教化於國家。齊家對治國而言非常重要。因為,家庭是國家的細胞,如果一個人把一個大家族都整治得有條有理非常完善,這就是對國家的安寧平和做出了貢獻。在家庭中忍辱負重協調各種矛盾,在治國上就能承擔更大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成教於國」就是成就教化到國家,其基礎就在於齊家。
「孝者,事君也; 弟者,事長也; 慈者,使眾也; 《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學會了孝敬,未來就可以忠心愛國,孝就是一種先行的培養,是對內在心性的一種教養。當然,孝不僅僅是事君,還要事奉父母,這個更加日常,也更難以做到。知道了 「孝悌」、「悌道」,就會妥善地敬侍長者。這個長者不僅僅是自己的兄長,還包括天下的那些比自己年長的兄長,對所有 「長者」都要行尊敬之道。內心能夠慈愛,並且將這種慈愛推揚開來,就能夠 「使眾」,能夠讓大眾跟隨你,聽你的指揮。並不是暴戾、乖張、憤怒才可以讓大家聽你的話,相反,只有慈愛才能如此,雖然它最弱,但是最能服人心。「《康誥》曰: 『如保赤子』」。《尚書·康誥》說,像保護剛生下的孩子一樣去保護它。「心誠求之」,就是對這些美好的東西就像愛護赤子一樣,發自內心去做這個事情。「雖不中」,雖然可能沒達到目的,沒達到最完美的境界。「不遠矣」,離目標已經不遠了。《大學》把心誠看得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人心不誠,他雖然為追求目標達到個人目的而絞盡腦汁用盡手腕,但是他 「遠矣」———隔得太遠了。相反,鍥而不捨,最終總能達到目標。
「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如果一個家庭里充滿了孝敬仁愛,那麼就可以讓世界充滿愛。如果一個家庭都學會了互相謙讓,長幼有序,那麼一個國家就會興起興讓之風。相反,「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一個人貪而暴戾,甚至是訴諸於暴力,那麼,一個國家就會隨之發生為非作亂的事情。蜀國大將張飛,喝酒以後鞭打士兵,鞭打他的下級軍官,結果受害者首先是自己,然後是他的國家。一人作亂,絕非小事。「其機如此」,其中的機運、運行的規律就是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言就可以敗事。這個 「一言」往往是指關鍵性的話。如果你沒有學會 「慈」,沒有學會「讓」,沒有學會「仁」,而僅僅學會了貪戾作亂,那麼一言可以讓你的家族壞事,從此家道中落。「一人定國」中 「一人」指的就是關鍵的人物。按朱熹的說法,指的是國君一個人,他興了仁、興了讓、興了慈,那麼,這個國家就安定了。
四、孝政治: 君子齊家治國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來,孝文化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貞節牌坊也不僅僅是五四時期批判的一個靶子,我們今天應該尊重當時的當事人的自主選擇。子思提出 「君子之道費而隱」的觀點,指明君子所堅守的中庸之道用途廣大,無窮無盡,而其本體精細隱微,無所不在。其後又引用了孔子對君子之道的觀點,認為只有做到了孝悌忠信言行一致,才能成為君子,而作為君子需知道自己的位置。這一思想譜系,值得細緻分梳。
《大學》認為,治國的前提是齊家,君子要興孝悌、興仁讓,並將這樣的美德推己及人,才能齊其家,而後治其國。為了詳細論證這一觀點,《大學》引用《詩經》中的詩句: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要想成教於國必須守孝悌、施仁慈。一家仁,一國才能興仁,一家讓,一國才能興讓。《大學》又分別以堯舜和桀紂為正反兩面的例證揭示修身和齊家對於治國的重要意義。繼齊家、治國之後的第十章,平天下是《大學》修為的最高目標。「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修養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提高、不斷由內向外生髮擴展的過程,即從修身、齊家、治國到最後的平天下。平天下的平是「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擔當,平天下是中國儒家倫理中很重要的思想。平天下的基礎在齊家,對整個社會的治理要從整飭家庭倫理開始: 一屋不掃,無以掃天下; 一家不寧,無以寧天下; 一家一族不太平,無以讓國家和天下太平。 《大學》能從小見大、從微見著,認識到起點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人生修為的方法論意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老老」是說,國君或國家的各級領導人要孝敬老人,「而民興孝」,而後全國民眾都興起重視老人的孝道。「上長長而民興弟」,在上的人能夠以長者為長,那麼民也就是老百姓才會尊敬長者。「上恤孤而民不倍」,領導人能夠撫恤孤寡,去愛惜那些飄零於世道之人,那麼這個國家才會有愛,才不會違背人倫和人道。