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比蒂《叛徒》：後種族時代的種族問題書寫

《叛徒》英文版

2016年，保羅·比蒂（Paul Beatty）成為布克獎歷史上第一個獲獎的美國作家，並不讓文學界感到特別意外。事實上,《叛徒》不僅已經先期獲得全美書評人獎這一美國國內的重要文學獎項,收穫了許多國內外批評家的高度評價，英美主流批評界更將保羅·比蒂比作當代的馬克·吐溫、喬納森·斯威夫特、拉爾夫·艾里森，將《叛徒》譽為世紀佳作。

《叛徒》大獲肯定，首先與它對當代社會種族問題的揭示和作者辛辣老到的諷喻手法有關。小說開篇頗為精彩，既點明了主題也定下了反諷的基調：「說起來也許你都不信，我雖是黑人，卻從沒偷過任何東西。」簡簡單單一句話已經暴露了美國社會數百年來對黑人的歧視和刻板印象，當然，也內含了敘述者對這一刻板印象的挑戰和解構。以下情節更是荒誕不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敘事者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這位姓「我」（Me）的先生，這個被前女友稱呼為「棒棒糖」（Bonbon）而被對手叫作「叛徒」（sellout）的黑人男子，正面臨美國最高法院的審判，他的罪名是倡導在今天的美國重新恢復奴隸制，他甚至已經在自己居住的小鎮上踐行了奴隸制。他在公交車、醫院、學校推行了種族隔離的制度，他還真的為自己「配備」了一名奴隸。小說的荒誕色彩濃厚，但敘述者一本正經的嚴肅態度加上縝密的思維卻讓讀者不能簡單地把他當作一位臆想症患者。他自己聲稱，推行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初衷，是為了幫助自己的家鄉——突然被從地圖上抹去了蹤跡的狄更斯（Dickens）小鎮重獲認可。

圍繞在主人公身邊的怪誕之事還有很多。接下來的敘述更像是在超現實主義的氛圍下講述了一個現實主義的故事：「我」出生在洛杉磯南郊的狄更斯小鎮，這裡是個黑人聚居的貧民區。父親是頗有些名氣的社會科學家，他是解放心理學的實踐者，在他那一系列旨在研究受壓迫者心理的實驗中，「我」就是實驗對象。為保證實驗結果的準確性，父親嚴格按照實驗要求來教育和撫養我，「他並不愛我，我是在經過精確計算的適度的親密環境中被養大的，擔負著強烈的完成任務的使命感」。當眾毆打、精神折磨、電擊，這些都是父親在「我」身上使用的試驗手段。這樣一個畸形的家庭形式也在父親被警察誤殺之後崩裂。「我」成為了無依無靠的孤兒，以種植和出售大麻、柑橘、西瓜為生。

敘述者仍然不動聲色，而讀者卻越來越感受到力透紙背的沉重感了。保羅·比蒂顯然借用了荒誕的力量，通過將問題放大到誇張、變形的地步來讓它顯得滑稽可笑、不真實，讓讀者在識別出荒誕的同時觸發對現實的思考。種族問題是美國社會的頑疾，卻也是當代許多作家不太願意觸碰的話題。原因除了其本身的複雜性、政治敏感性之外，美國黑人群體的分化也多多少少沖淡了這一話題的嚴峻性。隨著一些黑人躋身到美國社會階層的頂部，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內成為領導者、決策者、標杆和楷模，一些言論認為美國當代種族問題已不再是凸顯的社會問題，奧巴馬當選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被當作美國擺脫了種族主義的歷史性事件，標誌著「後種族時代」的到來。然而叛徒中，保羅·比蒂戴著幽默和調侃的面具，撕開了後種族時代的溫情面紗。 「我在 『後種族主義』時代低吟『種族主義』頌歌」（「I』ve whispered 『Racism』 in a post-racial world.」）。費蒂借 「我」之視角，展示了所謂後種族主義時代依然嚴峻的種族問題。美國現實社會中分區規劃的制度造成了新的種族隔離，黑人貧民窟並未減少反而增加了，貧富差距並未消除反而擴大了，教育資源分布不均，黑人無法真正獲得平等教育權利，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執法事件層出不窮……沒有人去關注貧民窟里受虐待和折磨的窮苦少年，沒有人在「我」的父親無端被警察打死橫屍街頭時去幫助呼籲公平和正義。這個名叫狄更斯的美國當代小鎮里彷彿正上演著英國作家狄更斯筆下19世紀英國底層小人物的苦難和悲哀。「棒棒糖」先生儼然是美國當代版的「霧都孤兒」。

