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君武與張學良——半世糾纏一首詩

馬君武與張學良——半世糾纏一首詩

在民國，馬君武的身份實在有點尷尬。說他是大學校長、教育家，名頭卻大不過蔡元培。儘管民國年間亦有「北蔡南馬」一說，但廣西大學究竟不能與北大等量齊觀；說他是國民黨元老，人們記住了吳稚輝卻想不起他。其實馬君武早於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算是第一批，還是廣西會盟長。但孫中山之後，吳稚輝一路緊跟蔣介石，而馬君武卻偏居廣西，終老在桂系的地盤上，儘管頭上頂著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參議的名，但那不過是蔣介石扔過來的一個虛銜，顯示他有尊重黨內老同志的風範而已，哪比得上人家吳稚輝，有事沒事蔣介石還去徵詢一下他的意見，關照關照他的生活；說他是政治活動家，不幸又給章太炎、梁啟超兩人搶了風頭；說他是孫中山秘書，人們又容易想起戴季陶，畢竟三民主義思想，是戴而不是他幫著中山先生整出來的；至於廣西省長的身份，後人就更不會聯想到他了。事實上，1921年的7月，馬君武確曾被孫中山委任過廣西省長，較起真來還是民國史上國民黨人第一任呢。

後人提及馬君武，多半因為他那直率勇武的個性以及那首讓張學良將軍終生惱恨的一首小詩《哀瀋陽》。

馬君武個性鮮明，勇武躁急，與人論事，一言不合往往放下留德博士的風度不要，立刻動手打人！

袁世凱竊國那會，孫中山黃興等人為將袁世凱調離北方巢穴，主張定都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臨時大總統，好就近加以監督。但宋教仁出於防範日俄鯨吞我東北、西北領土、鞏固邊防上的考慮，力主定都北京，竟與北方袁系人馬的希望尤相呼應。對此，孫黃等人十分惱火。不久，蔡元培等人迎袁南下就職失敗，袁世凱便於北京通電就職，南京同盟會幹部多力主武力迎袁，請黃興統兵北上，乘便掃蕩北洋軍閥和專制餘毒，不想宋教仁又說「期期以為不可」。在宋看來，統兵北上是劍走偏鋒、棋下險著，很可能刺激北洋軍作出比兵變更激烈的反應，甚至不惜與北上革命軍發生陣戰，屆時南北恐將分裂，半年和議，一切努力，豈非白費?

宋正滔滔不絕，不想惹惱了與會的馬君武。只見他不待宋把話說完，便猛然起身把桌子狠狠一拍大聲對宋說：「住嘴！你這個袁世凱的說客，出賣南京革命事業的投機分子。」說罷邊撲到宋的跟前，抬手便狠狠摔出一記耳光！竟重傷宋之左眼，致其住院多時，傷口才「勉強癒合」。最終多虧孫中山黃興二人出面阻止，要不然這場原本屬於政策討論會被馬君武這一耳光打成的武鬥會，還真不知該如何收場。

1917年初國會討論對德宣戰事宜，馬君武反戰情緒尤其憤激，因不滿「政學系」骨幹李肇甫力主參戰，再次大顯身手，舉杖追打李肇甫！便追便罵：「放狗屁！」全然不顧議員身份。

現場動手武打，這是針對眼前夠得著的人。至於夠不著的，但凡馬君武看不慣，也一樣不放過。只不過武鬥改成了文戰而已。

張勳鬧復辟那會，梁啟超大筆一揮替段祺瑞寫起了討逆檄文。梁氏檄文寫得曲折生動，筆帶魅力，但立場一如從前，明顯帶著幾分不徹底的改良色彩：清來算去，只清算張勳一人，而不追究附張從逆之人，說什麼「除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針對當時以王士珍為首的北京軍警長官依違兩端、模糊立場的做法，梁啟超非但無絲毫批評規正之意，反而不惜筆墨極力為其開脫，把王士珍一干人說成是 「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隨後梁氏又發表反對復辟的通電，說什麼「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武夫是指張勳，書生就是指他的老師康有為。檄文通電一經發表，國內普遍認為梁氏進步，獨馬君武持論相反，竟以廣西名流的身份通電罵梁：

