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之源：第七章 中華之源

第一章、「神農時代」 先摘錄司馬貞《三皇本紀》中關於炎帝神農氏的一段文字如下： 「女媧氏沒，神農氏作（按三皇說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為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凢八代，五百作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為少典有媧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雲，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水曰聽妃詙。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況譙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為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示據以為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即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考證】生帝魁以下二十字，各本脫，今依單本。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為諸侯。或分掌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雲）」。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司馬貞所記，也是疑點重重，互相矛盾。 這其中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前人的歷史記載不全，後人對有些說法的真實含意不夠了解，所以，產生了一些錯誤理解的緣故。 比如說「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這句，就明顯不符合歷史的邏輯，更沒有事實的依據。 其實，按照「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這個能夠為考古學所證實的事實推理，「神龍氏」其實是天下的「盟主」，根本就不是什麼「王」，更不是什麼「火德王」。至於「帝」，更是後來的人們給他加上去的封號。包括「黃帝」，也沒有自稱為「帝」，也是後人追封他為「黃帝」的。 「神農時代」的政治形態，是各部落以及各部族自治，根本就沒有什麼官，更沒有什麼「以火官名」，或者是哪個部落、部族以火命名。 那麼，為什麼他會被稱為「火德王」呢？ 「王」，是伏羲氏部族的價值追求，是武力統治天下，強行要大家服從的意思。 「伏羲氏」為「木德王」，被「女媧氏」聯合「共工氏」以及「東夷氏」打倒。隨後，大家推舉「女媧氏」部族中的「神農氏」為「盟主」。 而這個「盟主」，不是「王」，更不是「帝」，他就相當於現在的「歐盟」或「東盟」中的「聯盟秘書長」，是一種聯絡官與協調員的性質。 只是，「神農氏」可能比現在的「聯盟秘書長」地位要尊崇一點。因為，他的被推舉，更多地是由於他所在部落的名望與德行，而不是出自於各方的利益算計。在各方自治的政治前提下，各方也沒有什麼利益可以相互算計的。 「神農氏」是「人身牛首」，以牛為神。這說明他的部落當時已經開始使用耕牛幫助勞作了。這是生產方式的一個重大進步，當然會受到大家的推崇與仰慕。所以，大家就推舉他為「盟主」。 而「伏羲氏」的後人「軒轅氏」，是通過武力取代「神農氏」成為「盟主」的。所以，他們就不顧歷史事實，仍然按照「王」的概念來解釋「神農氏」的「盟主」職位。又因為「神農氏」是取代「伏羲氏」的「木德王」而為「盟主」，所以，他們就按照「木生火」的理論，認為「神農氏」是「火德王」。而按照這樣一種邏輯，那麼，又根據「火生土」的理論，武力取得「盟主」職位的「軒轅氏」，當然就是「土德王」了，又因為「土」是黃色，所以，「軒轅氏」就被稱為「黃帝」。這實際上就是為他們武力取得「盟主」職位尋找與編造理論上的根據。 另外，「王」相對於「盟主」，性質當然是大不一樣的。「王」不具有「盟主」那樣尊崇的地位，卻有著「盟主」所沒有的威權。在法理上，「盟主」是把情況介紹給「四岳」，由「四岳」處理一切事情，最多，「盟主」是提出自己的建議，供「四岳」參考；而「王」則是凌駕於「四岳」之上，直接處理一切事情，甚至對於一些不服從的部落，「王」也有法理上的處置權。這些，在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就有所體現。 