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張森林：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發軔

06-09

　　摘要：自1981年以來，便存在著的「新加坡傷痕文學」，其成因和分期值得探究。在語文教育政策驟變的歲月里，新加坡的華社和華教團體來不及做好心理調適工作，以致逐漸被邊緣化並使華文教育陷入困境，然而，還是有一部分華族人士堅持使用母語。新加坡的一些華文作家在那個非常時期執筆抒寫塊壘，經由這些傷痕文學作品建構心中的文化長城。

　　關鍵詞：新加坡傷痕文學；文化認同；族徽；黍離之傷

　　文學是由語言文字組建而成的，它與語言文字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脈關係；這種語言文字的藝術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它以不同的體裁表現人類的內心世界和再現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可以這麼說，文學作品是作家們寄託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肌體。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當中國南方人民為了改善生存條件而大批南渡來到東南亞時，他們同時帶來了中華語言文字、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審美追求和文學創作的原始願望，這些便是世界華文文學生髮的基因。這種血脈相通的文化理念，奠定了世界華文文學脫胎自中國文學的精神底蘊。無論社會的巨輪如何前進，作為傳統文化最源頭方式之一的文學，尤其是作為最能表達人類靈魂的母族文學，始終在時代的推進與嬗變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僅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情況如此，自中國文學中孕育誕生的世界華文文學近百年來的情況亦是如此。

　　東南亞華文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一個重要的板塊，新加坡華文文學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世界上其它國家地區的華文文學一樣濫觴於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無遠弗屆的年代。不只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以白話文寫作而又貫穿著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新文學作品，迅速取代舊文學而佔據了文學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風氣之先，很快也出現了白話文學作品，從而開創了海外華文新文學的歷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長的學者作家，也認同新加坡華文文學是在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大師輩出的時代里，源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搖籃。②語言文字是文化認同與族徽的最基本表徵，本文嘗試抹去歷史的塵埃，梳理自1981年以來便存在著的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界定與正名

　　中國在1970年代中後期「四人幫」垮台後湧現了不少環繞著文革十年動亂而書寫的「傷痕文學」，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華文文學意義上的傷痕文學則有別於中國的傷痕文學。由新加坡資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執筆創作的新加坡傷痕文學作品，可從下列的內容思想和藝術表現特質來加以界定：在內容思想上，它們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停辦和1987年新加坡傳統華校的消失，新加坡華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虛脫狀態，華文知識分子因精神家園成為貧瘠荒原而湧起無限感傷並執筆為文。凡是在這個期間內容觸及新加坡華文教育或文化式微問題的文學創作，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相聲，無論它們的精神基調是悲涼的或激越的，都屬於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範疇。這些包含著華文情結和文化鄉愁的敘述母題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經驗，帶有濃厚的文化危機感、使命感和滄桑感；它們是作家受傷靈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點。縱然作家們有著滿腔情感等待宣洩，但是，在表現手法上，為了避開政治敏感和照顧到現實生態，他們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陳詞。詩人們在傷痕詩歌中充分應用現代派的抽象語言展現內心的荒涼，微型小說家們則在作品中實驗象徵主義和後現代寫作形式，對這種新興文體的表現手法進行多方面的探索，將新華文壇轉變成一個曲筆的實驗場，在為新華文學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時，也把它提升到一個藝術高峰，使它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領域中獨秀一方。

　　「傷痕文學」這個名詞與新華文學縫合在一起並出現在新華作家的視野內，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當時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夢非夢――讀〈十夢錄〉雜記》一文中指出：「教育與文化的演變，都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張揮也不例外，在他的筆下，卻總帶著深沉的憂傷，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這些作品叫做『傷痕文學』。」③同一年，張揮也在《「鳥說人話，人說鳥話」的荒謬――讀謝清的〈都是那鳥惹的禍〉》一文中說：「從80年代開始，不少小說作者以諷刺、魔幻、荒謬的手法進行創作，這些作品（當然也包括詩歌和散文），雖然不是什麼劃時代的巨作，卻是頗具特色的變奏曲，是一種一點兒都不荒謬的『傷痕文學』。」④1996年，新華女作家孫愛玲客觀地比較了中國傷痕文學與新加坡傷痕文學的不同之處：