「復辟之事，張勳、康有為固為罪魁，倪嗣沖、梁啟超輩尤為禍首。」

接下來話鋒一轉，對梁啟超多年來附從袁世凱等人破壞共和政體，以致共和憲政一再遭到破壞，最終出現了張勳復辟的怪事進行了無情抨擊和徹底清算：

「民國成立以來，君（指梁）日以破壞《約法》、破壞國會為事。始則附和袁氏，以司法總長資格為賊劃策，副署解散國會命令；及寵任既衰，乃叛而它去，託言護國，竊號名流。共和既復，君之行新《約法》、擁段為總統之策不能行，內閣總理、財政總長之夢不能達，乃教唆使黨員日在議會搗亂，後欲借宣戰問題，以行其攫權亂國之陰謀。及國民多數反對，君乃日往來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為起兵口實。督軍叛國，君與湯化龍同為謀主。……叛國禍首，其罪維均。反對復辟，為國人心理所同。君等同為叛國逆賊，無發言資格。共和終當復活，國人不可屢欺，勿復多言，靜候法律裁判可也。」

原來馬君武深恨梁啟超不作反省，檄文通電不僅無隻言片語涉及自身錯誤，竟還開脫他人！

政爭如此，生活亦然。有時就連文苑雅聚，馬君武的神勇威風也不稍加自抑。一次，文友相邀以詩唱和，馬君武的李杜詩才為蘇曼殊的詩「噎」得一時出不來，居然惱羞成怒，當場握緊老拳，欲毆曼殊！嚇得蘇曼殊瞠目結舌「茫然不知所措」。

凡此種種，無不窺見馬君武那「不合時宜」的勇武性格。

此等馬氏風格，在民國幾乎找不到第二個來，即便同樣好鬥的老同盟會員張繼，舉止行事也不似他這般「直率近乎孩童，勇武略似魯莽」。

顯而易見，馬氏風格是不適合玩政治的，因為政治最是注重風度矯飾，講究尺度平衡的。似此這般快意恩仇、口無遮攔，做人不知轉圜，行事不留餘地，臉色等同於心思的人，躋身民國那樣變化無常的政壇中，註定是要吃虧的。

果不其然，這位擁有留德工學博士頭銜、精通英、日、德、法數國文字，集孫中山秘書長、同盟會章程八位起草者之一於一身的元老級人物，最終卻被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了黨籍。

不止如此。1922年11月，廣西省長任上的馬君武奉孫中山之命將廣西省政府移往梧州，途中船隊遭陸榮廷桂系軍閥的狙擊，幸而馬君武溜得快才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

熟悉民國史的人大抵知曉，民國大小軍閥們大都面目可憎，熱衷個人權勢，爭奪地盤，往往不顧民眾性命，動輒「以武犯禁」，公然破壞國家統一局面和政治體制。但即便如此，在對待政敵方面，他們還是講究「風度」的。但凡政敵認輸服軟，一般都留其性命，任其離境出走，甚至還會饋贈財物禮送出境呢。倒不是軍閥們仁慈，實在是那年頭握有槍杆子的人幾乎個個都是野心家，因此「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事時有發生。得失輸贏無定數，不定哪年輪自家。倘若一時得勢便對放下屠刀的政敵任意殺害，則無異於種下禍根。郭松齡就因擅殺姜登選，結果大失人心，以致兵敗被殺時都難得奉系人馬的見諒。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也因槍殺兵敗被俘、年近七十的北洋宿將施從濱，最終被施劍翹暗殺了「為父報仇」，結果連法院不同情「被害者」反而同情刺客施劍翹。因此，民國軍閥們對待失勢政敵，才會如此溫柔，也算民國年間軍閥之間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吧。

