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與挑戰-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現階段,中國正經歷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急劇轉變的現代化轉型,其基本的發展趨勢是經濟層面的市場化?政治層面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二元化?文化層面的多元化?社會層面的信息化。在此趨勢下,中國的社會轉型應以效能化與民主化為目標取向,才能達致科學?和諧與可持續的發展態勢。在轉型過程中,政府治理面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的挑戰,需要客觀分析?積極應對,進行理性治理。

　　[關鍵詞]社會轉型;效能化;民主化;治理挑戰

　　目前,中國正在經歷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急劇轉變的現代化轉型,而這一轉型是極為複雜的系統變遷過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多方面的變革。在這樣一個「關係萬千重」的轉型關鍵期,中國社會需要確立合理的目標,並有效應對政府治理所面臨的種種挑戰,以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一?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效能化與民主化

　　從現實國情和現代化發展的需要看,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趨勢是:一是經濟層面,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二是政治層面,憲政結構不斷發展完善以及政府—社會互動關係的加強。三是文化層面,主流價值引導下社會文化的多元與繁榮?文化價值的寬容與調和。四是社會層面,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廣泛應用下的治理技術現代化。在此發展趨勢下,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目標應確立為效能化與民主化。

　　(一)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效能化目標

　　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國家之間的最重要差異在於政府的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一個低效的政府不僅是無能的政府,而且是一個壞政府[1](P1),中國社會是一個超大規模?人文和自然環境極為複雜的社會,基於此,效能化目標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漸進的發展替代了不穩定的?群眾運動式的激進發展,政府治理的水平和層次有所提高,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取得迅速進展,計劃與市場的配合增強;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國民財富總量日漸上升,2008年人均GDP達3 000美元以上,跨入向現代化起飛的關鍵轉換期[2];在經濟領域的改革漸次深入的同時,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的改革也不斷推進,新型的公民社會正逐漸發展起來。儘管如此,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壓力和挑戰依然巨大,主要表現為:

　　一是人口規模巨大。中國有13億多人口,龐大的人口基數對生產?生活和各項社會福利保障事業都構成相當大的壓力。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和部分城市勞動力的轉移安置?城鎮化面臨的經濟制約?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等等,都需要政府和社會要有較高的效率,政府有較高的治理效能,社會有較高的發展速度,舍此難以解決人口對現代化構成的持續而繁重的約束。

　　二是中國的經濟水平不高?經濟質量普遍較低。儘管我國GDP近年快速增長,但依據世界銀行2008年4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人均GDP數值排名104位,依舊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3]。這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雖快,但經濟結構?運行質量和社會效益等方面還不容樂觀。如: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各種社會保障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各類市場建設水平參差不齊;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顯然,這些問題的逐步解決,沒有較高的政府治理效能和社會發展效率是難以達成的。

　　三是轉型社會中的權益衝突增多。在傳統政治強制漸弱?現代價值觀念尚未確立的狀況下,各種社會衝突不斷湧現,如官民衝突?勞資衝突?民族衝突?地區衝突?單位衝突以及中央與地方衝突等,不斷地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治理的合法性[4](P964-965)。這是資源有限情況下以利益調整為核心的改革過程所不可避免的必經階段。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並不等於就可以對它們置之不理,而應該科學規劃?主動應對,其中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確保社會財富的持續快速增長並對之進行高效而公正的分配。從此角度講,政府及其治理下的社會也必須是效能化的。 中國社會發展的效率壓力是巨大而持久的。因此,確立效能化為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之一,具有現實的緊迫性。以持續的政府高效能來促進社會的效能化?現代化,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然選擇。

　　(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民主化目標

　　民主化主要指涉公共生活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政府權力的理性化和職能配置的科學化,以及這種變遷對整個社會發展的總體影響。其中,公眾以各種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的廣度與深度是衡量民主的尺度,民主的方式最有利於實現自由與平等的平衡[5](P1)。社會的民主化轉型,主要是指越來越多的人被捲入政治過程,同時政治權力得到日益有效的制衡,政治過程及其結果在價值和現實上越來越趨向於大眾化,即社會資源,諸如知識?財富和地位等的分配平等化[4](P923)。民主化的過程,實質上「是造就一個更加開放?更具參與型和更少威權的社會過程」[6]。可見,民主化不僅關注人民主權的至上性,而且還力主凸現公共生活的理性化,即通過民主程序和方式實現人民治理?公共治理以及社會發展成果的共同分享。所以,對政府治理而言,民主化就是要造就公民政府,即公平?公開與公正的法治政府與效能政府,確保公共利益的有序發展和合理分配。

