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立憲之路南洋走出近代中國－－中國經營報專欄

06-09

中國近代史開端於南洋

亡國是改朝換代，亡天下是華淪為夷，留辮子，穿馬褂，頂戴花翎，這都是向夷看齊，華淪為夷已經開始。

顧炎武論中國山川大勢，由西北而東南，由東南而西南。

由西北而東南，運河是關鍵，溝通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由東南而西南，有兩條水路，一條是內江，沿長江而上，還有一條是外洋，沿著東南沿海的海岸線，下南洋，走西洋。

清軍入關，中原淪落，江南殘破，顧炎武傷心人別有懷抱，欲以海岸線及西南一隅，寄託其反清之志。但卻說出了當時中國的「天下大勢」，與雷海宗先生中國文化三期發展說相吻合。

雷先生談中國文化，經歷了三期發展，第一期發展在黃河流域，起於西北；第二期發展以淝水之戰為標誌，「由西北而東南」，進入長江流域；第三期發展是抗日戰爭，「由東南而西南」。

明清以來移民，大致有三條路線，一是「走西口」，於滿蒙之地，西域故道，興邊貿；一是「闖關東」，從中原向東三省移民；還有一條，就是「下南洋」，向海外移民，做外貿。這三條路線，發展出近代中國的基本格局，尤其「下南洋」一線，與我中華民族自近代以至於今日的發展命運攸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對西南之地、東南亞半島以及南洋諸島國所言甚多，徐繼畬《瀛環志略》，言及南洋濱海諸國及各島國，多出自此書，他說「顧亭林海外諸番貢市一篇」，「頗為詳核，故採錄之，以資考鏡」。魏源《海國圖志》則異趣，其志南洋諸國，隻字未引顧氏書，恐怕因其公羊學與顧氏樸學相抵牾。

《瀛環志略》是接著顧氏樸學往下做的，兩人雖視野不同，但學理還是相通的。顧炎武囿於時代，仍在「天下」里看「郡國」，而徐繼畬則從「瀛環」中看到了「各國」布局的世界，他談各國史地，著眼點一如顧氏，主要還在「兵防」二字。當然，他還把天下觀里的「輿地」，變成了近代化的地緣政治。

這一變化，雖由外部危機引起，但也出自樸學內部的生機。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開山祖，經學始於「識字」，史學要在「知地」，都偏於文獻考據。

「識字」在清初，有政治含義。清軍入主，以中原正統自居，採取「拿來主義」，把理學拿走了，把經學也拿走了，把堯舜禹文武周公統統拿走了。因此，身為漢人，國亡以後，如何華夷之辨？顧炎武說，亡國可以，亡天下不行，這就是要辨華夷。

亡國是改朝換代，亡天下是華淪為夷，留辮子，穿馬褂，頂戴花翎，這都是向夷看齊，華淪為夷已經開始。這樣的天下興亡，是人人有責的，而做華人，還是做夷人，則是天下興亡的分水嶺。華夷的區別，已不在是被清朝意識形態化的理學了，而是漢字，還有中原正音。因此，考據學從「識字」開始，「識字」從正音開始，以古音古字重新解釋漢學經典，考據學擔待了救亡使命。

還有史學，夷人拿走了國土，但拿不走國史，守住國史，就是留住文化的根！「知地」就是以國史盤點國土，以待新王恢復漢家天下。這是最後的鬥爭！天下興亡，在故紙堆里，在書齋裡面。他的天下觀從王權主義轉向國粹主義，從大一統轉向堅守文化底線，民族主義就從這樣的天下觀里誕生，以國粹主義確認文化邊疆，以民族主義捍衛國家主權，新的民族精神，被「天下興亡」喚醒。

中國歷史上，天下興亡感最為沉重的時代，一是明清易代，一為列強東來。

清初顧炎武嘆天下興亡，表現出文化的定力，清末，魏源講華夷之辨，已從顧氏的國粹回到清王朝本位，徐繼畬相反，他放棄了顧氏的華夷之辨，拿來國粹主義。

他用國粹主義的眼光看世界，這就使他的《瀛環志略》，以中國為主體，以貿易為主線，把世界各國的歷史和地理，都連接在與中國的關係里。他說歐羅巴，是「中國之所謂大西洋也」。