但是，以陸榮廷為首腦的桂系軍閥們竟罔顧這條規則，執意要追殺退避的馬君武。這固然是對壘雙方政治立場迥異所致，但也未嘗不是對馬君武省長任上一味勇武要強的報復。

此次事件，馬君武雖然安然無恙，但卻將數千冊心愛的書籍和許多未刊行的詩文譯稿遺失乾淨，其最為心儀的愛妾彭玉蟾女士隨船逃亡時也被一顆流彈擊中而殞命。

多年從政，一腔熱血，不想收穫的只是結怨生仇，而國事依舊螗蜩。馬君武萬念俱灰，不得不回頭審視自己十數年宦海沉浮和人生理想。好友陸費逵先生此時也直言他玩不好政治，勸其改弦更張，另闢蹊徑，最好遠離政治，視其自身的志趣和特長 「做個文學家、工業家、教育家。」

好似禮佛多年、一朝頓悟的信徒。此後馬君武果真遠離政壇，醉心教育，做起科學醒民的事業來，先後歷任多所大學校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馬君武回到家鄉受廣西省政府委託創辦了廣西大學，並先後三次出任廣西大學校長。在廣西大學校長任上，馬君武嘔心氣血，不遺餘力，將自己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識、行政經驗融匯成一股教育家的精神，硬生生將這所開辦時間不長的省立大學辦成了當時南中國最富生氣的國立大學，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1940年，年僅花甲的馬君武給廣西大學留下了「勤懇朴誠」的四字校訓和一幅充滿育人精神的對聯「種樹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對好湖山」，累死在大學校長的任上。

由於辦學有成，「始終致力於改造中國的封建教育體制、極力推廣現代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時人將這位廣西大學校長放在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同列的位置，一時有「北蔡南馬」之譽。周恩來更是稱其為「一代宗師」。

可是，歷史好像專開馬君武的玩笑。在後世一般大眾那裡，這位民國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時、驚動後世的，更多的還是那首題為《哀瀋陽》的小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東師入瀋陽。

這是馬君武1931年11月20日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上的兩首感時近作詩中的一首。其時，日本關東軍已經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由於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堅決奉行不抵抗主義，以致日本輕而易舉便侵佔了遼、吉兩省，黑龍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對日本關東軍的虎狼之舉，舉國上下群情激憤；對張學良的妥協退讓，社會各界更是惱怒非常！一時間，大眾輿論口誅筆伐，不給這位風流倜儻的少帥留一絲一毫的情面。

此時此刻，馬君武為教育事業按耐多年的勇武性格一下地再次迸發！

俠客拔劍為要殺人；詩人拍案必定作詩。

在愛國激情的怒火中，馬君武集俠客的勇武與詩人的情懷於一身，揮筆如劍，潑墨成詩。

這首《哀瀋陽》一經發表，惱恨張學良三年前通電易幟不願賣國的日本人聞風而動，在報上大肆攻訐張學良糜爛荒唐的私生活，以敗壞張的名聲。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等人也樂見由張一人來頂東北失土之責，因此蛇隨棍上跟著炒作起來。如此這般，一首極為尋常的詩，終於弄出了巨大的歷史動靜，以致舉國盡知，流傳百年，幾乎把少帥張學良的衣衫除盡。打那之後，在國人的眼中，張學良便是一個性喜風流、為色禍國的花花公子，頭上結結實實戴上了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小詩，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響！馬君武大感意外，也頗為自得，竟自自詡此詩堪稱是民國版的《圓圓曲》。言下之意，他自己當仁不讓，詩才可與清初吳偉業一搏高下。

然而馬君武始料未及的是，這首詩落在後人的眼裡，卻是娛樂味極濃的八卦詩，惹得後人尤其是那些同情張學良遭遇的人，紛紛站出來為張辯誣。

為張辯誣的理由，大致有二：

其一、該詩陳述的情況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張學良因久吸鴉片，弄壞身子，正住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事變爆發當夜，張臨時出院陪著英國駐華大使夫婦坐在一個包廂里觀賞梅派京戲《宇宙鋒》。按理說國難當頭，陪人看戲也是不合時宜，但當晚演出係為遼西水災籌款，張學良出席應景自有道理。況有外國使節在側，兼有外事活動性質，更是張學良這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軍政長官職份所在。由此足見當時張學良根本沒有時間與詩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繹風流。何況歷史早已證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蝴蝶與張學良素昧平生，且二人終生未謀一面。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其人正在天津，一周後才為拍電影《自由之花》抵達北平。稍有嫌疑的唯有朱五與趙四兩人，但據張學良自己晚年口述，朱五小姐他連一句玩笑都未開過。至於趙四，兩人早在1926年便相識了，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二人相處日久，即便親密廝守，也不應再作香艷故事來看。

