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為和解性別歧視指控拿出1000萬 這是類似訴訟中首起和解案件

反正為了和解Uber已經拿出很多錢了，大概不在乎這一筆。

席春慧 · 2018/03/30 14:23

過去一年美國許多科技公司因歧視女性或少數群體而遭到訴訟，如今Uber成為首起達成和解的案件。

2017年10月，拉丁裔軟體女工程師Ingrid Avendano、Roxana del Toro Lopez和Ana Medina向舊金山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她們三位代表的是420名女性員工與少數族裔員工對僱主的強烈不滿。

訴訟指控Uber從2013年開始就姑息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行為。公司的員工排名系統「不是基於有效和可靠的業績為衡量標準」，而是青睞男性和白人或亞裔員工。相反美國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僱員的績效成績較低，著損害了很多員工升遷、加薪、獎金和股票期權的機會。「在這個體系中相比男性和白人或亞裔美國人，女性僱員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業績被系統性地低估了。」

現在Uber願意支付1000萬美元用於這項指控的和解。在聲明中Uber表示：我們自那時（2013年）起就不斷主動地做出了很多改變。單單去年一年間，我們就建立了一個新的基於市場的薪資框架，全面修訂了我們的績效考核方法，出版了我們首份《多樣性與包容性》報告，並對全球數千名員工進行了多樣性和領導力培訓。

Uber的聲明在嚴重的歧視問題面前顯得很無力。創始人Travis Kalanick其實是反對種族或性別優先的，他常常說多元化應該有多種體現形式。任人唯賢不搞群體有待本沒錯，只是在實際工作中Travis常常拖延對改善多元文化的決定。Uber的招聘團隊被拒絕獲取公司員工構成方面的多元化數據，沒有數據參照他們難以制定招聘目標。一些女性軟體工程師想拿到這類數據多年，但始終被告知公司沒有關於多元背景群體的統計數據。有的員工就自己計算數據，以便於判斷哪些經理對女性更友好。

當然現在這些數據有了，就是這次Uber在和解聲明裡提到的《多樣性與包容性》報告。根據這份報告，Uber女性員工所佔比例為36％，當涉及技術性崗位時這一比例下降至15％。這個數字比大多數企業都低，其中包括多元化招聘項目一直沒什麼成效的Facebook。

而在另一個故事裡，肩負改善公司多樣性的人力部門卻成了職場不公的幫凶。

2017年Uber離職員工Susan Fowler在她的社交賬戶里公布了自己遭遇過的性騷擾，以及HR和管理層的冷漠縱容。「從我入職的第一天，新主管就發送來一連串消息，表明他自己處於開放式性關係的狀態。」不堪其擾的Susan將會話截圖並報告給了人力資源負責人。HR和高層認為這是性騷擾，但鑒這位主管首犯，而且工作表現很好，所以公司只打算警告一下。Susan的處境就糟糕了，她得到兩個選擇：換組或留下。假如她選擇留下得做好心理準備，下次績效考核可能會被報復，公司不會幫她。

在Uber工作期間Susan漸漸發現很多女工程師有類似經歷，而且還有人同樣也是被那位主管騷擾。這就意味著HR和高層明知道這個人是慣犯卻並不處理。可怕的不是動作遲緩，而是否認性別平等的文化。

2017年6月Uber召開全體員工大會，公布了一份長達13頁的報告，就如何解決企業文化中的性別歧視問題提出47項建議。就在這個討論解決性別歧視問題的大會上，女性高管還能被用來開玩笑。董事會成員Arianna Huffinton宣布雀巢前高管、阿里巴巴董事龔萬仁加入董事會。當她欣喜地強調「現在有大量的數據表明，當董事會裡出現第一位女性時，很可能就會出現第二位女性。」另一位董事、德太投資的主管David Bonderman插話：「這說明董事會裡很可能會出現更多嘮叨聲。」場面一度十分尷尬。龔萬仁的加入讓Uber董事會女性成員比例由14%上升到25%，但決策層的男性似乎並不歡迎這一變化。

Uber的兩位早期投資人Mitch Kapor和Freada Kapor曾經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認為，「Uber有無數的機會去做正確的事情。」他們在博文中寫道，「Uber在實現市場份額、營收和估值上的增長非常成功，令人印象深刻，但這絕不意味著你就可以任由你的公司文化出現缺乏尊重、組建排他派系、缺乏多元化、容忍各種欺凌和騷擾行為等問題。」

創造性別平等的措施會不會只是Uber在2017年一場集中表演？多元化諮詢公司Paradigm的Joelle Emerson認為Uber在公司擴張的時候並沒有提高多元化工作的優先等級，「Uber想要建立的文化並不是旨在創造包容而平等的環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取得成功。我想這是它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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