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的崛起：一個台灣知識分子對21世紀的思考

反思美國政體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危險和破壞性

以獨特的大歷史觀剖析全球三百年以來的世局演變

剖析習李執政下「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

「 　今日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中國崛起將如何撼動當前全球秩序和西方話語權？本書將中國的發展經驗及其影響放置在寬廣的歷史坐標中來審視。作者認為，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數百年難遇的巨變時代，中國興起帶動全球秩序重組，中國帶領發展中國家選擇性接受西方的遊戲規則，也帶動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作者以敏銳的洞察力和鮮活的事實探析中國道路、中國體制的特色和優越性。· 書訊 ·朱雲漢《高思在雲》發布

「對東亞來說，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理解、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世界秩序重組。」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在其新作《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這樣提到。

朱雲漢教授

日前，新書《高思在雲》舉行了研討會。在會上，朱雲漢直白地提出對於中國崛起這個21世紀最重要功課的理解。「我們的知識準備和思想準備都不足」，「中國的崛起是匆忙的崛起，匆忙的結果是思想和理論跟不上實踐。」他認為及時研究中國發展不僅僅有利於中國13億人的安身立命，對於全球70億人也同樣有重要意義。

朱雲漢在《高思在雲》中梳理了過去三百年世界史的演進脈絡，探討了中國興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意涵的問題，同時反思和批評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破壞性。

「如果我們想要看清楚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想要掌握它的來龍去脈，就一定要跳脫過去習以為常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因為這些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只是一時一地的歷史產物，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這些思維窠臼不但無助於我們認識與理解21世紀歷史巨輪的滾動軌跡，反而可能遮蔽我們的視野。」朱雲漢在《高思在雲》的序言中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在研討會上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中國的崛起已是事實，但現有的框架理論對於解釋中國的崛起明顯不足，就像是一個孩子一下子長高長大了，但對於怎樣待己待人依然有一個適應變化的過程。改革開放後進入世界的中國就像一艘千年老船一下子進入了汪洋大海，有很多困難和挑戰需要克服。」

《高思在雲》對21世紀國家間的競爭做了觀察分析，朱雲漢引入美政治學家福山的言論——「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他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並未考慮到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於發育不全的狀態，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巨。」《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之前已在台灣出版，此次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大陸首次出版。

這位成長於台灣的政治學教授，自1990年第一次踏上大陸後，25年間上百次往返海峽兩岸，專註於「中國發展模式」的觀察與研究，同時結合親赴五大洲40多個國家、對歐美政治經濟體制的深入觀察，從全球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政治體制的路徑和中國興起如何帶動全球秩序重組。

《高思在云：一個知識分子對21世紀的思考》一書作者認為，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發展表明，以西方為中心的民主路徑不適合當代新興國家，國際社會應高度重視中國發展模式及中國崛起的深遠影響，未來世界競爭的主軸將取決於各國的自身治理能力。

趨勢一：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單極體系形成於後冷戰初期。20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後，美國成為世界公認的唯一超強，主導了蘇聯解體後的新國際秩序，曾一度被視為順天承運、結構牢固，但不足20年便根基動搖。

趨勢二：「第三波民主」退潮。該浪潮源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峰，曾被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斷言為人類文明演變的終點，沒有其他體制可超越，但維持不足40年就出現退潮。

趨勢三：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重建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打下基礎。蘇東劇變後，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空前發展，所有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秩序都被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所統治。隨著「華盛頓共識」破滅、反全球化運動興起，金融危機致西方經濟增長引擎熄火。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引起激進變革呼聲，近60年的國際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面臨空前危機。

趨勢四：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日益沒落。這是四大歷史趨勢逆轉中最具本質性的結構變化，也是近300年歷史發展趨勢的大逆轉。18世紀初，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台。隨著工業革命及殖民主義擴張，西方主導人類歷史長達300年。進入21世紀後，世界權力重心明顯東移，亞洲正成為人類歷史舞台的主角，「新亞洲半球」的崛起預示西方獨佔鰲頭時代接近尾聲。

四大發展趨勢同時逆轉對人類社會將產生深遠影響。它意味著衡量「進步」與「落後」的歷史坐標受到質疑，也意味著非西方國家在選擇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時享有更大空間。人類社會同時面臨兩種可能的歷史發展前景：一是國際秩序進入一個較長的崩潰與重組期，全球層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現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在所難免；二是更公正的國際秩序正在降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模式，一個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領域，一個更能統籌絕大多數國家可持續發展需求、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反思一：「民主」與「自由」正成為世界秩序動蕩的根源。