其二、作者馬君武與張學良因事結怨。因此，馬作此詩，固然出於愛國情懷和感時義憤，但多少有點藉機生事、以出惡氣的嫌疑。不然一介名流的馬君武，豈能罔顧事實，僅憑道聽途說，便提筆作出如此香艷、如此八卦的詩來了呢？

論及馬張二人之間的私怨，歷史上好像確有其事。

據張學良當年秘書惠德安先生回憶，「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馬君武時任北平私立民國大學校長，由於辦學基金甚少，必須另外籌措經費維持。因張學良此前就有創辦東北大學和捐助大筆款項支持張伯苓先生主辦南開大學的故事在，馬君武便親自登門拜訪張學良請其出錢助學，不料竟遭拒見。盡管馬君武后來放軟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頭顱」，在張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張學良出來見他。但張學良最終還是以「現今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先生所需經費，實在愛莫能助」為借口，當場回絕了馬君武。

謀面艱難尚可容忍，一毛不拔殊堪可恨。自然，馬對張是大為不滿的，所以日後寫出那樣八卦的詩來譏諷張學良也就不奇怪了。至於素來好交朋友、出手闊綽的張學良當時為何拒見馬君武，惠德安先生說那是因為當時張的身體不好，加之東北局勢緊張。言外之意，無心答理閑人。

但以馬君武一貫的行事風格，若非傾心教育，讓他低頭求人幾乎沒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辦學他求人。現在低頭相求居然遭拒門外！惱恨之情，當可想像。因此，他對張學良因惱生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似此看來，事後馬君武的確是以詩謗人。

而且謗人不輕，以致遭謗者終生耿耿於懷，不能見諒。晚年的張學良對唐德剛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這首詩：

——「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跟她（朱五）開過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張學良如有賣國的行為，你們就是將我的頭顱割下，我也是情願的。」

看來在張心裡，這首詩不僅傷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終生背負著賣國的惡名。

後人因見張學良以犧牲半個世紀人身自由為代價發動了那場最終促成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西安事變，所以不免對他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時也不乏敬意。但歷史是冷峻客觀的，不隨人們的情感變化而遷移。

拋開當年馬張二人私怨，和可能由此刺激馬君武在詩中虛構香艷中傷其人不論，我們誰也否認不了《哀瀋陽》這首詩所揭示的一個重大歷史事實，那就是青年張學良耽於情色的荒唐生活及其在九一八事變中堅決奉行不抵抗政策，而終致東三省淪喪敵手。

同馬君武一樣，出身豪門、貴為公子的青年張學良原本也是位快意恩仇的人。

快意恩仇，說到底是一種隨心所欲、近乎俠客的自由。

不同的是，馬君武快意恩仇憑藉的只是一副勇武的犟脾氣，因而一時意氣，為害不大，大不了傷人自傷，培養幾個跟他過不去的政敵而已。但張學良依仗的卻是從他父親張作霖手裡接過來的東三省地盤和幾十萬奉系軍隊，國事與歷史都不容許他意氣行事。

1928年6月，身為「東北王」的父親張作霖因堅決不做「讓子孫後來抬不起頭」的事，被日本炸死在黃姑屯，年僅28歲的張學良受命於危難之時，匆忙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擔負起守護東北的責任。

東三省獨立於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保安總司令更是一個自由的職業，原本極適合心隨意轉、行隨欲動的張學良。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行動更自由，他們決不允許張學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何況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也在政治上步步緊逼。一時間，強敵環伺，內外交迫，張學良根本自由不了。

張學良不同於張作霖，既缺少其父割據自為的野心和亂世偏安的雄才，也不似張作霖那般頑固與保守。當他看清三民主義漸成潮流，似可救國的時候，他便勇於自新。1928年12月19日，張學良不顧東北軍元老張作相等人的疑惑和日本人的蠻橫反對，毅然決定「通電易幟」，改掛青天白日旗，對外宣布服從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這樣一來，政治上既響應了時代的呼聲，外交上又卸下了對日的包袱，將之上交給了南京中央政府。

