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罵我，我也罵人

人罵我，我也罵人

郭名高

1930年，在吳昌碩去世第三個年頭，齊白石作《人罵我，我也罵人》人物畫一幅。此作高35.5厘米，寬25.4厘米，以簡潔老辣之筆刻畫了一位老翁盤膝而坐，慈眉善目，面帶微笑，扭頭左顧，右手二指點點，款曰：「人罵我，我也罵人。」這一時期，齊白石的人物畫當屬二十四開《人物冊》最為精彩，也最具有代表性。其中《送學圖》，畫一老者送小兒去上學的場景。那小孩一手抱書一手抹淚，老者撫摸他的頭，似在安慰。畫側題詩曰：「處處有孩兒，朝朝正耍時。此翁真不是，獨送汝從師。識字未為非，娘邊去復歸。莫叫兩行淚，滴破汝紅衣。」而《夜讀圖》則畫燈下一小孩伏案睡去，面貼手背，僅露娃娃頭。小兒系齊白石幼子。這些作品，造型拙樸，用筆簡潔有力，求神韻，得詼諧，傳遞了白石老人的自我意識，生活態度與情狀。既如此，齊白石所作《人罵我，我也罵人》，自有其深意，那麼，初衷為何呢？

翻閱齊白石年表，得悉，1922年春，陳師曾攜中國畫家作品東渡日本參加「第二回中日聯合繪畫展」，在這次展覽中，齊白石作品引起畫壇轟動，所帶10件作品全部以高價售出，並有作品被法國人選入巴黎藝術展覽會。關於這次展覽，齊白石作詩記之：「曾點煙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誇。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自注云:「陳師曾壬戌年春往日本，代余賣杏花等畫，每幅百金，二尺紙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再讀1920年吳昌碩為其定的潤格：「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冊頁摺扇每件六元。」相較之下，齊白石的畫賣得真不錯，他的興奮實屬正常。

據《中國名畫家全集--陳半丁》一書記載：「1922年，陳師曾攜陳半丁、吳昌碩、齊白石、王夢白、凌直支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半丁的10幅作品被購去了6幅。」事實上，這次展覽共展出中國南北畫家作品400餘件。陳半丁當時是中國畫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其聲望遠高於齊白石。在此次展覽中卻並不及齊。也就是說，齊白石成了這次畫展最大的贏家，日本人還嚷著要為他拍電影做宣傳。

正當齊白石興奮得又是作詩，又是為文的檔口，畫壇領袖吳昌碩發話了：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領袖發言，又在類似文人雅集的場合呼出，傳播甚廣，語至白石耳際，不知他當作何感想？！從吳昌碩的「一月安東令」和「棄官先彭澤令五十日」印文和人生經歷來看，其品性孤冷、直率，洒脫不羈是一目了然的。他對齊白石的評價當是真實感知。若因此得出吳昌碩打壓後輩，則有些牽強。事實上，這一時期，齊白石的作品與吳昌碩還有很大的差距。

關於這次展覽，吳昌碩亦是參與者之一。翻閱缶翁相關文字記錄，卻未見片言隻語。想來，展銷定是未及預期效果，故而不見遺痕。而後生如齊白石者，卻於此贏得大滿貫。吳昌碩這時的言論不管是醋意、驚訝，或出於對後輩的當頭棒喝，都是可以理解的。

1919年，齊白石移居北京。此際，他的花鳥畫以八大山人冷逸、拙樸一路為多，京城少有問津者。陳師曾勸其自出新意，變通畫法。當年8月，齊白石記敘道：「獲觀黃癭瓢畫冊，始知余畫猶過於形似，無超凡之趣。決定大變。人慾罵之，余勿聽也；人譽之，余勿喜也。」同年又記：「余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定大變，不欲人知，即餓死京華，君等勿憐，乃余或可自問快心時也。」由此看來，齊白石變法初衷在於擺脫形似，這一階段，在形式、風格、畫法上借鑒最多的是吳昌碩。據《齊白石畫法與欣賞》論述：「老人這個時期學吳昌碩的作品與以前的臨摹大有不同，對著原作臨摹的時候少，一般都是仔細玩味他的筆墨、構圖、色彩等，吸收他的概括力強、重點突出、大膽刪減、力求精鍊的方法。」誠如胡佩衡所言：「記得當時我看到他對吳昌碩的作品，仔細玩味，之後，想了畫，畫了想，一稿可以畫幾張。畫後並且徵求朋友們的意見，有時要陳師曾和我說，究竟哪張好，好在哪裡，哪張壞，壞在什麼地方，甚至還要講出哪筆好，哪筆壞的道理來。」

事實上，齊、吳二人在傳統方面，都受到徐渭、朱耷、石濤等人的影響，其風格自有相合之處。齊白石學習吳昌碩，不會漠視這一點！但在變法之初，若說他和吳昌碩畫風已拉開了距離，我還是持懷疑態度的。

據張大千論述：齊白石是在陳師曾的建議和指導下，重用洋紅，將菊花繪成紅色，葉子用了墨，使畫面形成強烈對比，開創了紅花墨葉畫法。我想，這一點應該得到肯定。明眼人都知道，這是陳師曾從西方現代繪畫色彩搭配中得來的啟發。陳師曾認為：「美術者，所以代表各國國民之特徵，其重要性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國之畫為主體，舍我之短，采人之長。」遺憾的是，1923年，這位學貫中西的畫家，因病離世。而齊白石便成了他這一理念的開拓者。或許，齊白石未曾獲觀西方繪畫，但中西畫理還是有許多暗合的地方。正因如此，他在北京國立藝專執教時，與法國油畫家克利多暢談時，冒出一句：「始知中西繪畫，原只一理。」

當然，這是後話。若要檢閱齊白石1919年到1925年的花鳥畫作品，無論是構圖、涉色還是題材，都流露出吳昌碩的些許影子，而在用筆的老辣方面又遠遜缶翁。吳昌碩說他僅得皮毛，並非失實。

筆者以為，吳昌碩這一罵，恰巧成就了後來的齊白石。

應該說，齊白石對吳昌碩服膺至深。他曾試圖拜其門下，並作詩表忠心：「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雖說二人後來未有名分，但吳昌碩為其寫潤格，題書籤，足見對後學的提攜。齊白石並沒有因為挨了罵，就生記恨之心。若如此，他也就不會在1924年請吳昌碩以篆書題寫書籤，也不會在1932年7月出版的《齊白石畫冊》時，再用這幾個字。

近日，讀了一篇關於齊、吳恩怨考的文章，文章認為，齊白石所刻「老夫也在皮毛類」以及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所作《芭蕉書屋圖》上題的：「三丈芭蕉一萬株，人間此景卻非無。立身誤墮皮毛類，恨不移家老讀書。」是對吳昌碩譏諷的回應。我以為不然，這更像是白石老人自省意識的極大膨脹。正以為有這樣的意識，他才會轉引石濤詩句：「書畫名傳品類高，先生高出眾皮毛。老夫也在皮毛類，一笑題成迅彩毫。」向先賢看齊，是大家必備的品質。齊白石能夠成功，他具有這樣的胸懷和抱負。

齊白石深知罵的哲學。

若非吳昌碩那句「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警示，齊白石會告誡學生：「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嗎？

再看《人罵我，我也罵人》，雖然在罵，卻慈眉善目，那是長輩的教誨，包含了無盡的愛。經過十年的衰年變法，齊白石深深體會到當年的「皮毛」之譏，是何等及時和重要。

人罵我，我也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