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達先生《篆刻直解》_012

06-09

原型與古文字

文/馬士達

先秦古璽、秦漢印章的高度「藝術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印匠對印文的熟練書寫及靈活安排。

先秦時代，社會上通行大篆。從商周青銅器銘文來看，大篆書風因時代而變；從東周遺存文字來看，大篆書風又因地域而異。

▲圖1

與人所共知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同時並存的商代中晚期青銅器銘文，可以說它是最早的大篆書藝。與先民重視咒術鬼神，崇拜祖先靈魂的迷信有關，商代早期、中期的金文多不成文章，而以所謂圖騰、族徽之類文字如「祖甲」、「父乙」為多。到了商代晚期才有較長的銘文。這個時期的銘文字形近於甲骨文，但因其為金屬熔鑄而成，故而它受書寫、製作者主觀支配的痕迹不多，較多呈現的恰恰是那種不期然而然的自然之美，質樸而拙重(圖1)。

與商代人相比，西周人更崇尚禮節。這反映在青銅器銘文的內容上，開始具備較高的政治和文化意識。西周前期的青銅器繼承商代的風格，銘文面貌與商代也大體相類。

自西周中期起，青銅器形日趨簡便，失去了原先固有的凝重嚴謹的風格。然而，與之相反，銘文篇幅卻大大變長，如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就書法風格而言，也是各呈風貌。諸如運筆舒展、字跡端莊、筆畫均勻，屬於主流書風的代表作有《遹簋》、《靜簋》、《衛盉》、《大克鼎》、《毛公鼎》等；字勢圓潤，形體疏密得當，遒美華麗，具有較高書法藝術價值的作品有《牆盤》、《永盉》、《師虎簋》等。

▲圖2

到了西周末期，則又出現《虢季子白盤》一類字形方整的銘文，對開拓春秋戰國時期的新書風起著先導作用。而西周晚期的《散氏盤》銘文，書法趨向雄渾有力、厚實壯美一格，臻於金文書法的最高境界（圖2）。

當歷史步入東周列國時期，諸侯割據，列國爭雄，篆書書藝也出現了因地域不同而風格相異的特點。從大的方面說，可以分為「新」與「舊」兩個派系。其中「舊」派以中原秦的文字為代表，書風質樸平實，結構方正舒展，轉折處化圓為方，仍保持舊的傳統風貌。

▲圖3

與秦的金文書風相比的「新」派——其他地區的書風，往往以更富於裝飾性的效果，體現創新的意識。在楚國金文中，尤其強烈地反映出這樣一種時尚。楚國有燦爛的文化，先進文化的輻射，使當時作為楚文化繁榮標幟的楚金文，對他國具有領導潮流的影響。致使書風多變，熱衷於表面華麗，甚而至於使純屬美術化的蝌蚪文、鳥蟲文、懸針書等花體字大量湧現。我們姑且不以現代書法品評的觀念對這種奇異現象論長道短，至少說它已反映了當時人們在審美意識上求新的慾望(圖3）。

總體來說，大篆之為上古文字，其字形方圓不定，大小懸殊；其筆畫曲直多變，肥瘦各異；其體態正側不拘，縱橫自由。我以為，大篆文字本身就極富裝飾性。

▲圖4

而青銅銘文之字行順序初定，並不嚴格。作為裝飾性工藝，多隨器形分布文字，或以文字分布而構成圖飾（圖4）。

▲圖5

以這種本身即富裝飾性、又極富可變性之大篆文字入印；以其字形順序不嚴、隨形布字又因形書字之工藝性手段制印，先秦古璽焉能不活?且當時實用璽印初創，印章制度尚未確立，一國有一國之風尚，一工有一工之巧思。所以，古璽印形詭奇莫測，其樣式之豐富，直令後人難以置信（圖5）

我以為，古璽印形多變，正緣於大篆字形之可變:字形可變，則其「章法」之可變度便大，隨形書字則成為可能。倘是「隸變」之後的方塊漢字，其變化則很難如古璽印文那樣靈活。故秦印之後，印文方正化，印形也隨之方正化了。雖有秦漢瓦當作文字變形，但礙於當時的字的方正，隨形書字，部分筆畫難免窘迫，變化幅度也不可能大。

▲圖6

這裡以漢《黃陽當萬》瓦當為例（圖6)，雖然粗看其氣息仍饒有古意，但是只要我們仔細觀察，即可發現其中每個字的安排，都十分勉強，不是重心偏移，就是字形不準。儘管從中可以看出工匠用盡心計，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大膽地在文字之外附加了一些裝飾之筆，卻仍然無濟事。