迎著2000年的第一縷陽光，絕大多數人都對新世紀充滿憧憬，西方知識分子甚至遐想：民主可帶來和平和良治，自由化與全球化將帶來可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將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但隨後的發展卻南轅北轍。東歐經10多年市場化改革後，一些前共產黨人又以左翼或社會民主黨名義重新執政。拉美開始質疑世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揚的「華盛頓共識」，親美右派政權紛紛下台，「左傾」執政黨開始摸索更均衡的發展策略。全球貿易與金融自由化遭勞工、農民、環保團體的強烈抵制。

美國在西亞北非強力推行的「民主改造」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與此同時，地球加速變暖，極端氣候肆虐。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在於：「民主」與「自由」——被許多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視為構建21世紀社會的兩大支柱正嚴重變形與退化，成為世界動蕩的來源。美在過去30年間努力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它讓美式資本主義所向無敵，讓資本在全球取得空前主宰地位，讓民主與市場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

反思二：美國政體已失去為絕大多數民眾謀福祉的基本功能。

在美國的政治運作中，政客高度依賴所謂「政治顧問」，他們擅長政治包裝、形象塑造、抹黑對手、操弄選民、散布假信息、遙控媒體。政治人物最優先考慮的是如何網羅最專業的政治顧問，而非國家前途與未來。過去30年中，美國民主遭「市場基本教義派」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嚴重侵蝕，社會權力結構發生巨變：多元化成為歷史，金權政治佔據舞台，代表企業的利益集團在美社會取得空前優勢，而與之抗衡的力量卻日益萎縮。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工會的政治影響力直線滑落，工會會員佔比從1983年的20.1%跌至2012年的11.3%。代表企業主利益的組織則資金豐沛，2011年美企業遊說組織預算達27億美元，是勞工組織的90倍。企業廣告支出馴服美電子傳媒，使其不敢觸碰敏感或爭議性議題。20世紀80年代末，傳媒事業大鬆綁使大部分地方電台與報紙納入企業集團控股下，只剩少數自由派報紙能維持對時局的批判力。通過利益遊說、金權政治和媒體操控，富裕階層主導著遊戲規則制定，並將能維持中產階級利益的稅收體制、管理規則、保障體制逐一侵蝕。美國民主已喪失民主精髓，逐步淪為寡頭政治。

民主體制失靈的後果是政府無法扭轉國家由盛轉衰的頹勢。冷戰結束20餘載，美經濟一步步陷入泡沫陷阱，美聯儲不斷以超低利率支撐房市和股市，讓財富效應刺激消費，藉此掩蓋財政、貿易、家庭負債三大赤字膨脹的風險。這種結構性失衡終於借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深入分析金融危機的前因後果，美政治體制失靈問題更為凸顯。美主導金融全球化30年，等於縱容華爾街巨鱷在全球經營「老鼠會經濟」，滋生的暴利已通過分紅落入資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後的巨大社會成本卻由納稅人及所有參與實體經濟的人承擔。危機後的金融體制改革方案無法清除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隱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數字無限制收購華爾街投資家機構的「有毒資產」。

美國民眾舉行「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

反思三：「劣質民主」傳播給全球帶來災難。

美國民主品質退化導致的金錢政治與裙帶政治，更在「9 11」後以「反恐」之名用某種類型的法西斯主義取代民主。新保守主義在美取得主導地位後，將「變形民主」與「變形市場」推銷至全球，試圖將這種賦予跨國資本無上權力的統治結構永久化。這對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是一個巨大陷阱：一方面民主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樹為普世價值、唯一選項，另一方面，這種變形民主被普遍效仿，且在效仿過程中變本加厲，導致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劣質民主困境。在東歐，民選政治人物為選票挑動選民情緒，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污腐化橫行，為掩飾執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與族群議題，人為製造仇恨和兩極對立，不少國家甚至引發種族暴動。

在拉美，「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自由化改革」讓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體制無法抑制貪污，導致民眾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政治精英開始反思，部分拉美國家公開抵制美推動的美洲共同市場。經濟全球化讓東亞勞工與農民團體面臨空前生存壓力，原引以為榮的「均富」分配結構迅速褪色。1997年金融危機讓東亞國家看清國際經濟秩序是以美狹隘利益甚至完全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為中心的本質，開始積極構建區域政策協調機制和換匯協定，以防堵國際金融風暴肆虐。

