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

06-09

日本如何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

2010-10-03 21:44:02 作者老牛

甲午戰爭後，日本侵佔了台灣。日本藩閥政府將以前自己在經濟上「起死回生」的經驗複製到了台灣。

歐洲多用毛織品，對樟腦丸的需求巨大，世界市場上60%的份額被日本三井公司壟斷，為了獲取暴利，日本商人將台灣的樟樹砍伐殆盡。日本強迫讓氣候適合種植甘蔗的台灣種甘蔗，而台灣只能種植並壓榨，蔗糖汁則被運到日本精鍊，白糖要再從日本銷往世界各地。濫采台灣的森林，美其名曰是為了讓農民有田種植稻米，可讓台灣人種植水稻，還是為了讓日本人吃上廉價大米，台灣遭受雙重榨取。大量樹木被砍讓日本賺一次，開墾出來的農田種水稻還讓日本掙一次。台灣同時還得為所謂「文明開化」支付高昂代價，日本人修建鐵路、港口、電站，價格高昂還不算，這些都是為了方便日本更多、更大規模地掠奪台灣資源，它們絕不是為了造福於台灣人民。

後藤新平自1898年起任台灣總督府長官，因在台灣建立向日本輸送利益的經濟傳送帶有功而被封為「殖民地經營家」，他於1906年再出任「滿鐵」首任總裁，讓他從台灣轉戰中國東北，就是為了讓他複製其在台灣的「成功經驗」。「滿鐵」表面上是中日合資公司，可日本政府一分錢都沒掏，將從沙俄那裡獲得的屬於中國的鐵路及經營權，被他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變成了日本政府的「滿鐵」股份公司本金，同時在日本出售股票，讓日本人在股東人數上超過中國。

鐵路的進出口在大連港，鐵路成為了港口的下游企業，鐵路沿線的所有土地、礦產、森林，都變成了日本可支配的財產，「滿鐵」還繼續中國東北修建鐵路，可日本既無技術又無資金，日本錢從美國借，鐵軌、火車頭以及相關設備都由日本三井等從美國進，然後高價出售給「滿鐵」，滿鐵的巨大利潤空間被擠壓到只能維持現狀的水平，賬面上中國參股一半，可高級管理人員全部是日本人。「滿鐵」沒有任何紅利分給中國股東，將錢用於不斷衍生、擴張上，不斷開設出的新分支機構和子公司，只是僱傭更多的日本人。這些公司滲透到中國的更多經濟領域中，所有的所謂「開發」，都是為了讓低價的中國的大豆、煤炭、圓木等原材料，滾滾不斷地流入日本；而中國從日本獲得的都是高價的工業產品。

日俄戰爭後，日本能夠獨資在中國辦的工廠，首先是火柴廠，因日本盛產木頭和硫磺，有生產火柴的經驗積累。一戰前後紡織廠開始大舉進軍中國（照相館和藥店多是日本的間諜機構，藥店上的仁丹廣告牌，實際上是給軍隊指示大路方向的路牌）。日本明治初期的大宗出口商品主要有生絲、茶葉、瓷器。絲織業隨著出口增加而發展，但後來絲織減少，棉紡增加。中國當時的紡織以農村的家庭作坊為主，土布無法與日本的機織布競爭，而且市場需求巨大，中國的人工費又只有日本的三或四分之一，與其將織好的布運到中國來銷售，不如在中國建廠，就地銷售。這樣既可以繞過中國對進口成品的關稅壁壘，還可以減少運輸費，且日本人多地少，種植棉花導致棉田與稻田爭地，結果造成日本糧食和棉花價格都高。日本因此改變策略，從英國進口紡織機，從美國、印度等地進口或採購中國棉花，此後日本不再種植棉花，需要的布則從中國進口。

在中國的上海、青島、天津等，利潤最穩定的日資企業就是紡織業，而向軍隊提供最多「捐款」的也是紡織企業。因紡織企業門檻並不高，中國民族資本建立的紡織廠與日本企業形成競爭之勢，中國民族資本的紡織廠因此被日資視為眼中釘，麵粉、榨油、碾米廠等都在日資企業的黑名單之中。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駐紮在上海的日本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引領日本軍隊向中國民族資本的紡織廠、麵粉加工廠投彈。全亞洲最大、最先進的印刷廠-商務印書館也在此時被炸毀。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在中國各地的駐在人員，突然出現在各個關鍵經濟部門，成為「接受大員」，「沒收」中國的工廠。

中國經過甲午戰爭賠款、庚子賠款、1911年後的善後大借款，中國已經處於國家破產狀態。為了表現所謂「大國風範」，中國從外國借錢來還債。戰亂頻繁讓民不聊生，而社會動蕩又造成腐敗橫行，正如曹汝霖所說：與外國簽訂的各種條約胡亂堆放在房間的角落裡，沒有人知道詳細內容以及截止時期，只有日本人到了要獲得利益的時候，拿著條約來找中國人談的時候，才有人想起要找條約出來看。

高官對自己國家失去了信心，權力今天不用明天作廢，他們有機會就要撈錢，甚至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不戰而屈之，謀之上」，日本比中國人更嫻熟地運用了《孫子兵法》，用收買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日本蔑視中國人凡官必貪，從清朝末年開始，甘願充當漢奸、賣國賊的人就不絕於後。日本人認為收買中國官員比直接打仗合算多了。他們或讓中國軍閥相互打，或在支持雙方的同時，選擇一個給日本輸送利益最多的。在日本人看來，只要能亡了中國，這些付出都可以加倍回收。

比如曹汝霖，靠日本人「誇讚」進入北洋政府高層，他對日本的回報就是泄露內部機密，讓日本人對北洋政府在某個事項上會如何出牌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利用從日本人那裡獲得的小錢，購買了開灤煤礦的股份，後來靠分紅維持其在天津租界內的豪華生活。他同時還持有其他日本在華公司的股票，可「七七事變」後，日本軍隊打進長城內，東北、華北都成了日本的，日本哪還承認他的股東身份。

釣魚島撞船事件之後，日本領導人還繼續強調「中日經濟上相互依賴」，可他們抓住中國這個救生圈僅僅是為了讓中國幫助他們擺脫已經深陷的經濟漩渦。他們瞄準的是中國巨大的市場，絕不是為了幫助中國發展。哪怕SONY之類的產品100%在中國製造，但各個零件在分頭進入總裝廠前，利潤都被分散轉移到了日本本土，中國只掙到了少的可憐的工人工資、工廠使用費、水電費和一點點稅費。如此「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如此「世界經濟一體化」，誰也離不開誰?!這與當年台灣農民為日本種大米、種甘蔗沒有任何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