而即使是印形方正的古璽，由於大篆字形之可變，其「章法」變化也很大。這種情況大致可分為兩類：

▲圖7

其一，字繁則大，字簡則小，不作人為伸縮而能自成疏密。例如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聞司馬璽》，雖然該璽印文字各各守其本體，未作有意的人為變化，但因本來字有大小，所以造成文字的「白」與「紅地」之間的對比協調，相映生輝(圖7)。

▲圖8

其二，順行書字，無意安排，或則空了，或則擠了，字裡行間參差錯落，疏密自在。如《魏石經室古璽印景》中有一方九字白文璽，雖字跡模糊，印面殘損嚴重，但從中依然可以覺察到，當時印工在製作這方璽印時的那種恣意率真、無拘無束的氣派。看似字跡潦草，粗細不等，大小不一，但是它所顯示出來的情趣，神氣酣暢，自由自在，若出天然，絕非刻意妄求之所能及，竭盡人為之所能為。其印文之可識與不可識已無關緊要，其韻致足令明眼人嘆服（圖8）。

概言之，先秦古璽印形之多變，章法之活潑，緣於當時大篆文字之特質，緣於當時印工對這種文字書寫的嫻熟。由此可見，篆刻藝術與其篆文書寫關係甚大。

再談漢印，如果說古璽之變化緣於印文字形之變化，則漢印之變化，主要得力於其用筆之變化。

▲圖9

秦漢之際，文字大變，由篆字之圓轉而變為隸字之方折，緣於書寫迅捷便利的要求。我以為，早期隸書(即通常所謂「古隸」)，其實就是篆書的「行書」，即從小篆之形而連筆書寫，多出方折筆意而近於隸書。這種書風變化的趨勢，我們從秦代的「簡書」及度量衡銘文文字中即可窺其一斑。《高奴權銘文》的字跡，一改通常小篆長方形結體的特點，字勢朝著橫向拓寬；用筆上，將原來小篆的轉筆呈圓作了若干折筆為方的改變，這是表明篆書朝著隸書演變的徵兆（圖9)。

「隸變」之風染及印章，而隸書本源於篆書，故說漢印專用文字「繆篆」，實質上也是一種隸化了的篆書，它曲盡了隸書的用筆意趣。

「繆篆」卻別於大小篆，一是字形之平正，二是用筆之方折，三是線條之拙厚。此三者，顯然得益於隸體書藝。以「繆篆」入印，必然成就了漢印平實的作風，而迥異於古璽活潑的基調。

我以為，漢印之所以能寓變化於平實之中，乃是緣於隸書書風的眾彩紛紜。諸如《張遷》之拙重，《曹全》之清秀，《禮器》之瘦勁，《石門》之恣縱，等等，各呈風神。以此與漢印相比較，雖不可機械作一一對應，但已經可以探明，鑄印、琢印、鑿印各自風貌的淵源了（圖10）。

▲圖10

又，漢碑刻文字格局，多工穩謹嚴，呈方陣之威勢；而漢摩崖文字分布，則多參差錯落，有漢簡之風韻，這種情形，在漢印中也有所表現(圖11)。

▲圖11

從上述古代印章的「藝術風格」與其文字書寫的特徵之間關係的考察中，我們可以引伸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古代印章總體風貌的演變，首先取決於當時實用文字體系的歷史演變。古璽之大篆，漢印之與繆篆，文字形態直接決定了印章的特殊面目。

其二，古代印章之優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印文書寫水平的高低。當然，印文書寫水平的高低，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看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以實用立場看，將印文寫得愈工整、勻齊則水平愈高；以藝術的立場看，將印文寫得愈富有奇趣則水平愈高。此處所言印文書寫水平，實際上是泛指的「藝術水平」。因此：

其三，篆刻藝術與書法藝術有其直接的血緣關係。可以說，篆刻家書法藝術成就之高低，不僅決定了他對篆刻原型之選擇與取捨，而且決定了篆刻墨稿書寫水平的高低。

其四，書法對篆刻墨稿書寫的直接影響，並不僅僅表現在篆刻線條的筆意與墨韻效果上，而且也表現在篆刻之章法關係上。換言之，在篆刻中強調書法的作用，即意味著篆刻家將不再是簡單描摹出一個正確的篆字並填寫印面字格中去，而是作類似於書法創作之書寫，此中既要講筆墨效果，也要講字行間的章法效果。

故說，篆刻即是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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