反思四：「第三波民主」面臨兩個結構性障礙。

一是美作為積極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是劣質民主的最大傳染源。它提供錯誤示範，輸出政治伎倆，為他國政治人物提供「專業服務」，且經常採取自我矛盾的雙重標準。

二是「市場化」與「民主化」結成「連體嬰」成為所有新興民主國家的根本性障礙。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與自由化，意味著勞工群體與中產階級不可能透過民主體制改變自身的不對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國家機構」的社會保障與再分配功能，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低能的空殼。當今，對我們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質量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選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為體，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信息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級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聯儲等。資本主義全球化顛覆了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讓國家層面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反思五：資本主義威脅人類社會。

資本主義讓主要經濟體都必須將經濟活動維持在過度消費與信用膨脹的亢奮狀態，才能避免經濟衰退與金融體系崩潰。全球化讓國際金融體系變成了無法駕馭的超級賭場。國家、社區、家庭的經濟命脈，都成為極少數跨國銀行、投資機構、對沖基金賭桌上的籌碼。

資本主義的矛盾在於：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對追求最大物質欲滿足的消費者以及追求激勵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的社會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時，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掠奪第三世界資源以及剝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它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從可持續發展看，資本主義是最浪費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勵貪婪、獎勵自私、崇尚個人主義、刺激無止境的物質慾望和沒必要的消費需求，誘導追求虛榮的價值觀。在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邏輯下，全球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富裕階層的物質需求，有限資源不斷被轉換成垃圾，第三世界國家多數人群被擠壓到邊緣，生產資源被私人佔有，廣大群體無法盡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資源巨大浪費。美在「經濟自由化」旗幟下推動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對社會、民主、文化與環境構成生存威脅。

當前所有發展中國家均面臨三大嚴峻課題：

一是如何駕馭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風險與破壞性，控制兩極分化，讓市場與民主、市場與社會、市場與環境間的共生規則得以建立；

二是如何構建維護經濟弱勢團體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讓民眾能真正用民主參與和監督機制維護自身生存與發展權，維持各階級與集團間的權力平衡；

三是如何提升國家機構的各項治理能力，管理市場秩序，監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進行財政轉移與二次分配，強化內部監控防止違法濫權，確立政府維護公共福祉的價值導向。發展中國家須通過集團力量，在全球建立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管理，才能全面構建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規則。

美國汽車城底特律一座人去樓空的大廈。三思：美國霸權正在衰落。

美國霸權的衰落源自四個方面的因素。

原因之一，美民主體制使社會陷入三重政治陷阱。

一是政治人物不斷利用意識形態製造假議題，引發社會內部對立，也導致選舉手段日趨下流。

二是政治人物競相討好個別選民群體，不敢讓民眾誠實面對基礎設施老舊、科技競爭力流失、經濟競爭力下滑、財政寅吃卯糧以及社會流動停滯等真正難題。

三是美政治體制讓特殊利益集團很容易滲透決策過程，並在兩黨內扶植利益代理人。

原因之二，單極體系式微有結構性原因。

一是美經濟競爭力與他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程度和產業競爭力保持優勢的領域愈來愈少，而自身國債、貿易、家庭債務三大赤字已累積到極限；

二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美元信用不足已成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

三是世界警察角色的自我膨脹，驅使美試圖在世界所有地區支配安全秩序，但其財力和國內政治均無法支撐這種無止境的擴張；

四是「軟實力」正在消退，獨斷專行侵蝕了美在國際組織與金融體制內的領導威信。金融危機後，美式資本主義與政治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更無法壟斷國際社會話語權。

原因之三：多邊貿易談判已成「雞肋」。

過去10年，雙邊與區域自貿協定瓦解了全球多邊自貿體制，原屬於世貿框架下的「例外安排」正成為主導、常態性安排，全面侵蝕著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世貿基本原則。問題主要出在美國，美對多邊自貿體制的戰略思維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美大力提倡多邊自貿體制，而今卻不再認可在世貿架構下推動貿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

這意味著三重含義：

其一，美在世貿體制內不再扮演主導角色，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取得更大發言權；

其二，美無法在多邊談判中取得讓步，卻能在雙邊自貿談判中，藉助可觀的經濟籌碼讓對手屈服，日後更可挾「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逼其他發展中國家就範；

其三，美決策者意識到必須更新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以因應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加速推動這兩個協定，可將美與傳統盟邦捆綁得更緊，打亂北京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步驟，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晉陞速度。