客觀地說，在頂不住壓力、又不願賣國的情況下，張學良此舉，雖有託庇於政治強人蔣介石之意，但終究不失為一種自我救贖的辦法。

蔣介石不愧是一代梟雄，他是了解張學良性格和脾胃的，同時也是最善於根據對方實力出牌的政治實用主義者。為了酬謝張學良幫助他形式上完成北伐大業，蔣介石大方地賦予張學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治地位：任命張學良為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將東北三省和華北四省的軍政權力完全賦予張學良。同時還不昔屈尊與年幼自己14歲的張學良結為兄弟。

應該說，張蔣二人各得其所。

在蔣看來，張學良通電易幟，使他表面上得到了東北地盤，成為天下共主。

在張看來，蔣介石結納東北，使他得以化解壓力，甩掉了對日外交的包袱，重新獲得了私生活的自由。

無須諱言，若非後來的西安事變改變了張學良的歷史定位和國人對他的看法，主政北方七省後的張學良將軍，誠如他自己晚年親口對唐德剛先生所言，就是一個 「平生無憾事，唯一好女人」的花花公子。

民國年間，有三處最為顯赫豪華的交際場所，第一處是奉天（瀋陽）的凌格飯店，這是張學良自己的商業地產項目，內中陳設極其豪華；第二處是天津的西湖飯店，一派歐化，是軍火商人雍劍秋耗費巨資建造的；第三處上海的大華飯店，更是聞名，那是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行婚禮的場所。當時，達官貴人家的公子小姐，如果想結識張學良，只要不時參加這三個去處舉辦的交誼舞會，便不難如願。

此外，自打1925年底張學良開始吸食鴉片，毒癮日劇，既壞了軍人的精神，又消磨了政治鬥志。據說張吸食鴉片的起因，是由於當年他的老師兼部屬的郭松齡兵變失敗，最終被與郭松齡有矛盾的楊宇霆假傳張作霖的命令殺害了，張原本打算送郭出國，日後另行重用，不曾想遭楊暗算，所以痛苦萬分，不能自解，以致誤聽人言，吸起了鴉片。

總之，九一八事變前、移身北平後的張學良，流連舞場，交際紅顏，打球聽戲，娛樂遊玩，幾成生活常態。

由此可見，具體人事，雖與馬君武詩中所狀不符，但當日情形，卻大致不差。

就在張學良快意私情，匆忙忘返於京津兩地社交界，陶醉在醇酒婦人的美好時光里的時候，歷史無情地迎來了1931年9月18日。

是夜，日本關東軍在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為首的幾個少壯派軍人的策划下開始了人類戰爭史上最為荒誕的軍事冒險行動：在背著本國政府的情況下，以不足東北軍十分之一的兵力悍然進攻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當時，正在看戲的張學良聞訊後，來不及與賓客招呼，便離開戲院趕回協和醫院抓起電話與時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通話：

榮臻報告：「日軍襲擊北大營，進攻瀋陽，我方遵照蔣主席8月16日的銑電指示，不予抵抗。部隊正在白挨炮火，死傷慘重，有些士兵和少數下級軍官指揮抵抗，已被制止，現在到處是槍炮聲…….」

張學良還未及說話，電話就忽然中斷。足見是夜日軍進攻之速。

其實也用不著再說。相關命令張學良早在9月初便下達給了東北軍，那就是四個字：「不予抵抗。」

當時，日本人磨刀霍霍，接連製造事端，並趁機增兵東北，早在一個月前將駐朝鮮兩個師團——師團者，日軍陸軍的編製單位也，標準配備兵力2.2萬（當時國民黨一個正規師的兵力約在6－8千人左右），馬5800匹，步槍9500支，輕重機槍500餘挺，戰車24輛，大炮100餘門，艦艇等若干。師團下轄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各軍事單位——調入中朝邊境圖門江附近地區舉行軍事演習，使得東北地區關東軍總數驟然增至5萬餘人，戰爭意圖日趨明朗。

