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才女在海外：幸與不幸

林徽因（左上）、凌叔華（右上）、張愛玲（左下）、張充和（右下）。

本報記者 陳娟 發自北京

一位古裝仕女，靜靜地站立在一叢芭蕉樹旁。女子手持畫扇，背影裊裊婷婷，芭蕉蒼蒼鬱郁。這幅《充和曲影》是張大千所作，畫中女子正是在舊時月色和習習古風中長大的民國才女張充和。當地時間6月17日，這位老人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去世，享年102歲。

「民國最後的才女」「最後一片優雅高貴的羽毛」「時代的絕唱」……人們爭相追憶著這位老人的傳奇故事，以及由老人牽扯和鋪染出來的那個早已遠去的時代。

那是一個被不少人稱為盛產才女的時代。展開歷史的畫卷，很多熟悉的名字都躍然紙上，林徽因、張愛玲、蕭紅、凌叔華、呂碧城……她們的才情和故事無一不留下傳奇的色彩。正是由於歷史新舊交替，這些成長於傳統和現代文化急劇碰撞年代的才女們幾乎都在海外生活過，要麼求學和遊歷西方，要麼移居海外直至生命終止。只是幸與不幸，命運各有不同。

新舊交替

見過張充和的人都愛說，她就是一幅仕女圖。

誰說不是呢？她的名字總是與書法家、曲藝家、詩人等這些透著古典的字眼聯繫在一起，曾被譽為當代「李清照」，近代著名書法家、也是張充和的書法老師沈尹默，曾評價說她「在中國古典藝術世界達到無所不能的造境」。

至於其中的緣由，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認為必須從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談起。「她自童年時期起便走進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經、史、詩、文,有書、畫，也有戲曲和音樂。換句話說，她基本上是傳統私塾出身，在考進北大以前，幾乎沒有接觸過現代化的教育。進入20世紀以後，只有極少數世家——所謂書香門第——才能給子女提供這種古典式的訓練。」

余英時所說的書香門第，即為民國蘇州「張氏大家族」。張充和的曾祖父張樹聲曾官至兩廣總督、通商事務大臣，父親則是蘇州教育家張武齡。提及這一大家族，無人不曉「張家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以及四妹張充和。

張充和在只有11個月大時便過繼給二房的奶奶當孫女。養祖母自任啟蒙老師，言傳身教大家閨秀的風範。此外，又花重金聘請考古學家朱謨欽為塾師，悉心栽培她，還另請舉人左先生專教她吟詩填詞。在養祖母告別人世之後，16歲的充和「歸宗」回到父親身邊。由於父親是位崑曲迷，常請崑曲家到家中教女兒們拍曲，張充和也漸漸愛上並痴迷起崑曲來，還常與大姐張元和在《驚夢》中唱對手戲。

抗戰爆發後，張充和曾在陪都重慶任職於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當時，許多淪陷區的文化人士先後來到重慶，使得重慶成為後方的一個文化中心。也是在這一期間，張充和結識了朱自清、梅貽琦、沈尹默、章士釗等前輩，並有幸向沈尹默求教書法。

與張充和一樣，被稱為一代奇女子的張愛玲也系出名門。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則是朝廷重臣李鴻章的長女。她對生活、對世界的最開始感受也來自家庭——父親是出身豪門貴族、身帶「皇」氣的遺少，母親是「踏著這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的人，雖出身傳統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卻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氣氛和「五四」風潮的熏染而極為開化。這樣的家庭組合使得張愛玲的教育既有古式的私塾教育，又有現代繪畫、英文和鋼琴等西方教育，但父母新舊思想的強烈對比也對她後來的人生以及文學之路影響深遠。

而在她們之前，同樣出身名門且聞名於世的才女還有凌叔華、林徽因、呂碧城等，一方面在舊式古典教育中成長，一方面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當文學、思想等方方面面都呈現出迸發的狀態時，這些才女們便在那個熠熠發光的時代榮登文化舞台。

在南通大學文學院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陳學勇教授看來，「五四」的一大貢獻是發現了「人」，首先是女人。「『五四』的一大功績肯定是使中國的女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所以有人推崇《玩偶之家》與《茶花女》的作用，而《終身大事》《傷逝》《娜

拉出走以後》等作品發表後，也能在社會上激起層層的漣漪。在這一點上，女性作家顯然更具有發言權，她們更富有抒發的衝動與熱情，作品也更能觸及女性內心。」

海外經歷

時代成就了才女們的文學之路，同樣也是時代所需或所迫，讓她們遠離故土，踏上海外之路。

早在1918年，呂碧城就前往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與美術。她同時兼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將她看到的美國之種種情形發回中國，讓中國人與她一起看世界。

1926年，學成歸國的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漫遊歐美。兩度週遊世界，呂碧城寫了大量描述西方風土人情的詩詞，膾炙人口，傳誦一時。她尤擅填詞，吟詠自如，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在遊歷的過程中，呂碧城不管走到哪裡，都特別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認為自己在代表中國二萬萬女同胞，她要讓世人領略中國女性的風采。