然而相對於個人的不幸經歷，「棒棒糖」先生「我」最不能忍受的還是故鄉小鎮的「被消失」、「被隱形」。為了讓狄更斯小鎮「復活」，「我」和非要死乞白賴做「我」的黑奴的鄰居霍米尼（霍米尼另一個意思是「玉米片」）·詹金斯決定在當代復辟奴隸制。詹金斯是過氣黑人演員，在表現種族歧視的系列電影《小無賴》里扮演刻板化的黑人形象。詹金斯支持奴隸制，或許是因為奴隸制下他至少還有個身份。「我」的復辟動機則顯得更難理解，「我們實行種族隔離是為了給每棵樹、每種植物、每個窮苦的墨西哥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平等地獲取陽光和水；我們是為了確保每一種生物都有呼吸的空間」。以不平等來換取平等，以種族主義來反種族主義，小說充滿了矛盾和悖論，但正是這矛盾和悖論產生了諷刺和揭露的力量和效果。於是，「棒棒糖」和「玉米片」的搭檔就組成了「堂吉訶德」和「桑丘」組合，他們倆同心協力為恢復小鎮在地圖上的名字而奔波：在高速公路口懸掛狄更斯小鎮的指示牌；重新標記小鎮的主要路標；寫信到相關部門想為小鎮找一個國際友好姊妹城；在公交車上貼上標語主張白人優先；說服當地的學校和醫院推行種族隔離……弔詭的是，這種隔離馬上收到良好效果：社區犯罪率下降了，學生的學習成績提升了，人們之間友好了。種族主義好的頌歌就這樣傳頌起來。沒有比這更尖酸的諷刺，沒有比這更黑色的幽默了！

「堂吉訶德」和「桑吉」的最大敵人是當地著名黑人思想家福伊·柴什。柴什是黑人左翼知識分子中的領袖人物。他致力於修正名著中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用語，正在編輯出版沒有「黑鬼」一詞的潔本《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並將此書重新命名為《非裔美國人吉姆和他的被保護人年輕的白人兄弟哈克貝里·費恩在尋找失去的黑人家庭組織過程中含有貶義色彩的自由的心智歷險記》。顯然除了種族主義外，柴什就是作者保羅·比蒂諷刺的匕首要刺向的另一個目標：黑人內部「政治正確」派代表、偽善的功利主義學者。柴什是沽名釣譽的偽學者，他剽竊「我」父親的學術思想、研究成果，取代他成為黑人民意領袖，但實際上則是住在白人區、享受同白人一般的財富和地位的已經「白化」了的功利主義者。他的「政治正確」是嘩眾取寵、為自己謀求利益和政治影響力的幌子。他在表面上代表黑人發聲，實際上卻根本不在乎窮苦黑人同胞的死活。相反，在「我」父親死後，他一直怕「我」會繼承到父親的影響力，雖聲稱是父親的朋友和追隨者，卻不但沒給過「我」任何的幫助，反而處處打壓和譏諷，甚至在「我」揭穿他之後惱羞成怒開槍將我重傷。他強烈反對「我」們的種族隔離計劃，送「我」綽號「叛徒」，實際上他本人正是黑人平等和解放事業最可惡的「叛徒」。也正是因為柴什之流的控告，「我」被送到了美國高等法院的法庭接受審判。

接受審判的其實是美國現行的種族政策和人們對種族問題的僵化認識。保羅·比蒂是一位清醒的觀者，他以馬克·吐溫式的辛辣諷刺、以斯威夫特式的睿智諷喻，懷揣狄更斯刺破現實的決絕勇氣，藉助後現代主義的荒誕背景，重演了一出堂吉訶德的救世「鬧劇」。但鬧劇背後，是對美國種族不平等現狀的赤裸裸的揭露。它想提示我們的是奈及利亞裔美國作家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早已指出來的一個事實：「只要人們還在假裝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奴隸制就不會真正結束。」在接受採訪時，保羅·比蒂表示，他並不認為《叛徒》是諷刺文學，在他看來，這就是報告文學。他只期待這本書能開啟一個嚴肅話題的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貝蒂對種族問題的呼籲實際上超越了種族的界限。小說中有一個細節提到，一對白人夫婦不請自來觀看「我」們黑人的聚會節目，卻因總是不合時宜地大笑終被組織者強行趕走，「我」雖保持了沉默，但心中一直覺得這種做法冒犯了他們的自由。後種族主義的語境下，每一個人、每一種生物都應享有自由生活的權利、開心大笑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比蒂並非只為自己的族群發聲，他為所有受歧視、被消聲的弱勢群體代言。

《叛徒》終歸還是一部嚴肅的政治小說，它的誕生正逢其時，不僅是對後種族主義時代種種樂觀論調的反駁，也是對種族問題上政治正確的偽善命題的揭露，當然，也許還能算作對當代美國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抬頭這一現象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