原因之四，全球化的裂解與重鑄。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系統，其會員是遍布200多個國家的上萬家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間每日數以萬億計的資金轉移都通過協會提供的保密電信網路完成。2014年10月，美歐將制裁俄羅斯的腦筋動到SWIFT上，試圖要求系統中止對俄銀行的金融服務，遭到以金磚國家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強烈反對。

這場圍繞SWIFT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預示著全球化即將進入「後美國時代」，其特徵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愈發明顯，全球化動能依然強勁，但主動力將更多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化領導自毀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不再定於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並形成數個超級板塊。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全球、大板塊、小版塊三層之間將充斥疊床架屋的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機制來深化彼此合作，降低對西方國家依賴。

隨著金磚五國興起，中俄與美的戰略利益衝突日益激烈，西方國家必然將金融、貿易、運輸、通訊、網路等全球化基礎工程的管理權當作戰略籌碼來使用，勢必削弱其正當性與完整性。未來10年，各個政策領域都將快速失去霸權地位的美國，會選擇退而求其次，重新構築戰略版圖與經濟板塊，以確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紀前半期據守半壁江山。

四思：中國崛起引發世界秩序重組。

變化一，中國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劇變。對東亞來說，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理解、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世界秩序重組。過去300年里，只有4個歷史事件可以跟中國崛起相提並論。第一是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的崛起。

後兩個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紀至今的世界秩序。十月革命不僅將馬克思的理論變為現實，也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展現了另一條現代化之路，同時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危機。美國崛起的影響更大，其完成了英國、西班牙、荷蘭都不曾完成的霸業，在生產貿易、軍事安全、貨幣金融和意識形態領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權。

變化二，中國崛起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幅員最大的全面工業化以及最大規模的減貧。中國發展模式震動了西方，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間更好地取得平衡。從大歷史觀看，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要恢復其曾在東亞和世界的地位，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標誌。

變化三，世界將越來越依賴中國。2012年，美《外交政策》雜誌與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國正進行的城市化時認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中將有29個出現在中國，美只有13個，歐洲僅3個。2011年底，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分析和預測了中美過去10年和未來15年多項經濟指標，其中中國鋼產量2011年即達到美國的6.6倍，手機擁有量達3.3倍，2015年底全球經濟增長三成的貢獻將來自中國。

之所以能帶來世界秩序的重組，源自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

優勢一是特殊政治體制。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彆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這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

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都落後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仍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特別是婦女與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於印度。

優勢二是「規模大」。中國可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及其帶來的「磁吸效應」。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韓國很難建立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台灣也很難建起獨立的高鐵工業體系，因為它們都沒有巨大的市場和規模。全球現在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只有兩個：一是美國，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歐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車公司。因為美歐都有巨型的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第三個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是中國。

規模優勢帶來的「磁吸效應」也十分驚人。全球500強企業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國市場戰略，韓國現代汽車將中國市場列為最重要的市場，其7個年產30萬輛車的生產線中有5個設在中國。2014年現代汽車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量近100萬輛，相當於其國內市場的3倍，也比在美市場的銷量高出70%。在跨國企業搶著擠進來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可對外資怎樣進入中國，設定許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如美通用汽車公司進入中國，就把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而對其他國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會理睬，因為它們沒有市場這個「籌碼」。

因為有規模優勢，中國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例如，中國具有發射一個人造衛星所需的所有知識與技術體系。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該體系的水平可能參差不齊，有的可能接近國際水平，有的還很落後，不過沒有關係，一旦具備這樣的體系，再去追趕、學習、模仿、改良都很快。

優勢三是「後發優勢」。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許多要訣，例如可學習過去的經驗，避免錯誤，少走冤枉路。特別是若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複製的基礎上再去改良，就可以進步神速。中國明顯採取了「蛙跳式」的技術更新。當其連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的時候，卻同時進入了無線與數字通信階段。中國雖在第三代手機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與西歐，但卻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動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尚未充分市場化，但「互聯網金融」卻衝到世界最前沿，這就是「蛙跳式」的技術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長布朗訪華，訪問的目的是要引進中國的高鐵系統，他特別乘坐了京津高鐵。隨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刊發系列評論感嘆道，150年前中國曾幫加州修鐵路，但那時只是輸出苦力，現在中國有能力提供所有設備、技術、工程師和貸款。這150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主客易位。《紐約時報》評論反映出近20年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打轉，等到中國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這波輿論明顯退潮。21世紀頭10年，西方媒體的焦點是「中國威脅論」，即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視中國坐大，中美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等。