老子是最推崇「神農時代」的。我們就從老子的《道德經》中，看看老子心中的理想時代，是一種什麼樣子。那其實就是「神農時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 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神農時代」，是一個「上智下愚、德治天下」的時代。而這個德，主要是上德，是聖人之德，也就是「神農氏」之德。「神農氏」無為，天下就安寧。 這實際上就是肯定地方自治，盡量避免相互間的來往；而「盟主」，就是協調各方自治，盡量避免部落或者部族之間發生衝突。 但是，這樣的局面，是絕對不可以長久的。 因為，這是一種理想的上無為，下無知的狀態。而這種狀態，與實際上的生產力不斷發展、人們的思想越來越活躍的社會現實是不相符合的。 人的智慧，在勞動中產生；人的個性，也在勞動中增長。 生產的發展，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下愚」之人，成為比其他「下愚」之人更「聰明」的一類人。這些人，當然就不滿足於繼續和一些「下愚」之人為伍。 可是，秩序的固化，又使他們難以成為「上智」之人。這樣，他們就不喜歡秩序的固化，希望在不斷變化的新秩序中，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 這就要對現實進行挑戰。 而這些挑戰，往往直接造成的是「下愚」之人與「下愚」之人之間的矛盾衝突，最後的矛頭指向，卻是必然地指向那些「上智」之人，指向了部落、部族的領袖，甚至是部落聯盟的「盟主」。因為，他們才是現有秩序的代言人。 那麼，「德治天下」的「盟主」以及各部落、部族的領袖們，如何面對這些「聰明」而有個性的秩序挑戰者呢？ 在「無為」的理念之下（事實上，並不僅僅是領袖們主觀上「無為」，而且，客觀上的法理制度，也讓領袖們無法為），一個部落的領袖被拿下，就導致這個部落也成為其部族之秩序的挑戰者；一個部族的領袖被拿下，就導致整個天下的秩序受到挑戰。 這不是推理，而是社會發展的事實。 「（神農氏）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 從這些歷代「盟主」的名號中，我們能夠發現什麼嗎？是不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 而「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世襲嗎？ 請大家明白，那個時候，是絕對沒有世襲觀念的，「盟主」是絕對不可能世襲的，歷任「盟主」，絕對都是由各個部落推舉出來的。只是，「神龍氏」部族的一些部落比較先進，名望與德行更容易使他們被大家推舉出來而已。 真正造成歷代「盟主」「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已經不適應於「德治天下」，而應該實行「法治天下」了。 「榆罔」，意為「榆木疙瘩」、「罔顧現實」。為什麼他「榆木疙瘩」、「罔顧現實」呢？因為，社會越動亂，大家就越想推舉出一個名望好、德行高的人出來做「盟主」。而越是名望好、德行高的人，就越與社會現實的無序狀態對立，也越不可能靈活機動地與現實妥協，所以，就是「榆木疙瘩」、「罔顧現實」了。 「神農時代」，對應的的是考古學中的「廟底溝文化」、「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時代，這個時代的社會發展十分快速，人際關係的變化也十分顯著，比如「男尊女卑」、「奴隸制度」，都是在這個時代形成並且穩固的。 所以，在「德治天下」的名義下，這個社會的「下愚」之人們，其實一點也不像老子所想像的那樣快樂幸福；快樂幸福的，是那些「聰明」的「下愚」之人，他們有機會不斷地從秩序的被破壞中，擴大自己的利益，擴大自己的慾望。 第二節、千年「伏羲」 「伏羲」，是「祝融氏」的末代之王。 可是，這個末代之王，並沒有因為丟掉自己部族的江山，而遭受後人們的唾棄，反而被他的後人們無限地景仰與崇拜，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來細讀《三皇本紀》中關於「伏羲氏」的記載： 「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稱太皞。皞，明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由於「伏羲氏」是「木德王」，所以，他們一定要「位在東方」、「東封泰山」。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才「都於陳」。 「陳」就是現在的河南淮陽。從這個地方，就很容易進攻山東，奪取泰山。 