　　民主的培育?發展至少需要如下方面:一是物質條件。如便利的地理條件?充足的參與設施?基本富足的經濟條件,有適度的經濟民主和經濟福利作保障。二是法制條件。要有基本的自由權利作基礎,如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等。三是智力條件。公民教育有相當的發展,民眾有解決社會問題的知識和能力。四是心理條件。譬如社會成員的氣質(批判態度?靈活性?重實踐驗證)?和解精神?掌權者自我剋制。五是保護性條件。即有能力防止外來威脅和內部對參與的威脅。[5](P102-201)因此,民主化就是滿足上述一系列民主條件的實際努力過程及其所取得的積極結果。民主化對社會發展具有多方面的促進作用,如有利於明智政策?促進公正?消除暴力,培育公民忠誠等。[5](P212-242)

　　在中國,民主化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1.有利於擴大公共參與,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發展政治民主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特別是政治現代化的關鍵內容和核心主題之一。在邁向現代化的起飛階段,中國政治民主化要解決包括公民基本權利保障,政治領導權的監督制約與問責,政治行為和過程法制化?程序化和規則化,政治體制的合理化和功能專門化等問題。在一個經濟社會狀況極為複雜?多層重疊的國家實現民主化,涉及到對公民權利自由的規定和保障,改變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或體制)的性質?制度性權威的運作方式,創造有利於制度發展和制度建設的社會環境,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價值觀和政治文化?市場化的經濟制度?為民主的理想和制度提供社會依託的公民社會。[7](P14) 作為一種管理體制,現代民主政治要求其執政者在公共領域中的行為要對公眾負責,公民的行為通過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的競爭與合作來完成。[8](P14)政治民主化,有利於改善公共參與環境?擴大參與通道?緩解參與壓力?提高參與質量,使公眾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更為有效,便於社會問題迅速轉換為公共政策問題,儘快進入政府議程而得到有效的解決;還有利於公共政策的連續性與有效性,從而改善政策執行的狀況。民主化過程在增強公共決策?執行過程與公眾的權益相關度的同時,也就增強了公共政策和發展戰略的有效性。

　　2.有利於保障市場經濟的規則化發展,提升政府與市場合作配置資源的效率,提高社會發展的可預期性

　　政治民主化對於強化公共權力的法制化運行?減少行政權力對資源的過多支配?增強宏觀調控的效果?彌補生產缺陷?增進交易公正和公共物品的高效供給?確保市場經濟的法治化發展?提高公共生活主體行為的預期性,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外,政治民主程度的提升,具有明顯的社會效應,其「溢出」效應對於經濟民主?文化多元與社會民主都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民主?規範的政府行為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不可低估。從政府能力供給的角度講,政府與社會間協調的?合作的互動關係,本身就是政府能力供給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轉型社會中,民主的增進有利於政府能力的持續供給。

　　3.有利於以體制的力量?規則化的渠道和理性的方式化解公共緊張和社會矛盾,實現體系內外溝通的優化和交往的理性化

　　轉型中的社會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理念與現實?需求與供給?發展與停滯等多元緊張和衝突的社會,公共矛盾和發展陣痛在所難免。在觀念多元化和利益日趨分化的情形下,不斷發展和完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增強制度的力量和體系的兼容性,有助於公共緊張與社會矛盾的化解。「民主的制度和過程把相互競爭的利益納入以言詞爭勝的競技場,並提供了能為爭論的所有參加者所尊重的妥協方式,從而將分歧或爭執迸發成武裝衝突或對抗的危險減至最低。」[6]現代化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更應該是一個政府行為理性化的過程。民主化對於緩解資源緊張條件下的分配低效和受益差距過大,以及呈快速增長的政府官員腐化?瀆職犯罪給公共生活造成的嚴峻威脅等問題,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4.有利於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的協調,減小發展阻力,降低社會轉型的成本

