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焱之先生,實為仇英十四世孫(仇英,字實父,號十洲,

左：宋 官窯小洗 成交價：HKD 6,440,000右：清康熙 釉里紅子孫萬代葫蘆瓶 成交價 HKD 4,025,000讓我們先將時間倒回至八十餘年以前的時光，時年是1925年，15歲的仇炎之離開老家揚州，隻身來到上海拜昔古齋古玩店老闆朱鶴亭為師，學習古陶瓷鑒定及買賣。1946年仇炎之以200萬法幣，在上海淮海中路嵩山路44號獨自開設仇炎之文玩會，同年又當選了抗戰勝利後重新組建的上海市古玩商業同業公會的候補監事，與國內外大古董商均有來往，其所藏明清瓷器聞名於上海。1949年，仇炎之赴香港發展，與敏求精舍的創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成為第一批南下香港的收藏家。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蘇富比、佳士得先後為去世的仇炎之先生的藏品舉辦專場拍賣會，並取名於其齋號太倉仇氏「抗希齋」為名，驚動世界藝術品收藏界。此次拍賣的兩件稀世珍寶，一件康熙釉里紅葫蘆瓶、宋官窯小洗皆出自仇氏之抗希齋藏珍、清晰記載、來流清晰。作為一位純粹的瓷器收藏家，他可以稱為一流瓷器收藏大家；純粹作為古玩商，仇炎之也可以稱之為一流成功的古玩商。但是作為收藏家，有其個人的獨特的佔有慾；作為古玩商有其個人的獨特的生意經。他整體或把部分稀世國寶級藏品捐贈給國內外的博物館，更多地造福社會。在他去世後，其高規格的珍藏品被後人拍賣而流失。並在世人心中留下高品位、高格調、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玩古玩是會讓人上癮的事，對於仇炎之以古董為營生、以古董為伴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即使退休遷居日內瓦，他仍難停下腳步。1959年，仇炎之從倫敦著名古董商約翰·斯帕克斯（JohnSparks）買下部分珍貴古玩，從此於之成為摯友。時任都柏林國立博物館館長的簡·查普曼（Jan.Chapman）在回憶仇往事之時曾說道：「仇炎之享負盛名，卻久聞未見。我還在大學念中國語文的時候，多次趁著假期前往倫敦，在龐德街首屈一指的古董商店Bluett"s工作。一天，仇炎之造訪，他駕臨前，老闆羅傑·布魯特（RogerBluett）齊集所有職員，訓示：『仇先生品位高尚，只買品相完美的稀世之珍。』臨走時，仇炎之高價買下了一隻瓷碗。」他又說道：「仇先生與家人同住，居所寬敞別緻，眺望日內瓦湖。那時的我遑遑不安，進屋，頓時被滿目的中式陳設懾住。」仇炎之的收藏以中國瓷器為主。查普曼還清楚地記得，往後數次重返仇炎之日內瓦之居，細細品味珍藏的情況：猶如步入廟堂，紅牆綴金，美輪美奐。客廳置玻璃陳列櫃數座，不僅是藏品瑰麗珍奇，就是列展的方法也近乎完美。上圖一幅仇炎之在其房內一角之偶照中，我們便能窺之一二；其中就拜訪這此件康熙釉里紅葫蘆瓶，可見仇對其之愛。仇炎之之子仇大雄說：「每到夜深，父親未能入眠的時候，總喜歡把陳列櫃里的瓷器拿出來重新排置。」在查普曼眼中，藝術品填滿了仇家每一寸空間。他一次偶然抬頭，赫然發現11世紀宋代著名畫家的手卷作品，就掛在那門楣之上。父子兩代的收藏，經歷50多個寒暑，現在也許是時候讓新一代的鑒藏家來延續、發揚，繼承這份對傳統文化的追求。此次即將在香港保利拍賣的Lot760清代康熙釉里紅纏枝葫蘆花果紋葫蘆瓶，造型端莊，小直口，束腰，雙球腹，平底，細沙底無釉露胎，修胎嚴謹，胎質細緻堅實，胎釉結合緻密，釉面潔白，質地勻凈，釉質肥厚，瑩潤如玉。