隨著中美經濟依存日益緊密，以及中國成為帶領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火車頭，這一波輿論也明顯減弱。現在西方輿論的焦點則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關係，中國是更加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還是會另起爐灶，使世界成為中國的世界？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馬丁 雅克與劍橋大學資深教授哈爾珀先後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與《北京說了算》，將這波輿論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體越來越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挑戰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他們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制度將比西式民主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會以某種形式再現，衝擊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社會早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非被他人改變。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蕩、交流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4世紀至17世紀，伊斯蘭世界曾對歐洲文藝復興與現代化轉型產生巨大影響，但與之相伴隨，卻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激烈衝突。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來到這樣的路口，中西關係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衝突的過渡時期，但也意味著國際社會正在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福山曾鼓吹「歷史的終結」，現在開始反思西方政治的結構性問題五思：21世紀是「國家治理能力」競賽的世紀。

20多年前，美政治學家福山曾靠「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但他現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論」，最近反而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福山有這樣的思路轉變，主要因為兩個趨勢：一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並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二是在過去30多年，由於「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思維的泛濫，國家職能被不斷削弱，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對此，福山提出一個口號，「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過去，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卻忽視國家基礎建設，這是非常偏頗而天真的舉措，也背離自己的歷史經驗。殊不知，大多數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引進普選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較為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包括常任文官體制、獨立司法機構、專業化軍隊、基礎教育體系、現代財稅體系、市場監管能力及中央銀行等。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於發育不全狀態。

最近許多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職責的國際組織已意識到，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巨。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

我在一九九０年的十一月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我的祖籍在浙江，成長在台灣，大陸對我而言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當年我正好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擔任客座副教授，所以我和內人是從紐約出發，在東京轉機，經過十八個小時的空中旅途，才抵達北京首都機場。

來接場接我們的北京朋友剛從部隊退伍，臨時借來一部軍用吉普作為代步工具。我勉強壓抑著激昂情緒，懷著充滿著好奇的心情，在舉目蕭瑟草木、行人車輛稀落、斜陽灑落大地的濃濃秋意烘托下，沿著像是一條鄉間小路的「老機場路」顛頗進城，撲面而來的只有馬路旁兩排筆直的白楊木。當年這一幕，雖然已相隔四分之一個世紀，如今仍歷歷在目。

這次破冰之旅，在我腦海中留下的烙印永難磨滅，也對我日後的學術研究方向產生了根本性影響。這二十五年來，神州大地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是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帶給世界的是歷史坐標開始翻轉。中國的發展經驗打破了所有人類社會的歷史紀錄，顛覆了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的各種解釋模式與理論預期。

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我有幸親歷其境，見證了這場歷史巨變。源於一連串的研究課題合作與學術交流的機會，過去二十五年我奔波於兩岸之間不下百次，足跡走遍大江南北，也有機會在合作夥伴陪同下深入大陸基層進行調研；我也因此有緣結識了一批大陸知識界的好友，大家可以經常相互砥礪、交換心得、偶爾務虛，不時爭論，共同探索中國發展模式這部「天書」。

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我也有幸在學術道路上走的路程比一般人遠、也讓自己的研究視野得以不斷開拓。各種因緣際會把我的研究觸角帶到五大洲的四十多個國家。我有很難得的機會可以深入觀察美國與歐洲政經治濟體制的運作，也有機緣可以近距離觀察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主要國家的社會發展經驗。我也有幸與當代民主理論、民主化研究，政治經濟學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最 具前瞻視野的各國學者建立起私人情誼，得以密切往來、相互切磋學問。

對我這樣一位以比較政治經濟學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為專業的學者而言，中國大陸發展經驗的理論意涵、中國政治體制的演進路徑，以及中國興起如何帶動全球秩序重組，這一組相互關連的課題乃是難度極高的知識挑戰，也是引人入勝的學術課題。這場歷史巨變倒逼著我們這一代學者回頭檢視長程的近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重新檢討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理論的核心假設與基本解釋框架。

隨著知識的增長與人生閱歷的累積，我愈感覺到有必要將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及其影響放置在最 寬廣的歷史坐標與理論視野之中。如果我們對於過去三百年世界史的演進脈絡缺乏了解，對於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構成與運作機制缺乏深入觀察，對於二次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建構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真實本質、宰制機制與分配作用缺乏批判性的透視，就沒有能力入手中國模式興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意涵這樣一個大問題。

