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大歷史」的衝擊

大歷史·圓桌

孫岳

押沙龍

錢乘旦

趙世瑜

今年隨著「火星上發現了水」和「引力波的發現」，科學的話題在中國的社交網路大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感慨，在宇宙面前，人類不同族群、宗教、政治立場間的衝突顯得過於渺小和無意義了。而以《極簡人類史》和《人類簡史》為代表的「大歷史」進入中國，也以同一種邏輯，對傳統歷史研究和民間歷史讀者都產生了一定的衝擊，並激起了不小的迴音。《新京報》分別採訪了世界史專家錢乘旦、中國史專家趙世瑜、大歷史研究者孫岳和《寫給上班族的世界史》的作者押沙龍，尋問「大歷史」的歷史內涵。

「大歷史」的問世是對當代關乎人類生存不確定性的回應

孫岳 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大歷史研究者，著有《大歷史：在宇宙演化中書寫世界史》。

新京報：「大歷史」與歷史學學科關係如何，能否說它已經形成一股歷史研究潮流？

孫岳：學科的建制通常是畫地為牢、各管一方，而「大歷史」肯定是與此格格不入的，所以也常為專業史家所不容，但這並不妨礙大歷史在民間或青年學生中的魅力。往往有很多人不顧學科界限，依然渴求著對人生甚至人類根本問題給出答案或思考空間的作品。我認為大歷史是一種「歷史研究潮流」，而且這種潮流或運動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新京報：在「大歷史」的潮流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動力或機制？

孫岳：真正的「大歷史」，試圖以人類的全部知識廓清包括人和人類社會在內的萬物的來龍去脈，所謂「有無之間」（第一本大歷史教科書的題目）的一切。從深層次看，「大歷史」的問世是對我們這個時代關乎人類生存的種種不確定性的激烈回應。

在「大歷史」學家看來：「在一個充斥著核武器、生態危機儼然跨越了眾多國界的世界裡，我們非常有必要將人類看作一個整體。在此背景下，那種主要關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歷史敘述顯得狹隘、不合時宜甚至非常危險」；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者聲稱任何形式的元敘事都不過是對既定權力的維護，從而掩蓋了真實存在的混亂、斷裂和無意義，而這種虛無主義的論斷對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況並無助益。作為回應，「大歷史」的目標就是要譜寫一部能夠賦予當今人類社會以「定位感」和「歸屬感」的「現代創世神話」。

新京報：作為對西方史學乃至文化一種回應的「大歷史」，因何受到一批中國讀者的歡迎？

孫岳：大歷史學者排斥諸如「上帝」或鬼神之類既無法證實也不能證偽的所謂「事實」作為歷史論證的依據，以「經驗式的」可知的證據為依託，這一點特別容易與「不語怪力亂神」的中國傳統相契合，也使得「大歷史」容易在中國讀者中找到共鳴。

新京報：可否為對「大歷史」感興趣的讀者推薦一些讀物？

孫岳：想了解當今人類的處境，可以讀一讀《拯救地球生物圈——論人類文明轉型》或《未來：改變全球的六大驅動力》；關注宇宙、宇宙研究現狀及人在其中尋求意義的讀者，可讀一下《新宇宙與人類的未來：共有的宇宙觀將改造我們的世界》；若想「一冊在手，便粗覺寰球涼熱」，《極簡人類史》是難得的一部好書。

「去人類中心主義」處處滲透著人類的價值觀

押沙龍 工程師，作者，青年學者，著有《寫給上班族的世界史》。

新京報：寫作和閱讀「大歷史」著作，是否需要特定的知識儲備？

押沙龍：寫作或者閱讀大歷史著作，最大的要求就是具備跨學科的知識。以《人類簡史》為例，它裡面有大量的生物學、人類學、進化心理學方面的內容。很多讀者讀了《人類簡史》後很震驚，覺得腦洞大開，其實裡面很多知識點都是來自於這些學科，而慣於讀歷史的讀者往往對此不太熟悉，所以才覺得這是一本橫空出世的怪書。

新京報：「大歷史」作為一種框架，最主要的優勢和局限有哪些？

押沙龍：「大歷史」可以拉大我們的視野。就像我們生活在一條河邊，研究它的水文，探測深度，摸清楚每一個拐彎，但從上空看看它的完整輪廓也許會發現，以前認為很重要的一些曲折其實並不重要，而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水文特徵可能才是最關鍵的東西。