然而對這一切，張學良卻接連誤判。

一方面張學良以為日本乃憲政國家，軍隊行動須聽命於政府，而觀察當時日本政府尚無開戰之決心，因而不免心存僥倖，以為近期中日之間軍事摩擦間或有之，大規模戰爭似無可能，因此他毫無戒備，竟將10萬東北軍主力調入關內，隨他駐紮北平，只給吉、黑兩省留下5個裝備低劣的旅，連遭日本重兵威脅的遼寧也只有五六個旅。殊不知，當時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盛行，軍人力量遍布社會各個角度，政府根本制約了軍隊，反被軍隊所「綁架」。何況，自明治維新時期起，日本早就把吞併中國作為國策，並且制定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步驟。日本軍隊與政府之間在對華問題的矛盾只是一時分歧，隨時可以化解轉變。事實證明，當關東軍冒險成功之後，日本政府很快便倒向軍人集團，走上了武力征服中國的野蠻之路。

另一方面，他完全聽命於當時頑固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一門心思發動內戰圍剿江西朱毛紅軍的蔣介石，幻想依靠國聯的力量，以《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來約束日本。事實上，國際形勢完全出乎蔣介石所料，美英等國彼時相繼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當中苦苦駐紮，根本無力插手遠東事務。蔣介石這一誤判不要緊，卻害了張學良。這位擁兵近三十萬的東北軍少帥，自打通電易幟後，政治上由於倍受蔣介石的器重，情感上日漸被蔣迷惑，彼時對蔣「服從近乎於盲從，相信幾至於迷信」的程度，因此堅決奉行不抵抗主義。

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張學良對先後抵達北平當面向其請示應對時局之策的瀋陽警務處長黃顯聲和第七旅旅長王以哲說，東北軍要聽命於中央，服從於中央，有英美列強在，必然干涉調停，總之不但不能釁自我開，而且如日挑釁也不準擅自抵抗。東北軍元老、時任代理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的張作相在瀋陽獲悉此令，火冒三丈！即刻拿起電話與張學良理論：

「戰爭一觸即發，多則一月，少則十天，小鬼子就要向我進攻，難道要咱們挺著白白送死？」

張學良盡拿老一套說辭應付：「總之，必須聽命於中央，聽命於蔣委員長。」

張作相不服：「蔣介石不讓打，咱們就不打？如今中國軍隊不是有一兩百萬嗎？日本國力再強，眼下舉國兵力不過20多萬，真打起來，頭幾仗給它來個下馬威，說不定小鬼子就縮回去了。」

費盡口舌，張學良到底不聽，最終還是要張作相依靠公約，聽命中央。臨了還編排了一段理論，說什麼東北軍寧可玉碎不可瓦碎。「玉碎「就是中央讓打，東北軍拚光了也是死得光榮；「瓦碎」就是中央不讓打，東北軍擅自抵抗，最終為日本所敗，也是白搭不值。

張作相放下電話，氣得一言不發。

自此，蔣介石一手發明的不抵抗主義，經張學良大力強推，東北軍上上下下奉行不悖。

事實上，1931年9月18日當夜，日本攻打北大營的全部軍隊不過1.5萬人，倘若東北軍參謀長榮臻不是第一時間明令 「不準抵抗，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而是有意拖延下令，任由陣前將士激烈抵擋一陣，則當夜情勢說不定果如張作相所料，小鬼子也就縮回去了。

據日方資料顯示，九一八事變當夜，日軍擔心中國反抗，關東軍兵力不足極有可能遭到全殲，所以開頭幾炮，俱為落地不炸的空彈，後見炮彈落入北大營，東北軍竟不還擊！完全坐實了「戰爭打響，東北軍將執行不抵抗主義」的軍事情報，因此立刻易假為真，發起瘋狂進攻，不再「高抬腿，輕落足」了。後來為節省子彈，日軍見到中國軍人乾脆直接用刺刀去刺。驕狂蠻橫，無以復加。

張學良戰時的錯誤態度和命令，引起了北平城內東北軍高級將領們的不滿，他們群情激憤。張學良接斷榮臻電話後，緊急上報南京軍事委員會，要求與蔣介石通電話，可惜蔣介石此時正在江西剿共，後經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熊斌電話請示，得來的依舊是「不能打」。