可是，他們「都於陳」之後，好景不長，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而且，還死了兩任帝王——「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史籍中記載的「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中的兩個「伏羲」，都沒有考古學的依據，倒是在另一個地點「濮陽西水坡」，卻發現了一個貨真價實的「伏羲」——「祝融王」。 那麼，這個「伏羲」，會是史籍中記載的兩個「伏羲」中的一個嗎？ 史籍中記載的地點很明確，是在「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而「西水坡」，很明確地離這兩個地點都很遠，所以，這個「伏羲」，不會是那兩個「伏羲」之一。 可以認為，在「都於陳」之前，「伏羲氏」還曾在濮陽立都，或者是安營紮寨。而葬在濮陽西水坡的「伏羲」，就是在這期間亡故的。 後來，「伏羲氏」為了準備進攻山東，就又「都於陳」。而「冢在山陽高平之西」的「伏羲」，就是在與山東「東夷氏」的戰鬥中陣亡的。因為是在敗仗中草草安葬，所以，無法知道確切的地址，只能依稀記得，是在「山陽高平之西」。 葬在「南郡」的「伏羲」，其實是在危難之中接任的最後一個「祝融王」，也就是真正的、確確實實的「伏羲」。 由於他率領殘部敗走「南郡」，局面異常艱難，為了落地生根，需要不斷遷移，到處尋找合適的地方。在這個一代一代，不斷的遷移之中，作為開拓者的祖先，到底葬在哪裡，後人，也就難以說出個子丑寅卯了。 不過，雖然不記得這最後一任「祝融王」到底葬在哪裡，但是，他為自己的部族所作的千年之謀劃，卻不能不讓後人們仰慕其偉大，所以，他的後人，就將他記為自己部族的始祖。 「伏羲」為自己的部族，作了什麼樣的千年之謀劃呢？ 第一，定「聖山南嶽」為「衡山」，以向子孫萬代言志，一定要回到中原，「制衡天下」。 「天下結盟」之後，「伏羲氏」的勢力範圍被定在南郡，他們也就只能暫時在南方，用心經營了。 但是，作為「木德王」，他們不可能永遠困居於南方，他們一定要回到中原，重新奪取山東，在泰山封禪，以王天下。 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以當前為起點，通過不斷的發展而制衡天下，最後實現王治天下。 這樣，他就將本部族新的「聖山」「南嶽」，命名為「衡山」。以向眾人和後代明志。 第二，吸取歷史的教訓，巧妙地布局姜水。 在史籍中，有一個「少典氏」，與神農與黃帝都發生了關係。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者，少典之子」。 而司馬貞在《三皇本紀》中說：「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凢八代，五百作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為少典有媧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 然而，這還是有矛盾。 黃帝尊龍，明顯是「伏羲氏」的後代。 而「神農氏」尊龍嗎？ 「神農氏」是不尊龍的。所以，他不是「伏羲氏」的後代，而是「女媧氏」的後代。 那麼，「少典氏」是「伏羲氏」的後代？還是「女媧氏」的後代？ 如果「少典氏」是「女媧氏」的後代，那麼，「黃帝」就也是「女媧氏」的後代，那麼，黃帝就不會尊龍。 因為「黃帝」尊龍，是「伏羲氏」的後代，所以，「少典氏」必然也尊龍，必然也是「伏羲氏」的後代。 《三皇廟碑》記載：「庖犠子少典為神龍首；東遷少典於顓臾之地以守庖犠之祀」。 「神農氏」不是「伏羲氏」的後代，不是「少典氏」之子。一些史籍中「神農氏」為「少典子」的說法，是誤傳，是錯誤的。所以，司馬遷就沒有採納這種說法。 那麼，問題又來了。 「伏羲氏」大本營在遼河流域，「少典氏」是如何到渭水流域的姜水去落地生根的？ 如果說，「少典氏」是「伏羲氏」在5000年前離開姜水時的舊部。那麼，幾千年的時間，他們怎麼沒有被隨後而來的「女媧氏」部族同化，而仍然認同早已分別了5000年的「伏羲氏」？ 所以，更大的可能，「少典氏」是「伏羲氏」戰敗之後，有意安排到姜水流域的河北、河南地區的殘部。 他的名義是，這些人回家的路，被「共工氏」部族堵死，南下又充滿兇險，只有回到自己更早的故鄉「姜水」，才是安全的。 「女媧氏」與「共工氏」不同，他們與「伏羲氏」沒有深仇大恨，而且還是同族。所以，讓這些人回到他們祖先曾經的開墾地，也未嘗不可。 但是，他們沒有明白，「伏羲王」安排這些人回到姜水的真正用意，就是：未來一旦重新開戰，這些人，就是制約「女媧氏」部族參戰的重要力量。「伏羲氏」部族，就再也不會吃被「女媧氏」部族突然襲擊的虧了。 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就是「伏羲氏」指示建立宗教「聖地」，規定各地的部族成員，必須每年前往「聖地」朝聖。