　　「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1](P38)一般而言,威權性政治體制向參與型?選舉型的民主體制轉變會面臨一系列的挑戰,諸種挑戰的綜合結果便是出現政治衰退?政治不穩定,甚至政治動亂,亦即社會轉型進程中的政體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存在內在緊張[9](P54-67)。民主理論家戴蒙德認為,民主化過程中易於出現衝突與認同之間的緊張,代表性與治國能力之間的衝突,以及同意與效能之間的矛盾[10](P227-240)。政治發展需要高效率,政治穩定則需要以效率為基礎的公正治理體系,如完善的程序?透明的過程?合理的差距?公平的機會以及可感受的實際受益的不斷增長等。政治變遷過程中各種壓力不斷增大,政治體系應對能力的有限性?社會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效率與公正之間?發展與停滯之間?支持與反對之間存在著持續的張力。民主的政府體制是迄今為止人們所發現和實踐著的代價較小?最為經濟?公眾普遍受益度最高的治理體系。對於行政管理而言,民主化就是實現整個管理體系和政府治理機制的法治化與理性化,實行公共執政,獲得具有公共理性的經濟社會發展,造就真正的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推動社會各階層意願訴求的合理實現,把社會差距限定在有層次的?可控的?可接受的範圍之內,營造實際的和心理的社會資源(如機會?地位?財富等)公正分享的氛圍。

　　因此,民主化就是公共生活理性化的過程,也是讓民主運行起來並逐步實現的過程。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人民價值的自我實現過程。在此階段中,既需要保障和發展公民的合法權益,又需要保障和發展超越於一般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以民主的管理理念?體制機制和公共政策,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與整體和諧。

　　二?中國社會轉型對政府治理的挑戰

　　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目標為效能化與民主化,這是基於我國實際國情與現代化的基本理論作出的總體判斷。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政府具有強而有效的治理能力。在轉型期,生產生活方式?管理理念?社會結構與道德價值系統等都會受到衝擊,新舊觀念?結構之間的衝突將長期持續,對政府治理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戰。

　　(一)政治層面的挑戰

　　在轉型期,來自於政治層面的挑戰可能會呈現一定程度的增長態勢,參與?程序與制衡的壓力將會進一步凸顯,突出問題有:

　　一是公共參與的壓力增加。轉型期,公眾參與的願望和實際能力都有一定的提升,而政府所提供的參與渠道和實際容納能力卻沒有太大的擴大,因而就會一時難以滿足這種快速發展的公共參與需求,若處理不好就會對政府體系構成重大威脅。

　　二是公共政策的效能不高。主要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民主化與法制化水平有所欠缺,政策執行不力,政策監控不嚴;政治性立法與行政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監控?反饋?修正與終止以及政策間協調?部門間合作等都較為低效,難以較好地滿足轉型期急速發展的社會形勢對公共政策的需求,難以達到準確?快速?高效?公正的治理效果。

　　三是行政性政府的權力優勢過於明顯。行政組織對於立法組織和司法組織的優勢十分明顯,行政對立法和司法具有較強的支配性,政治體系的權威色彩突出。在公共資源和社會資源都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緊缺的階段內,過多的行政審批為設租?尋租打開了方便之門,轉型期遏制行政腐敗的高發趨勢勢在必行。

　　四是政治公正與政治效率的拉鋸在轉型期急劇擴大。現代政治應漸趨文明化與理性,不僅要有效率的緊迫需求,更應該有公正的治理目標。就行政性政府而言,實現行政管理的時效性?實效性與適效性與提升行政過程的公平性?公開性與公正性[11](P182-183),必須統一起來。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一方面需要高的政治效率,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層次?有節制?有差異的政治公正。但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轉型期不是在縮小而是在加大。如何有效協調政治公正與政治效率以達平衡,對政府執政構成挑戰。

　　(二)經濟層面的挑戰

　　核心問題是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這個過程的變化最為明顯,衝突也最為激烈。

　　一是小農經濟向現代商品經濟的轉變壓力大。這背後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社會主要結構的轉變問題。雖然農村的現代化程度和市場化程度已經是今非昔比,但無可否認的是,大量的農村人口還在以傳統的農業勞作方式進行生產,產業結構?經濟效益和可支配純收益等總體處於落後狀態。沒有農業?農村與農民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這個以農民為核心的問題,遠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綜合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

