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還原為「凡人」
06-09
把他還原為「凡人」——讀新版《貝多芬傳》
□楊燕迪 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當代人,看待世上人、事、物的態度與之前相比,發生了很大改變——總的來說是趨於冷靜客觀,心存疑慮,要求真憑實據,哪怕事情的真相有時令人難堪。針對那些歷史中的偉人和名人,「為尊者諱」的習慣也逐漸退卻,大家似乎愈來愈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某些原來不足為外人道的禁忌,甚至公開談論一些原先似難以啟齒的話題。例如,大音樂家中,舒伯特的死因是梅毒而不是原來常說的傷寒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有確鑿定論而成為學界共識。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身份以及由此帶來的內心壓力和苦痛,為解釋這位作曲家特別擅長的悲情音樂表述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另一位20世紀的英國作曲家本傑明·布里頓,在世時人們對他的同性戀情結一般避而不談,但近來隨著社會對待同性戀的開明態度逐漸佔據上風,這個話題也已成為毫不起眼的日常談資。 近日讀美國著名音樂學者梅納德·所羅門的《貝多芬傳》(田園譯,陝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版),也能感到這種將「偉人」還原為「凡人」的明確意向。國人心目中的貝多芬,大致是羅曼·羅蘭筆下浪漫色彩濃郁的「英雄」形象,通過傅雷先生的精彩譯筆,貝多芬「扼住命運的喉嚨」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貝多芬是力的化身,英勇的象徵,「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疾,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直至今日,每當回想羅曼·羅蘭塑造的這個崇高、升騰、偉岸、在道德上似乎毫無缺點的「高大全」貝多芬,耳邊迴響起貝多芬的《英雄》或《命運》交響曲,確乎仍能讓人獲得無名的「正能量」——因為這確乎是貝多芬生平和音樂的某種實質。 但在所羅門這部40萬字的學術性傳記中,作者通過嚴謹的考證,依據紮實而可靠的原始資料(可惜,中譯本中刪除了注釋出處,降低了此書的學術規格),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分析和豐富的社會學景觀為讀者勾勒了一幅更加冷靜、更加逼真、也更加多面複雜的「凡人」貝多芬性格畫像。此書1977年初版後,隨即大獲好評,被西方學界公認是近年來出現的最卓越的作曲家生平研究著作(沒有之一),可謂實至名歸——它以「平視」而不是「仰視」或「俯視」的角度看待一切人,這其中透出的其實是現代人的平等價值理念。 不錯,貝多芬是「偉人」,他的偉大在於將「所有的失敗最終都轉變為勝利」。而所羅門觀察到,在這個困難重重的轉變過程中,貝多芬作為一個「凡人」所經歷的心靈扭曲、人格磨難乃至性格偏執。例如,貝多芬終身不肯承認自己的真實出生年份,他一直固執地相信自己比實際年齡小兩歲——「我是誰?」這對於貝多芬從一開始就是問題。貝多芬以曾經擔任過樂長的爺爺為榮,但為酗酒的父親感到羞恥,心靈受創,便養成日後孤僻沉默而耽於幻想的性格。成人以後逐漸惡化的失聰,更是加劇了他的與世隔絕,強化了他的猜疑、無禮和偏執。 有幸的是,啟蒙運動追求道德、理性、自由、進步和博愛的理念成為貝多芬一生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指導,這是他之所以能夠克服諸多人生磨難而不斷在藝術上進取的思想前提。但貝多芬並不是一個簡單意義上的「革命者」,而是常常處於矛盾之中:他依賴於「舊制度」的貴族贊助,但又討厭對貴族的人格依附。移居維也納之後,貝多芬依靠自己的鋼琴演奏才能和創作成果,在貴族圈裡如魚得水,衣食無憂。但他和貴族朋友時有摩擦,有時搞得不歡而散。但隨著1815年之後社會體制的轉變,貴族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不得不減少了對貝多芬的資助,貝多芬又開始擔憂自己的經濟入不敷出,憂心忡忡。 說到貴族和平民的等級差別,貝多芬雖然受到啟蒙運動追求平等博愛的感召,但仍然堅信貴族作為一種人格理想的卓爾不群。