大歷史的局限性首先在於它容易大而無當、模糊焦點。研究大爆炸和恆星的產生，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多少有點懷疑。就像胡克說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其次，「大歷史」要求學科之間的緊密融合，現在學科的發展是否達到這種程度？也是值得懷疑的。就我個人感覺，「大歷史」容易流於凌空蹈虛的論述，成為一種變相的歷史哲學。

新京報：隨著「大歷史」觀念的提出，「去人類中心主義」也成為一個充滿爭議和困惑的論題，對此應該如何理解？

押沙龍：「大歷史」的「去人類中心主義」其實更多是一種寫作範圍擴大後的附帶結果。「大歷史」把寫作範圍都擴大到宇宙大爆炸了，怎麼可能還去堅持人類中心，那個時候又哪有人呢？自然也很難堅持人類史價值的終極標準。

這裡牽涉到學科類型的不同。大家不會討論《電磁學通論》或者《微積分》里有沒有堅持「去人類中心主義」，因為知道那是科學；但是在《史記》或《羅馬帝國衰亡史》里，人類的價值就成為核心的東西。「大歷史」介於科學和人文之間，所以才會有這種困惑。其實我覺得這種爭論並沒有太大意義。像《人類簡史》這樣的著作，當然可以說是去人類中心主義的，但也處處滲透著人類的價值觀和福利考量。你可以不把自己放到中心地位，但是你的視野依舊是人類的視野。你可以不站在舞台中心，本分地躲在角落裡看，但你的眼睛依舊是人類的眼睛，你關心的依舊是人的命運。

「大歷史」是新瓶裝舊酒

錢乘旦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長，著有《英國通史》等世界史論著。

新京報：應該如何理解「大歷史」在今天的出現？

錢乘旦：西方學界喜歡把以前曾經有過的東西拿出來，給一個新的叫法，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相當於「時裝」，現在流行的款式可能是二十年前流行而被人遺忘的東西。「大歷史」並不是新東西，首先，所有的知識都已經存在，在自然科學發展的幾百年間積累起來，如果沒有這些研究，所謂的大歷史也寫不出來。另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寫過「大歷史」，比如英國費邊社的威爾斯寫過一本《世界史》，從宇宙形成一直講到19世紀，所以這個概念也「不新」。

新京報：所以今天談論的「大歷史」，其實是一種史學觀念的再現？

錢乘旦：二戰後，西方歷史學經歷了一個由系統化、體系化向細化和碎化變化的過程。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都是系統化的「宏大歷史」，但是從60年代起，歷史學界有意識地「去意識形態化」、「去理論化」、「去體系化」，討論的問題不斷縮小，切入的觀察點不斷細化，最後把歷史研究變成了碎片。但是，從西方歷史學發展的長時段考察，會發現「宏大歷史」和「微觀歷史」此起彼落的間隔性輪替。60年代向「細化」發展，到80年代、90年代卻出現「全球史」、「大歷史」，這二者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在碎片化之後，試圖重新建構某種體系，因此是西方歷史學間隔性輪替的一個周期。

「大歷史」並非是對「正統」史觀的挑戰

趙世瑜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史學理論專家，著有《小歷史與大歷史》。

新京報：「大歷史」是否對傳統的歷史研究形成了一種挑戰和反思？

趙世瑜：在歷史研究中，從來都有關注個別和一般的研究，我不以為是對「傳統」或「正統」史觀的挑戰，也不認為是一股潮流。不能因為一兩本書的暢銷，就說某種主題的研究走紅。從來都有讀者喜歡個別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也有人喜歡宏觀思考，目前來說還是前者佔主流，後者主要集中在白領群吧？當然，這半個世紀的中國史學致力於迴避歷史中的宏大敘事，顯得對歷史個案比較重視，出色的、新的宏觀敘述不太多，也是事實。所以這樣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讀者這方面的需求。

我以為歷史研究就應該是以人為中心的，除了自然史以外。希望人類注意自己的生活環境是對的，但注意環境或自然界還是為了人類。

新京報：讀者怎樣與這種大歷史讀物相處？

趙世瑜：寫作這類作品的學者的做法往往是利用別人的研究成果，按照自己的思想邏輯寫出來。所以讀者讀這類書，主要應該去體會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去注意他提到的史實。因為這麼廣闊的範圍，作者怎麼能都懂？只是選擇、利用別人的成果，來印證他的思想。

□新京報記者 修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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