「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絜,指的是量圍長的繩子,而 「矩」就是量直角的一種角尺,就是講究方圓規矩,可謂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君子有方圓,就是具有了這種可能性,有了遵循道的標準。絜矩之道就是一種達到道的方法。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 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你厭惡上級那些對你不好的行為,那麼,處於上位的你就千萬不要以這種方式對待下屬。你所厭惡下級那些毛病,千萬不要故伎重演地用來面對上級。後面的先、後、左、右與前面的上下是相同結構,正好構成共同環境空間,呈現六個緯度,上、下、前、後、左、右。意思是說,所有這些都要合乎規矩之道。這樣,一個君子才具有平天下的可能性,而且也只有這樣的可能性,他才可能有一種真正的中正之心。《大學》非常清楚地說明,只有治理好國家才能使天下平定,因此治國是平天下的前提。而作為國家領導,其德行修養對於國家和民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示範意義。
孔子以舜為例對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進一步說明。「子曰: 『舜其大孝也與! 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孔子說,虞舜真是一個大孝順的人啊! 德行可謂是德高望重的,他的尊貴成了天之子———領導四方的最高的首領,四方諸侯國都是他的領地,宗廟當中祭祀他,子孫後代繼承他的偉業。因此,有大德的人,「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這四個 「必得」要三思。大德之人,就是德高望重、公而無私的人。具有大德之人在滾滾紅塵中,聲名必然如雷貫耳; 必定得到你的位置,而不用貪心獲得;必因公正廉明而得到屬於自己的俸祿; 必然快樂而健康長壽。天下萬物必根據他的資質才華而去加以培養,應該栽培的就要好好地去栽培提升,那些不好的就應該剷除。聖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只要你努力而盡到了誠心並具有大德,就必然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祿、得其壽。只要是把自己內在的善良與真誠升華出來,個體的努力必然不負期望,會讓自我走向成功之道。
《中庸》闡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聖德相傳,周公旦又制禮作樂輔佐成王。這些在孔子看來都與中庸之道的標準相符合。正是他們的行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業才得以延續。「子曰: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孔子說,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說是最孝順的人。孝不是飲食之道———讓父母親不乏吃住之用還不是孝。孝是要善於繼承前人的志向,把他們未竟的事業往前推進,這才是大孝道。
從這個角度來看,周公春秋兩季舉行祭祀的根本意義在於,對祖先偉業的歌頌體認,對祖先未竟事業的努力張揚,對祖先制定的政策的重新闡釋,也是對今天和後人的一次提升教導。在祭祀上,不管是修繕祖廟,還是把過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陳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擺設出來,獻上新鮮的時令水果,以表示後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種制度規定,這個制度就叫做禮。「禮」有幾層相關的意思,一是解釋人類的行為規範。《禮記·曲禮》上: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25]二是規矩恭敬的態度或行為,《左傳·僖公三十年》: 「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26]三,儀式或祭禮。如: 典禮﹑婚禮﹑喪禮﹑成年禮。四,厚待。 《呂氏春秋·開春論》: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 《諸子集成·2》)。