他甚至曾有一段時間堅信自己有貴族血統——因為他誤以為自己的中間名 「范」(van,他的全名是路德維希·范·貝多芬)是德國貴族封號「馮」(von)的對等物。直到1818年他因與弟媳婦打官司爭奪侄子卡爾的監護權,法庭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他要求到貴族法庭審理的要求——貝多芬認為自己是貴族的臆想被證明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這對他的心理又是一次重大打擊。 貝多芬晚年的最大磨難莫過於與侄子卡爾的困難相處。在原先的傳記傳統中,諸多作者都為貝多芬開脫,認為兩人關係不好,主要問題是卡爾不爭氣、不服管,讓這個著名的偉大作曲家伯伯為這個不成器的侄子傷透了心。但是在所羅門的解釋中,通過仔細的考辨和衡量,天平被重新置放。貝多芬被認為患有心理強迫症,他以「父親」自居,迫使侄子按照自己的意願學習和生活,但遭到侄子極力反抗。貝多芬嚴格監視卡爾的交往,並將零花錢扣至最低限度,卡爾只得舉債度日。1826年7月底,也就是貝多芬逝世前不到8個月,卡爾自殺(未遂),兩人關係徹底破裂。可以想見此事對貝多芬的打擊之重:「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貝多芬寫信給朋友說道。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正是在這些看似無窮無盡的日常苦痛和煩惱中(尤其在貝多芬晚年),貝多芬卻寫出一部又一部至今仍讓人驚異的偉大傑作(特別是他的晚期創作)。實際上,當我們了解到這位在現實生活中並非「高大全」的「凡人」貝多芬,卻在藝術中成就了如此偉大的業績,這其間的反差會更加耐人咀嚼。所羅門冷靜到有時不留情面的筆觸,讓我們看到一個更加真實、也更加靠近凡俗的貝多芬。弗洛伊德所謂「壓抑和補償」的心理學說,在貝多芬這裡得到戲劇性的驗證。人生有缺陷、有失敗,但與之相對,換來的卻是音樂的升華和藝術的勝利。這並不是說,藝術是人生的反面,而是意味著,藝術並不簡單是生活的反映或折射,它更是人生的某種精鍊、提純和超越。 2014年5月3日 寫於滬上「書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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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燕迪 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當代人,看待世上人、事、物的態度與之前相比,發生了很大改變——總的來說是趨於冷靜客觀,心存疑慮,要求真憑實據,哪怕事情的真相有時令人難堪。針對那些歷史中的偉人和名人,「為尊者諱」的習慣也逐漸退卻,大家似乎愈來愈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某些原來不足為外人道的禁忌,甚至公開談論一些原先似難以啟齒的話題。例如,大音樂家中,舒伯特的死因是梅毒而不是原來常說的傷寒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有確鑿定論而成為學界共識。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身份以及由此帶來的內心壓力和苦痛,為解釋這位作曲家特別擅長的悲情音樂表述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另一位20世紀的英國作曲家本傑明·布里頓,在世時人們對他的同性戀情結一般避而不談,但近來隨著社會對待同性戀的開明態度逐漸佔據上風,這個話題也已成為毫不起眼的日常談資。 近日讀美國著名音樂學者梅納德·所羅門的《貝多芬傳》(田園譯,陝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版),也能感到這種將「偉人」還原為「凡人」的明確意向。國人心目中的貝多芬,大致是羅曼·羅蘭筆下浪漫色彩濃郁的「英雄」形象,通過傅雷先生的精彩譯筆,貝多芬「扼住命運的喉嚨」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貝多芬是力的化身,英勇的象徵,「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疾,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直至今日,每當回想羅曼·羅蘭塑造的這個崇高、升騰、偉岸、在道德上似乎毫無缺點的「高大全」貝多芬,耳邊迴響起貝多芬的《英雄》或《命運》交響曲,確乎仍能讓人獲得無名的「正能量」——因為這確乎是貝多芬生平和音樂的某種實質。 