這個「聖地」，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 其他的部族中，圖騰都是不斷變換的。只有「伏羲氏」部族，雖然龍的具體形態也在不斷變化，但是，龍這個圖騰，卻始終是他們的第一圖騰。 其他部族中，都沒有像「牛河梁遺址」那樣的「聖地」，只有「伏羲氏」部族，才有那樣的「聖地」。 宗教，是凝集人心的重要手段。 「伏羲氏」部族歷經千年，最後終於返回中原，重登泰山，實現他們祖先的千年之志，宗教，就是他們重要的力量源泉。 第三節、軒轅黃帝 「天下結盟」的產生，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最高形式的「長老共和制」。 這正是從前「共工氏」部族中的那些「聰明人」所追求的體制。 現在，既然整個天下的大格局就是這樣了，那他們「共工氏」部族不就可以有樣學樣？ 「女媧氏」由於沒有吃過虧，所以，也就「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當然就也會走向「共和制」的道路。 這應該是後來「黃帝部族」不費吹灰之力打垮「炎帝」，統一中原的體制上的原因。 當然，客觀的本質上，社會需要統一，需要專制，需要法治，這是「黃帝部族」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可問題是，站在風頭上，豬也能夠飛起來，為什麼就只有「黃帝部族」成了這隻豬，而其他部族，就成不了這隻豬呢？ 因為，其他部族的「上智」之人太多了，而「黃帝部族」由於具有強烈的宗教意識，所以，就沒有那麼多的「上智」之人。 這也就反映到「科學」與「迷信」，反映到「客觀」與「主觀」的博弈上。 「上智下愚」，是這個社會的固有觀念。當今的一些「鄉賢」觀念，又何嘗不是「上智下愚」的翻版？ 一些「上智」之人，總認為他們新得到的一些知識，是萬能的，是可以統治天下的。可是，到頭來，總敵不過一些「下愚」之人的「大路不平眾人踩」。 這些人「愚昧」啊，這些人「迷信」啊。 然而，「愚昧」又怎麼樣？「迷信」又怎麼樣？誰叫你們沒有他們人多？ 其實，「鄉賢」不「鄉賢」，「科學」不「科學」，並不由自己說了算。真理，是要由實踐來檢驗的。 利益決定智商。在利益目前，所有的「下愚」之人，其實一點也不「下愚」。 也總有一些人，強調「客觀」，尊重「客觀」；反對「主觀」，仇視「主觀」。「人定勝天」的口號，在他們看來，是不「科學」的。 是的，人不能勝天。「人定勝天」的口號，肯定是不「科學」。 然而，人如果沒有一點「人定勝天」的精神，那還能成事嗎？ 就像錢不是萬能的，而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人的精神，也不是萬能的，可人如果沒有精神，卻也是萬萬不能的。 「科學」是要講的，但不能迷信「科學」；「客觀」是要講的，卻也不能「客觀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認真地分析：「軒轅黃帝」，是「少典氏」的後裔，他們本來是「伏羲氏」部族中最薄弱的一支力量，當年的「伏羲」安排他們到姜水，絕對只是想將他們作為偏師使用，是讓他們作為一支牽制性的力量，來制約「女媧氏」的，可沒有想到，他們最後居然成了實現祖先夙願的主力。那麼，他們為什麼會成為實現祖先夙願的主力呢？為什麼南、北、西三方，原本他們這一方最弱，可最後，變成了他們這一方最強呢？ 這其中的原因，第一條，是他們處在關中平原，自然條件相對最好，所以，發展速度也會相對最快，這一條，恐怕是沒有疑義的。 而第二條，就是因為他們處在「女媧氏」部族的包圍之中。他們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但那主要是宗教上的。而在宗教之外，他們融入「女媧氏」文化圈中，自然也就接受了「女媧氏」的文化。也就是說，他們集中當時的兩大文化於一身。這當然就使他們的思想相對圓潤，作風相對靈巧。這應該是他們成為最強力量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條，就應該是他們處在「女媧氏」的包圍之中，離「共工氏」也比較近，所以，對「女媧氏」和「共工氏」就最為熟悉，也最懂得怎麼對付「女媧氏」和「共工氏」，這就使得他們必然處在鬥爭的最前線，從而成為「伏羲氏」部族重新崛起時的領導性力量。 當然，「黃帝」對付「炎帝」，是沒有費多大的勁，但是，對付東方的「蚩尤」，卻是費了很大的勁。 這是為什麼呢？ 這當然是因為，東方還是相對落後，所以，東方的「上智」之人就不是很多，這也就保證了他們整體上的團結一心、同仇敵愾。而「蚩尤」，當然也是一個具有雄才偉略的領袖。 「蚩尤」挑戰「炎帝」的「盟主」之位，絕對不是單純的想當「盟主」這麼簡單，而是為了掌握政治上的主動，通過「盟主」之位來擴大自己的話語權，讓天下知道，千年的「妖怪」又來了，大家要團結一心，對付「妖怪」。 他的號召，也是起到了作用的。