當呂碧城漫遊歐美時，林徽因也於1920 年隨父親來到歐洲遊學。當年，林長民曾以「國際聯盟中國協會」成員的身份被政府派赴歐洲訪問考察。在那裡，林徽因常常一個人偎在壁爐旁閱讀英文版的書刊，她讀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讀丁尼生、霍普金斯、勃朗寧的詩，讀蕭伯納的劇本。也是在這一時期，林徽因結識了從哥倫比亞大學轉學倫敦的年輕才子徐志摩——一個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

面對徐志摩的熱情追求，林徽因也曾不知所措，最終理智讓她拒絕了對方。後來，在與梁思成成婚之後，兩人於1924年雙雙赴美留學，在位於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學，為之後從事的建築事業打下基礎。

與呂、林遊走海外是為了求知不同，凌叔華奔赴海外則顯得有些無奈。抗日戰爭曾一度讓她感到不安，儘管她已在文壇立下腳跟——提倡女權、倡導婦女解放、興女學曾讓她聲名鵲起。直到1946年，她的丈夫陳源受國民黨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凌叔華一家才離開故土，從此定居歐洲。

就在凌叔華離開故土的第三年，1949年1月，新中國成立前，張充和夫婦登上「戈頓將軍」號客輪，遠赴美國。隨身帶著的只有幾件換洗衣物、一方古硯、一盒古墨和幾支毛筆。

而因情所傷，又自我感覺與當時的時代格格不入，再加上恰逢1953年美國頒布了一個難民法——允許學有所長的外國人遷居美國，並可逐步過渡為美國公民，張愛玲也於1955年孤身一人離開香港，以難民身份搭乘「克里夫蘭總統」號郵輪到美國，抵達紐約時近午夜。自此開啟了她不為人知的落寞甚至有些凄涼的後半生。

最後寫照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這是張充和在美國時自擬的名聯，也是其在美國生活的最後寫照。

她生命最後的歲月里，雖然年事已高，依然堅持在硯田邊耕耘，磨墨練字，吟詩填詞，偶爾還和同好們舉行崑曲雅集。她的另一門功課就是經營寓所門前的小院，院內花木扶疏，除培育供觀賞的牡丹玫瑰外，還植一些食用的蔥蒜時蔬。侍弄花草，栽瓜種豆。

勞作之餘，依在竹林旁的長木椅上吟詩或聽曲，頤養天年。

自2008年起，從春到夏，每個周四下午課後，張充和生前好友、耶魯大學教授蘇煒便帶著邵逸青、溫侯廷兩位外國學生，登門北港張宅，跟隨充和老人習字，他們幾乎臨了整整一年的《顏勤禮碑》。也是在那一年，張充和被發現罹患癌症。一向豁達樂觀的她說：「沒有關係了，一個人要死總是要有個原因的，」後來癌症竟奇蹟般地消失了。

而在此之前，張充和曾隨丈夫傅漢思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工作，後至耶魯大學美術學院講授中國書法，直至1985年退休。她曾長期擔任美國崑曲學會顧問，組織演出，推廣中國戲曲。

「如果說，大時代、大史詩的故事是一幅畫上的真山真水，張充和，就是山水雲煙間的留白。」蘇煒曾根據和張充和的交往著有《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一書，他如是解釋自己為何書寫張充和，在他看來對於今天這個世界，張充和的意義，恰恰就在這裡——在無、在不變、在留白、在淡出與遊離之上。

並不是所有的才女都像張充和那樣豁達和幸運，很多民國才女在海外都顛沛流離，生活凄涼。

凌叔華當年跟隨丈夫在巴黎生活時，曾因生活壓力太大而被擠出巴黎，移居倫敦。為了彌補生活費用之不足，出身望族的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賣畫」。同樣，另一位書畫界才女潘玉良孤身一人在法國時，無依無靠，生活上一直很拮据。到了晚年更是入不敷出，只能靠社會補助金維持生活，後於1977 年在貧困交加中去世。

最為不幸的要數張愛玲，她在美國的晚年生活與之前在國內的盛名形成鮮明對比。

張愛玲的晚年如隱居者一般隱沒在美國洛杉磯的公寓中。1995年，在來到美國的40年後，她在「家徒四壁」的公寓中去世。

人們發現她去世時已經是一周之後了。當時，公寓的日光燈還亮著，白色的牆壁空空的，沒有懸掛任何飾品。地板上擺著許多紙袋，裡面放著衣服和雜物。逼仄的浴室里有些凌亂，沒有毛巾，到處是扔掉的紙巾。廚房裡也大都是一次性的紙碗和塑料刀叉，隨用隨扔，所有的金屬餐具都是新的，好像從沒用過。

她躺在房間里唯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頭髮修剪得很短，手腳自然平放著，神態安詳，頭朝著門，臉向外，眼和嘴都閉著。

她身穿旗袍——她平生最愛的旗袍，身下墊著的是一張灰藍色的毯子，身上沒有蓋任何東西，身體出奇的瘦。「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學並不拒絕寂寞，是她告訴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還存在著不帶多少火焦氣的一角。」余秋雨在《張愛玲之死》中說。

相比起來，和張愛玲個性頗為相似的凌叔華還算幸運。1990年，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完成了最後的心愿：她躺在擔架上，看到了美麗的白塔，也回到了「老家」——史家衚衕甲54號，那二十八間房子曾是她當年的嫁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