　　如果說中國的當代文學史里，經文革這段時期，產生了所謂的傷痕文學，那麼作為新加坡當代文學的作品，尤其是小說，也表現了社會體制改變底下，人物所受的創傷，所不同的是前者寫的多數是作者的經歷，後者是周遭人物的命運。⑤

　　 2001年，新加坡學者瑤崗（歐清池，又署風沙雁）建議把1980年代以來湧現於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反映華族語文與文化危機的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定名為「傷痕文學」；他從這些文學作品的共同主題中總結出一個創作上的規律，那就是作家們在反映語文和教育等敏感問題時顧忌難免，只好訴諸曲筆，這無形中為新華傷痕文學的荒誕寫實的藝術特徵提供了鋪墊。⑥2002年9月，中國文藝評論家石鳴在一個檢視新加坡華文微型小說發展的座談會上，點明了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說創作的蓬勃期間，由於一些主流作家對文化的式微有著切身的感受，所以產生了強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對文化式微無知無覺的人驚醒過來，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將文化傷口呈現出來，試圖痛醒一些人，這就形成了那一時期的傷痕文學。⑦2002年12月，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詩選》，這本詩選中的一首詩《文化靠岸》的副題「讀新加坡傷痕文學選集《點滴》Droplets」也點出了「傷痕文學」一詞。2003年2月，中國學者劉海濤在新加坡召開的「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在瑤崗和石鳴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稱謂，認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創作的以「華文情結」和「文化鄉愁」為敘述母題的充滿傷感情懷的作品歸類為「傷痕文學」，同時悲觀地認為這個長久的敘述母題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華資深作家黃孟文認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傷痕微型小說」與雜文扯上了關係，同時指出過去30年來「新加坡微型小說與傷痕文學、詩意、雜文、語言、文化、教學、寓言、諷刺、人生、禪、佛等有密切的關係」。⑨

　　中國的傷痕文學不僅是一個文學名詞，它還不可避免地內嵌著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面世後，這個名稱基本上已經確定。然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傷痕文學只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與政治無關的文學關鍵詞。從1992年至2007年，經過15年的醞釀、發酵與沉澱，「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稱謂應該可以確定下來。

　　據筆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數字顯示，新加坡傷痕詩歌的數目高居榜首，共428首，傷痕散文241篇，傷痕微型小說174篇，傷痕小說37篇。筆者認為有必要梳理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並加以分期，以便對這個時期的新加坡傷痕文學作品有一個框架性的認識。

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成因

　　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發軔與新加坡的華文教育變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新加坡華文教育在本土上的紮根與變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國海外華文教育變遷史的一個縮影。中國文化評論家馬相武認為，鄉愁在無數作家那裡成為回返母語文化的一個途徑，鄉愁是地理的，又是歷史的，還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當然也是血緣的、生命的。⑩馬相武的見解不只適合描述美國華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質，也適合形容新加坡華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於母語學習的水平江河日下，華族文化被邊緣化，華族優良價值觀被扭曲的危機感也就越明顯。對於懷抱文化使命的華社族群來說，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是個人與整個社群不可推諉的天職；對於執筆從事文學創作的有識之士而言，面對文化斷層的衝擊卻一籌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強烈了。發揚優良傳統價值觀是華文文學作品中一個永恆不變的主題，而抒發前所未有的文化傷痛，則成了這個特定時空下新加坡華文作家們共同的創作母題。如果從教育改革與文化層面的角度來分析，新加坡華文文學在1980年之後呈現文化傷痕的成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個：一、驟變的語文教育制度；二、華族子弟在母語學習上的自我放棄；三、華文作家們的文化自覺。