「共工氏」部族中的「夸父氏」，就響應他的號召，前來與他協同作戰。 當然，從「夸父氏」所處的位置來看，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黃帝部族」從西面向東北方向擠壓，而東北方向的「伏羲氏」舊部，又越過燕山向南突進。「夸父氏」腹背受敵，是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地方，而前去與「蚩尤」匯合。因為，他們兩個部族，是千年的盟友。 但是，今時不比往日，不論從精神上，還是從人力物力上，「蚩尤」與「夸父」聯軍，都不是「黃帝部族」的對手，所以，最後的失敗，是必然的。 其實，不論「黃帝」與「蚩尤」誰最後得天下，歷史，總是會那麼走。甚至於，由於「東夷氏」與其他兩大部族的千年盟友之關係，如果「蚩尤」得了天下，也許會對其他的兩大部族更加尊重。 只是，歷史，讓「黃帝」笑到了最後。 第四節、「九五之尊」 「九」，就是《河圖》《洛書》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個數，代表的是事物的全部、整體；「五」，就是《河圖》《洛書》中央的那個陽五，代表的是事物的中樞、中央。 「九五之尊」，本意就是尊重大眾、尊重領袖。 而在「神農時代」，在「神農」的道德意識中，當然就是「五」尊重「九」，「盟主」尊重「四岳」、尊重「八方」。 然而，一方面，是社會的紛亂需要強權，需要一個強大的力量來代替大家威震四方、彈壓各個不守秩序的部落；另一方面，是祖先們千年的「木德王」之遺志，也讓他一定要「泰山封禪」、「王治天下」。所以，到了「黃帝時代」，到了「黃帝」那裡，就是「九」尊重「五」，「四岳」尊重「帝王」，「八方」尊重「中央」了。 這個時候，「中」的概念，就不知不覺地，從「無名天地之始」，變成「有名萬物之母」了。 「中華民族」，就從蠻荒之中，向這個世界款款而來。 但是，「黃帝」時代被人們清晰意識到的這個「中」之概念，並不是產生於「黃帝」，而是產生於「女媧」，產生於由「女媧氏」創作的《河圖》《洛書》。 而且，「黃帝」的「中」，相對於「女媧氏」的「中」，相對於《河圖》《洛書》的「中」，顯然也變了形、走了樣。 「女媧氏」的「中」、《河圖》《洛書》的「中」，是共同的追求，是集體的意志，是情感，是道德，是水乳交融，是造化之功。 而「黃帝」的「中」，是威權，是私利，是圈子、是形式，是宗教。 「黃帝」背叛了「女媧氏」，背叛了《河圖》《洛書》。事實上，他也從來沒有皈依過「女媧氏」，從來沒有皈依過《河圖》《洛書》。他皈依的是「伏羲」，皈依的是他們「伏羲氏」部族的「木德王」。 然而，商鞅雖死，商鞅的法制路線不死；秦國雖亡，秦國的國家體制不亡。 儘管《河圖》《洛書》的「中」之概念被「黃帝」背棄，「黃帝」和他的後來者們，為了更好地統治天下，還是要拉大旗、作虎皮，用《河圖》《洛書》，來包裝他們虛偽的心肝，以鞏固他們的權力與地位。 《史記音義》記載：「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 《宋書·符瑞志》記載：「（？堯）帝在位七十年，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東沈璧於洛。禮畢，退俟，至於下昃，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言當禪舜？。」 《宋書·符瑞志》記載：「舜設壇於河，黃龍負圖，圖長三十三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 《後漢書·五行志》記載：「禹治洪水，得賜洛水，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宋書·符瑞志》記載：「湯東至洛，觀堯壇，有黑龜，並赤文成字」。 《墨子》又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 《尚書·顧命》記載：「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歷代的帝王，都要奉《河圖》《洛書》為圭臬，通過擁有《河圖》《洛書》來向天下宣誓，自己取得了大位，是天下的帝王了。 那麼，《河圖》《洛書》為什麼有那麼神奇的力量，令這些帝王們頂禮膜拜呢？ 因為，《河圖》《洛書》的「中」之概念，在天下人的心裡，尊重《河圖》《洛書》，就是尊重天下人。 以一種形式上的尊重，來換得實際上的統治，聰明的帝王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而天下人，得到了這一種形式，就是得到了一份尊重，得到了一份默契，得到了一份承諾，也就該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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