在場的東北軍將領不幹了，他們紛紛要求抵抗，可張學良就是不點頭！

于學忠不服頂嘴說：「少帥不抗戰，讓日本人打進來，不抵抗的罪名就在少帥身上。」

張學良激動地說：「我只聽從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於人，只求問心無愧。我信守三點：第一不屈服，不賣國；第二不貪生，不怕死；第三促使中央執行全國抗戰。」

就在張學良與將領們在北平爭辯的時候，天已經亮了。9月19日凌晨，日本軍輕而易舉攻佔了瀋陽。是役，日軍繳獲步槍9500多支，機槍2500多挺，大炮650門，各式迫擊炮2300百門，飛機260架等。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裝甲兵、空軍、兵工廠，外加張學良十火車皮的私人財產，計有4萬兩黃金、1000萬元和大帥府六個金庫悉數落入敵手。

一周內，日軍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的撫順、四平、長春、營口等30個主要城市和12條鐵路線丟失乾淨，基本控制了遼、吉兩省。

1932年1月2日，張學良再次下令從軍事重鎮錦州撤退，率領十多萬東北軍入關，等於公開宣布完全放棄東北。次日，日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

一個月後，日軍佔領了哈爾濱。

從九一八事變到此時，不過142天，東三省全境陷入敵手，官方財產損失170億，軍隊損失十多萬人。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奉行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

軍事上。日本由小心試探變為瘋狂進攻，迅速侵佔了東三省；

政治上。此次事變意想不到的順利和成功，直接刺激了日本軍方的胃口，提高了他們對華冒險的勁頭，同時也強化了他們在日本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導性地位。此後整個日本社會在軍方的嚴密控制下迅速轉向戰時體制，更加方便他們全面侵華。

心理上。東北的淪喪，雖然深深地刺傷了中國，喚起了中華民族憤而抗戰的鬥志，但張學良擁三十萬重兵卻迅速潰敗，使得民眾畏日情緒亦重。以致14年抗日期間，對日媾和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投敵漢奸數量龐大；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較量時，稍觸即潰的情形屢見不鮮。反觀日本社會，則舉國若狂，徹底輕看了中國抗日的決心和能力，從此更加支持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使得田中奏摺中的侵華戰略規劃得以迅速落實到了戰術實施層面。

經濟上。東三省的陷落，將當時中國十分之一的領土、30％的煤產量、71％的鐵產量、99％的石油產量、23％的發電量、37％的森林資源、41％的鐵路線和中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以及一個重要而廣大的工業商品市場拱手讓給了資源匱乏的日本。1932年後，上海棉紗對東北的銷量幾乎為零「不復見於成交報告之中。」此後日本從這一地區直接掠走的工礦產品4100萬噸、農產品3800萬噸、金銀810萬噸。大大增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能力，嚴重削弱了中國的國力，增大了抗日的難度。

張學良的不抵抗，給整個民族所帶來的上述災難，實在不是馬君武一首小詩所能道盡！

遺憾的是，張學良將軍1990年接受採訪時，僅以負責的態度坦承當年不抵抗命令是他而不是蔣介石親自下的，並以一句「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簡單交代了事。

對於馬君武的那首小詩，反倒耿耿於懷，不惜再三辯駁！

其實，不抵抗將軍的帽子，是蔣介石親手製作，張學良將軍自願戴在自家頭上，馬君武的小詩不過是起了個廣而告之的作用罷了。

退一步來說，即便馬君武當初在詩中暗藏私意，歷經滄桑的張學良將軍，何妨以春秋責備賢者的態度視之呢？

說不定，只是由於馬詩張揚惡名，引來舉國鞭策，東北陷落四年後的的張學良將軍才會痛定思過，果敢兵諫，發動了那場功在當時、名留後世、一舉洗刷前恥的西安事變了呢！

這樣看來，馬君武的詩非但於張學良將軍無損，反倒於他有規過省身、砥心礪行的功用。

如今，斯人遠逝，蓋棺論定，似乎不宜這首讓張馬二人糾纏半個世紀之久小詩辨析是非，剖白心跡了吧。

了猶未了，何妨不了了之。

本文作者：葉觀瀾

文本出處：博客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