此瓶瓶身釉里紅描繪纏枝藤蔓葫蘆花果紋，畫意古樸自然，線條簡潔流暢，布局疏密得當。釉里紅髮色穩定，明快艷麗。其繪工柔美雅緻，器型與紋飾皆近似明代裝飾風格。依此考慮，此件為康熙釉里紅仿製前朝之慕古之作。枝葉、藤蔓線條舒展靈動，筆觸生動自然。雖然裝飾僅用釉里紅，卻可充分描繪出其枝葉之陰陽向背，極富自然感染力。此器釉面肥潤，釉里紅髮色典雅，紋飾筆觸纖細，堪稱康熙朝釉里紅品種的經典之作。清代康熙朝恢復釉里紅的燒制，釉里紅髮色比明代有所提高，紅色調有不同的濃淡層次。據耿寶昌先生歸納，在康熙早期生產的釉里紅器，色調已有多種表現，有的濃重而有凝厚感，有的淺淡而呈粉紫色。細筆線條清晰而深沉，如同刻劃般明快有力。根據此件發色，形制之規律，可窺為康熙御窯初建，且極富工藝難度而罕見的釉里紅作品。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葫蘆形瓷器的大量出現，是清朝尊儒崇道，重文治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是滿族貴族對漢文化的吸收和附會的結果。表達了滿族貴族對葫蘆所折射的「福」文化的理解和狂熱追求。此件拍品系出名門，品相完美，乃香港仇氏舊藏，曾著錄於日本經濟新聞社主辦的《中國名陶百選展》（1961 年，大阪，Lot63），後於1981 年香港蘇富比仇氏專拍中拍出（Lot541）。另一件極為近似的清康熙釉里紅葫蘆瓶，原屬Alfred Clark 夫人舊藏，於1953 年倫敦蘇富比拍出（Lot27），後為戴潤齋所藏，並於2010 年香港蘇富比「戴潤齋清宮御瓷珍藏」專場中以高出估價近10 倍的價格再次拍出（Lot2133），該件釉里紅葫蘆瓶無論從器形尺寸、繪畫工藝、胎釉質量、釉里紅髮色等均與本件拍品如出一轍，疑為一對。此次香港拍賣另一件同樣出自仇炎之舊藏的Lot759宋代官窯小洗,為敞口，弧壁，圈足，洗壁內外及底部滿青釉，圈足一周露胎，呈鐵褐色，口沿釉薄而色深，「紫口鐵足」特徵明顯。整器釉面厚潤如脂，溫和內斂，微泛酥油光澤。明曹昭《格古要論》中記載南宋官窯：「好者與汝窯相類，官青瓷，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此洗釉面通體開片，片紋大小各異，縱橫交錯，疏密得當，富有變化，裝飾感強烈，片紋多數呈金黃色，即明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所描寫的「鱔血色」。宋官窯極少以人工紋飾作為裝飾，但釉面開片極富韻味，開片本是燒窯冷卻過程中釉面開裂的一種缺陷，但宋代工匠掌握了開片的製作工藝，利用開片作抽象紋飾裝飾，形成了一種獨具韻味的美感。南宋官窯瓷的造型、品種包括很廣，以陳設用瓷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裝飾瓷。器型多仿自周、漢古制。造型嚴謹肅穆，古風朴朴，又配以「紫口鐵足」更顯得風韻別緻、古色古香。南宋官窯青瓷，主要表現的不在於它的裝飾，而在它本身莊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藝術風格上以釉色取勝，以造型見長，以紋片著稱，這些製品反映出東方民族諄厚樸實，崇高古雅的獨特藝術風格。此件從各個方面均符合上述南宋官窯之特徵，是一件極為難得的稀世珍品。官窯造型單純，簡練求正不求奇，線形不張不弛，對形式美法則的控制非常講究。從比例、尺度均衡韻律等方面反覆推敲，讓人感覺到一種毫不張揚的含蓄典雅的靜態的內在的美。