在過去十年，我經常在各種演講場合提醒我的聽眾，我們正處在一個百年不遇的歷史大變局之中。如果我們想要看得清楚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想要掌握它的來龍去脈，就一定要跳脫過去習以為常、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流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因為這些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只是一時一地的歷史產物，從來就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這些思維窠臼不但無助於我們認識與理解二十一世紀歷史巨輪的滾動軌跡，反而可能遮蔽我們的視野。

我也經常提醒我的台大學生，在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巨變的時代，我們要有膽識試著回答幾個根本性的大問題：今日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們從哪裡來，可能往哪裡去？為什麼我們過去信奉不疑的標準與制度會難以為繼？新的秩序與結構又將如何產生，從哪裡湧現？

這本小書反映了我對這些大問題的初步思考。這本集子的基本素材脫胎於我過去這幾年兩岸的高校所做的數場演講。我也曾經將這些演講所提及的部分觀點與某些例證，在「觀察者」網站、商業周刊、中國時報，以及天下雜誌的專欄陸續發表過，但限於篇幅都比較零星與短促。最 近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的催促下，我總算設法在忙碌而繁重的作息中抽出一點時間，將這些素材重新條理銜接，以比較完整而流暢的面貌問世。

我想透過這本書提醒兩岸的讀者，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型態格局正在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秩序與結構重組。但是無論在台灣或在大陸，大多數的社會菁英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面貌與動向仍未形成清晰的思路，更缺乏完整的掌握。許多社會菁英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觀念與思維模式，沒有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紀變局的思想準備。

我也想透過這本集子的出版，幫助兩岸的年輕世代培養一種豁達而積極的心境來迎接未來的挑戰。讓他們能在長程歷史趨勢轉折、全球秩序重組的大脈絡下來思考中國的未來；讓他們能在二十一世紀多元並起、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歷史大格局中來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這本書的標題源自了張佛千先生的一幅對聯。十二年前承蒙佛千老的厚愛，在他九五高齡之際，還提筆為我這位後生晚輩撰制了十六字箴言：「高思在雲時空俱遠，青光有漢星斗皆文」，並請陳坤一先生書楷。我一直把這幅珍貴的楹聯掛在台北北投寒舍的玄關壁上，作為對自己的期許與鞭策。

這些令人震驚的變化，意味著中國發展道路會必然影響到人類的未來。中國的發展經驗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過去美國主導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發展和治理的話語權。以前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政策理念被開發中國家奉為圭臬，大家都相信這些機構掌握了最 先進與最 正確的社會科學知識，可以指導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國家如何制訂宏觀經濟政策，如何選擇發展路徑，如何改革政治體制，如何參與國際分工，如何融入國際金融。如今，這些機構在意識形態領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今後，中國可以透過金磚銀行、亞投行、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中國－非盟峰會、中拉加共同體峰會、金磚五國峰會與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等機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發展經驗，並深化與開發中國家的合作。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會與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分庭抗禮。中國靠長期實踐而摸索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機會在世界意識型態版圖上佔有一席之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亞等地區，中國發展模式已經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出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樣去平衡正當程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 好發展結果，應該用什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

最 近，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意識到這種挑戰，雖然它對中國體制不願意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官方的名稱，而是取了另一個名字，叫做「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經濟學人》也看到了這樣一個變化，因而憂心忡忡，它認為西歐福利國家模式面臨崩解，美國式資本主義面臨挑戰，國家資本主義將在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變成新的主流思想。

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的新坐標已經呼之欲出。我們可以預告，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依存度會不斷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和環境上的合作將更緊密。金磚五國會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導者與代言人，並會逐漸取得全球議題的話語權，而七大工業國（G7）會逐漸失去制定多邊體制與國際規範的主導權；上海合作組織在吸納印度之後，其影響力將逐漸超越北約組織。當然以上描繪的景象不是明天就會看到的煥然一新圖像，但是這個結構轉化的過程已經開始，在未來十五年、十年，或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也可以預見，美元最 終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佔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元的超主權貨幣，也很難在短時期內出現。這時，國際貿易會呈現多種貨幣結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區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個區域中，某一種貨幣是主要的資本市場計價和結算貨幣。人民幣成為東亞貿易與投資主要計價貨幣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是台灣最具國際聲望的政治學者之一。於2012年7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系1949年以來政治學門的第二位院士，另一位是胡佛院士。1977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1979年獲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兩岸關係、民主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其研究成果具有廣泛影響。2015年6月被聘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目前還擔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諮詢委員，新加坡教育部社會科學審議委員，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學術審議委員會政治學門召集人。

（來源：本文綜合自《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各大網路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