與中國的貿易入手，他說俄羅斯與中國互市，在西北陸路，不由海道。由海道至粵東貿易者，以英吉利船最多，居各國十分之六。西班牙船，從呂宋來，船雖多，但貨物僅洋米一項。其次有奧地利、普魯士，有丹麥、荷蘭，瑞典又次之。法蘭西貨船，每年來粵，多則三、四，少僅一、二，舶來鐘錶等物。葡萄牙居澳門，商船反而少來。比利時正要求通商，而義大利分為四國，土耳其系回回，希臘為新造小國，都沒有派船來通商。歐人東來，經由大西洋海，沿亞非利加（非洲）西岸，南行至好望角，轉而往東北，入小西洋，過巽他(馬達加斯加)海峽，往南洋而至粵東，行約七萬餘里。如果順風順水，行程需三個月，從中國返回時，逆風逆水，要五個月，俗稱「來三去五」，歐羅巴佔了上風。

徐氏言歐羅巴，曾提到明洪武年間，歐人有攜火藥投元軍者。《明史》載，朱元璋時，自命為「成吉思汗二世」的跛子帝王帖木兒曾派人來朝貢，靖難之役，朱棣攻破南京時，正值帖木兒西征土耳其、埃及大獲全勝，帖木兒得知中國內亂，立刻掉轉馬頭，日夜兼程，奔向東方。

那時，帖木兒帝國已橫跨中亞，鋒芒所向，將奧斯曼帝國擊倒，連歐洲都在害怕，可明朝概不知。朱棣登基後，遣使命帖木兒來朝貢，帖木兒卻扣押明使者，向中國發兵。朱棣聞訊，兵分兩路，一路出甘肅，迎戰帖木兒，一路下西洋，去抄帖木兒的後路。孰料，帖木兒半道而薨。

尚未交戰，朱棣已勝，帖木兒雖死，但戰爭未了，有人說其子不行，可行與不行，豈由個人？更因形勢，形勢比人強。朱棣派鄭和下西洋，以制海權，行戰略威懾和貿易制裁，促使中東各國，紛紛從帖木兒帝國分離。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用兵之奇，莫過於蒙古人下川康，越金沙，滅大理，從西南包抄中原，控制長江流域，以大迂迴大包圍戰略，使非機械動力時代的運動戰達到極致。但對鄭和下西洋之戰略意義卻隻字未提，為什麼？究其原因，還是士人習氣。鄭和乃閹人，士人不齒。

明人嚴從簡著《殊域周咨錄》，是研究明代中外關係的重要著作，其中記載了一件事：明憲宗欲效仿成祖故事，下西洋去，詔令兵部，索要鄭和航海資料。兵部尚書項忠派人入庫去找，沒找到，帝責問道：案卷怎能丟了！任職於兵部的劉大夏，在一旁振振有詞：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以萬計，以此得寶而歸，於國家何益！此乃弊政，大臣當諫，案卷如在，也要燒掉。據說，鄭和航海資料，就被此人匿了，但未燒掉。後來，這個即抗旨又犯上的傢伙，居然成了三朝重臣，下西洋一事，從此罷了。劉大夏說的那一番話，是明朝士人的普遍看法，直至清末，士人習氣都未改。徐繼畬居閩地，受命于海疆，漸有海權思想，能據實以言之，魏源對鄭和也隻字未提，談海國而不提鄭和，實在說不過去。除了士人習氣，還由於魏源特別看重內河防禦，缺乏海權意識。

《瀛寰志略》提到「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如鶩。」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如呂宋、噶羅巴（爪哇）諸島，不下數十萬人，基本為閩、廣流寓。「南洋者，亦七鯤、珠崖之餘壤，而歐羅巴之東道主也。」「七鯤」、「珠崖」，均指台灣，徐繼畬以南洋為台灣「余壤」，反映了他的海權思想，純以地勢論，台灣當為「余壤」，因南洋諸島分布，其勢由西向東，西部群島環立，向東遞減，而以台灣為末端，此為地理之本末。

徐繼畬以台灣開端，是以中國主權立言。他站在廈門，放眼望去，首先看到台灣，其次是呂宋今之菲律賓，依次而下，終端為蘇門答臘和爪哇。其計里程也以廈門為起點，說呂宋「在台灣鳳山縣沙馬崎之東南，由廈門往，水程七十二更。」他這樣看南洋，就象看中國的南海一樣。

《中國經營報》201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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