但在所羅門這部40萬字的學術性傳記中,作者通過嚴謹的考證,依據紮實而可靠的原始資料(可惜,中譯本中刪除了注釋出處,降低了此書的學術規格),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分析和豐富的社會學景觀為讀者勾勒了一幅更加冷靜、更加逼真、也更加多面複雜的「凡人」貝多芬性格畫像。此書1977年初版後,隨即大獲好評,被西方學界公認是近年來出現的最卓越的作曲家生平研究著作(沒有之一),可謂實至名歸——它以「平視」而不是「仰視」或「俯視」的角度看待一切人,這其中透出的其實是現代人的平等價值理念。 不錯,貝多芬是「偉人」,他的偉大在於將「所有的失敗最終都轉變為勝利」。而所羅門觀察到,在這個困難重重的轉變過程中,貝多芬作為一個「凡人」所經歷的心靈扭曲、人格磨難乃至性格偏執。例如,貝多芬終身不肯承認自己的真實出生年份,他一直固執地相信自己比實際年齡小兩歲——「我是誰?」這對於貝多芬從一開始就是問題。貝多芬以曾經擔任過樂長的爺爺為榮,但為酗酒的父親感到羞恥,心靈受創,便養成日後孤僻沉默而耽於幻想的性格。成人以後逐漸惡化的失聰,更是加劇了他的與世隔絕,強化了他的猜疑、無禮和偏執。 有幸的是,啟蒙運動追求道德、理性、自由、進步和博愛的理念成為貝多芬一生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指導,這是他之所以能夠克服諸多人生磨難而不斷在藝術上進取的思想前提。但貝多芬並不是一個簡單意義上的「革命者」,而是常常處於矛盾之中:他依賴於「舊制度」的貴族贊助,但又討厭對貴族的人格依附。移居維也納之後,貝多芬依靠自己的鋼琴演奏才能和創作成果,在貴族圈裡如魚得水,衣食無憂。但他和貴族朋友時有摩擦,有時搞得不歡而散。但隨著1815年之後社會體制的轉變,貴族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不得不減少了對貝多芬的資助,貝多芬又開始擔憂自己的經濟入不敷出,憂心忡忡。 說到貴族和平民的等級差別,貝多芬雖然受到啟蒙運動追求平等博愛的感召,但仍然堅信貴族作為一種人格理想的卓爾不群。他甚至曾有一段時間堅信自己有貴族血統——因為他誤以為自己的中間名 「范」(van,他的全名是路德維希·范·貝多芬)是德國貴族封號「馮」(von)的對等物。直到1818年他因與弟媳婦打官司爭奪侄子卡爾的監護權,法庭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他要求到貴族法庭審理的要求——貝多芬認為自己是貴族的臆想被證明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這對他的心理又是一次重大打擊。 貝多芬晚年的最大磨難莫過於與侄子卡爾的困難相處。在原先的傳記傳統中,諸多作者都為貝多芬開脫,認為兩人關係不好,主要問題是卡爾不爭氣、不服管,讓這個著名的偉大作曲家伯伯為這個不成器的侄子傷透了心。但是在所羅門的解釋中,通過仔細的考辨和衡量,天平被重新置放。貝多芬被認為患有心理強迫症,他以「父親」自居,迫使侄子按照自己的意願學習和生活,但遭到侄子極力反抗。貝多芬嚴格監視卡爾的交往,並將零花錢扣至最低限度,卡爾只得舉債度日。1826年7月底,也就是貝多芬逝世前不到8個月,卡爾自殺(未遂),兩人關係徹底破裂。可以想見此事對貝多芬的打擊之重:「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貝多芬寫信給朋友說道。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正是在這些看似無窮無盡的日常苦痛和煩惱中(尤其在貝多芬晚年),貝多芬卻寫出一部又一部至今仍讓人驚異的偉大傑作(特別是他的晚期創作)。實際上,當我們了解到這位在現實生活中並非「高大全」的「凡人」貝多芬,卻在藝術中成就了如此偉大的業績,這其間的反差會更加耐人咀嚼。所羅門冷靜到有時不留情面的筆觸,讓我們看到一個更加真實、也更加靠近凡俗的貝多芬。弗洛伊德所謂「壓抑和補償」的心理學說,在貝多芬這裡得到戲劇性的驗證。人生有缺陷、有失敗,但與之相對,換來的卻是音樂的升華和藝術的勝利。這並不是說,藝術是人生的反面,而是意味著,藝術並不簡單是生活的反映或折射,它更是人生的某種精鍊、提純和超越。 2014年5月3日 寫於滬上「書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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