　　二是市場體系建設壓力大。對於一個長期習慣於以計劃?命令方式進行行政強制管理的政府而言,對生產資料市場?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和信息市場?消費品市場的規範化管理都有相當的壓力;哪些領域政府應該進入,哪些應該退出,如何進入和退出,其適宜的比例應該是多少,階段性的發展規劃如何,都是嚴峻的考驗。

　　三是國企改革的壓力大。當前國企改革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經濟結構與布局不合理,經濟質量低,社會效益差,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直接影響政府執政的財力基礎。在權益調整傾向於地方和企業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行為能力有所受限?宏觀調控能力下降,面臨通貨膨脹?改革乏力?經濟增長瓶頸?分配不公等問題;在計劃指導?法制構建?市場監督等方面也遇到全新的課題。

　　四是經濟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在一個不確定性增加?競爭全球化的開放環境中,如何確保中國的經濟社會安全?有效調節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壯大自己,不僅是對中國企業?市場的重大考驗,更是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施政素質的嚴峻挑戰。

　　(三)文化層面的挑戰

　　一是文化整合力漸弱。這表現為,意識形態的教化作用下降,支撐性亞文化對於主導性公共文化的離心力增加。轉型期,由於傳統道德價值理念的破碎?新的意義系統尚未確立,可能出現文化迷失或道德虛空,致使道德下滑與行為失范,出現金錢崇拜?權力腐化?枕於安樂?推卸責任等現象,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不足。

　　二是文化層面的衝突增加。轉型過程中,等級秩序與自由民主?計劃觀念與市場理念?權威與法治?大一統與多元化?精英主導與大眾主體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將會增多。一方面既有前現代的?與傳統小農生產相伴的意識觀念,另一方面又有後現代的「公共治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理念;一方面是強盛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化潮流高歌猛進,另一方面是逆城市化?反物質主義的後現代化思潮滾滾而來。傳統與現代?後現代在價值認同?道德訴求?管理理念?生活方式?發展模式等方面交織混雜,導致文化觀念的衝突增加,對社會的發展穩定構成威脅。

　　(四)社會層面的挑戰

　　在轉型期,來自社會層面的挑戰是多方面的,主要體現在社會穩定面臨挑戰?社會發展繁榮受到鉗制。轉型意味著發展,發展意味著揚棄,改變舊有的權益格局和發展模式,必定會打破平衡,造成局部的失衡甚至混亂。特別是在中國的法治水平較低?制度化程度不高,政府與公民?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面臨再調整,公共生活的活動者的行為理性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狀況下,「破」與「立」之間的衝突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影響社會穩定。

　　在現有的發展模式下,城鄉差距?行業差距與地區差距過大,並且有擴大趨勢。在轉型期,階層分化明顯,參與壓力大;公眾期望值提高,個體價值實現的不確定性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社會流動加速,公民的挫折感?相對剝奪感?不安全感增強,對公共權威的信任度?認同感下降,政治效能感走低等,影響社會的發展繁榮。目前,人口爆炸?福利分配不公?社會保障落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社會盲流?城市膨脹?治安混亂?就業困難等問題,對政府治理構成嚴峻挑戰。

　　[參考文獻]

　　[1](美)亨廷頓.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 等譯. 北京: 三聯書店,1989.

　　[2]國家統計局. 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 中國信息報,2009-03-06.

　　[3]世界銀行. 2008年世界發展指標[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

　　[4]施雪華. 政治科學原理[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

　　[5](美)科恩. 論民主[M].聶崇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6]Boutros Boutros-Ghali, Agenda for Democratiza-tion,17 December 1996, Supplement to Reports A/50/512 on Democratizatio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Social Sci-ence Statistical Laboratory, Revised: March 11, 1997.

　　[7]劉軍寧. 導論: 民主化在行動[A].劉軍寧.民主與民主化[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8]菲利普?施密特等. 民主是什麼,不是什麼?[A]. 劉軍寧, 民主與民主化[C].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9](美)亨廷頓. 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M].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10]Larry Diamond.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李元書.政治發展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黃建洪(1974—),男,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復旦大學管理學博士後流動站在站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現代政府管理與創新?公共政策與區域公共管理。(江蘇蘇州 215123)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地方政府改革與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項目編號:06JZD03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研究》(項目編號:07&ZD035)?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政府協調研究》(項目編號:08&ZD010)?2009年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蘇南新農村建設中鄉鎮政府政策執行能力研究」(批准號:09SJB81000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