周公認為,祭祀宗廟時需要有禮制來規範人們的行為。這些禮制包括: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宗廟祭祀的一種禮制,就是區別秩序,區別先後的秩序。禮崩樂壞與禮樂失位的表徵,表明社會中各種複雜社會勢力的權力鬥爭導致典章制度禮儀教化遭受破壞,社會秩序道德規範混亂。禮大致上說有以下幾種,一是排列官爵區分貴賤,位高輩尊者走在前面。二是在同級中排列職事,區分賢與不賢、能幹與不能幹和部門的重要次序。三是勸酒喝酒的敬法,應是晚輩敬長輩,以顯示出先祖的恩惠下達。四是飲宴時依據頭髮的黑白來排列座位,即在飲酒宴會時不太恪守等級秩序官位爵祿,而是注重年齡齒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後,升起先王的牌位,舉行先王留下的祭禮,演奏先王的音樂,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愛戴先王所愛戴的子孫和臣民。這樣,就好像死者仍生,他的思想還延續。這就是所謂的大孝、至孝。可以說,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順的人,他們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廟,行孝悌,確立了用禮來治理天下的原則,並讓這種思想薪火相傳。這些從小處開始積極作為和嚴格要求,是與儒家忠孝之道的內在精神相契合的。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處在下位的人如果沒有得到上面的信任,是不可治理民眾的,意思是說處在下位的人只有得到了上級的信任才可以大治。以此類推,要得到上面的信任有一條法則,首先要得到親朋好友的愛,要得到親朋好友的信任,這樣才可能去治理百姓。要得到親朋好友的信任,其關鍵就是要孝敬父母,因為一個不孝敬父母的人,怎麼可能並有能力得到親朋好友的信任呢?孝敬父母的關鍵是自身要誠,假心假意把父母親當成工具來利用,怎麼可能得到父母親的信任呢? 怎麼會得到他們無私的愛呢? 要得到自身之誠,首先要發揚自己善的德行。從最小的開始推陳,要得到自身最善的德行,就必須反身自誠,說到底就是一個 「誠」字。不妨反推之: 先要自身誠,才能夠去行善; 只有去行善,才可能自身而誠,並且得到父母親的愛; 得到了父母親的愛,才可能得到親朋好友的愛; 得到親朋好友的愛,才可能去治理天下,並且得到上級的認可,得到上級的信賴。《中庸》在這裡把上位、下位、親朋、父母、自身善德和誠心連到了一起,使得修為功夫具有了可行性可操作性。
朱熹說: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孔融讓梨,國人都知道。有外國友人告訴我,他把這個故事講給他的孩子聽,孩子不以為然,說 「我為什麼要讓?」西方人強調要孩子學會競爭,不要忍讓,否則今後到社會上會受欺負。這種想法不錯,但是後果卻很嚴重。當孩子學會了一飽私囊,損人利己而不會謙讓,他今後成就大事業的空間將會變小。
當今社會是一個民主而理性的社會,強調人的個體自由是不可以出讓的,這與古代孝文化的由自己而天下,有內修而外治有所不同。在我看來,孝文化是儒家仁愛倫理的底線,孝倫理是東方人倫所止的身份規範,孝心理是由家及國的人倫擴展孝政治,孝政治是君子齊家治國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應對中國 「孝文化」結構的發生、發展與中國先秦社會家庭組織的類型結構、地位形態加以認真審理,才能對孝文化對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意義有正確的詮釋。而不應對古代的東西完全加以否棄,當然也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正確的做法是,理性地丟掉不合時宜的東西,並去發揚孝文化中仍然有生命力的東西,包括人類文明當中那些普適性的美好價值,總結出東方孝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可以為現代人類社會提供精神支撐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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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5] [6][7][8][9][10][11][12][13][14][15][17][19][20][21][22][23][24][25][26](清) 阮元校刻: 《十三經註疏》,第270、1861、
2462、2457、2499、2498、2499、2526、1613、2526、2477、2734、2474、2498、2512、2473、2507、2467、2500、2516、1626、1231、1830 頁。
[3]《漢書》: 北京: 中華書局,1962 年,第166 頁。
[16](漢) 司馬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北京: 中華書局,1959 年,第 2206 頁。
[18]朱自清: 《背影》,《文學周報》,1925 年,2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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