對器形的任何一點改動，似乎都會破壞它的美，這種對度的把握可謂恰到好處。宋前陶瓷造型相比而言多不太嚴格，興之所至，心之所專。仇焱之先生,實為仇英十四世孫(仇英,字實父,號十洲,與沈周、文徵明、唐寅同稱為明代四大畫家)。先生始終筆耕不輟,於1950年相繼出版了《抗希齋珍藏明全代景德鎮名瓷影譜》《齋珍藏曆代名瓷影譜》,成為國外專業人士研究中國 官窯瓷器最有價值的書目之一。倍受世人仰慕的是:先生超人一等的「眼力」和流利的英語,亦為其游刃於古玩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闖蕩穿梭於歐美諸國期 間,其發覺當年大量被八國聯軍劫擄去的中國藝術品,許多已湮佚於其後裔或舊貨市場。有些後裔對先輩掠奪而來的中國藝術品毫無欣賞或收藏意識,以永宣青花碗 盤雜盛亂物者,絕非笑談。先生目睹種種暴殄天物的荒誕事實,從「掠奪者」和僻市陋店中,買回祖物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法國知名收藏家、 古董商Michel Beurdeley為先生的用心良苦所感動。幾年間,陸續為其提供了許多中國藝術品的流落信息,逢此契機,先生義無反顧地購回了許多價值連城的陶瓷藝術品。但無奈的是:任其傾盡所囊,也僅是杯水車薪,沒有能力全部「收養」這些「中國瓷器」。為不使中國陶瓷再度顛沛流離、含屈受辱,當時的權宜之計,只能是為這些流失他鄉的中國瓷器找一個「善待的婆家」。同時為提升「西方藏界」對中國悠久文化的了解和中國瓷器的賞識水平,先生除苦心積慮撰稿之外,還不懈 奔波遊說於歐美各大博物館、基金會、知名收藏團體和富賈之間。正所謂，可憐負弩充前陣,歷盡風霜萬苦辛。聞名遐邇的大衛?珀西瓦爾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大維德基金會)、瑞典國王古斯塔烏?阿道爾夫(King Gustav Adolf of Sweden)、烏爾渥斯的女繼承人—芭芭拉?哈頓(Barbara Hutton, the Woolworth heiress)、上海博物館等,賺人眼饞的中國古陶瓷精品中,有許多為仇焱之先生的昔日「月老」或「捐贈」之物。功成名就後,仇焱之先生移居瑞士,在風光迤邐的日內瓦湖畔,置辦家產,盡享子孫繞膝的天倫之樂,許多天涯故交亦紛至沓來,其富麗雅緻的別墅,儼然成了中西方「古玩、藝術人」遊歷歐洲諸國的「根據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其摯友張大千等人,每至瑞士,均以仇宅為己家,或繪畫博弈,或賞瓷談戲,或相攜共游,他鄉敘闊逢故知,心中愜然自不必言。他曾對家人講:「在這些充滿靈性的『孩兒』身上:嗅之,能嗅出華夏泥土之芬芳;撫之,能感觸到華夏千年薪火之餘溫;聽之,能聽到華夏血脈之澎湃!」他常常將「她們」捧在懷中,悵然佇立於書房窗前,祈望東方,淚潸襟瓷……令世人愴痛的是,1980 年,一代傑出收藏家、古董商仇焱之先生詔於異國他鄉……朱湯生(Julian Thompson朱利安?湯姆森),這位當今國際陶瓷鑒定界的領袖人物,曾發自肺腑地感嘆:假如沒有仇氏對中國瓷器耗戀終生的買賣,無疑,現在世人賞識、收藏中國瓷器的路程,還會很遙遠、很漫長,中國瓷器的價格也不會像今天這樣,有令全世界羨慕的廣闊前景。我們應記住為中國 書畫、瓷器推波助瀾的—兩位先人:「王氏」王己千;「仇氏」仇焱之。前者樹畫,後者樹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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