　　一、驟變的語文教育政策

　　新加坡之所以要破釜沉舟地以英文作為主要學習語和工作用語，純粹是以國家的生存競爭力和經濟前途以及族群之間的有效溝通作為考量。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眼中，1955年創辦、1980年停辦的南洋大學曾是新加坡華族語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徵；儘管對這座華人精神宮殿的關閉同樣感慨萬千，但他始終認為推行雙語政策是前進的最佳策略。[11]1999年9月1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舉行的一項對話會上說，如果時光倒流，他希望能夠更早地關閉南洋大學以統一教育語文源流，不過客觀環境的局限並不容許他這麼做。關閉南洋大學的理由是，新加坡需要一個共同的工作語言，而它必須是英語。[12]總的來說，無論是南洋大學的停辦，或是傳統華文小學和華文中學的關閉或轉型，背後的動機都在於提高國民的英文水平，從而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與他國爭一日之長短，同時確保本國不同語言的族群之間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

　　雖然1980年代初期宏觀教育政策的改變是為了保證國家的經濟繁榮和族群的相互溝通，然而，語言教育制度的變革終究需要有適當的過渡和調適期。1980年南洋大學的驟然關閉，1987年開始華文小學的驟然消失，雙語政策的重心頃刻間倒向英語，華社一下子失去心理平衡。

　　早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便已開始迢遙的教育改革之路，果斷採納了一份英國殖民地政府在1956年公布的、肯定了母語教育的地位和雙語教育的重要性的《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13]的建議，實施中學混合學校制度，讓兩種不同源流的中學生在同一所學校上課，希望華校學生能夠掌握英文，而英校學生也能學會本族語言。這種獨特的中學學校體制一直延續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繼1956年之後的半個世紀內，新加坡內閣就教育改革問題公布了五份報告書：1963年8月發表《新加坡教育調查委員會報告書》[14]、1979年2月10日發表由當時的副總理吳慶瑞領導的教育研究小組所提呈的《1978年教育部報告書》[15]、1992年3月28日發表由當時的副總理王鼎昌領導的委員會所提呈的《新加坡華文教學的檢討與建議：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16]、1999年1月20日發表由當時的副總理李顯龍領導的委員會所提呈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17]、2004年11月8日發表的《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報告書》[18]。從1978年的報告書開始，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政策已從整體的宏觀思考轉向以學生為本位的微觀考量，對華文教學和華文學習的標準一降再降復降。[19]

　　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語文教育政策令許多華族子弟措手不及，有學者認為，新加坡「華社以及華教團體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決定的意義，和可能帶來的衝擊，所以沒有充分做好應變的準備，以至於犧牲了受華文教育的一代人，他們逐漸被邊緣化，成為沉默的大多數」[20]；而許多能夠成功掌握英文教育的年輕一代卻放棄進修華文的機會，視傳統華族文化如糟粕。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曾發出這樣的警訊：年輕一代華人不喜歡華文，不看華文書報，對本族文化沒有興趣，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一個影響到新加坡長期發展和盛衰的重大課題，不單單是華社或華文報館的問題。[21]隨之而來的，是作品題材緊扣著這個課題的傷痕文學，如黃孟文的微型小說《最後一次掃墓》和張揮的微型小說《X就讓他X吧！》。自1981年至2007年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新加坡傷痕文學始終如影隨形地跟著華文政策的一再放寬和華文水平的一再降低而發出乏力的呼喚和哀嚎。

　　二、華族子弟在母語學習上的自我放棄

　　繼南洋大學停辦之後，直接促成新加坡華教事業低迷和文化水平低落的導因，是一部分學生家長與學生的功利主義心理，他們偏重英文教育而漠視華文教育，進一步削弱了華族傳統文化的地位。由於英語在新加坡有較高的實用價值，越來越多家長替子女選擇進入英校就讀。到了1986年，選擇報讀英文小學一年級的學生達99%以上，而選擇報讀其他源流學校的學生只佔0.7%。政府鑒於非英文源流學校的學生人數太少，決定分階段統一四種不同語文源流的學校。從1987年開始，中小學一律以英文作為第一語文科，並以英語教導其他的文理工商學科，華文則成為華族學生必修的母語。然而，2004年的教育改革報告書卻清楚地要求大部分學生在學習華文時，重點只需要放在有效的口語交際及閱讀訓練上。

　　儘管筆者避免以二元對立的思維來看待社會因為語言教育背景的不同而造成觀點差異的問題，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受英文教育者所浮現的優越感，加上以英文教導的數理學科的炙手可熱，導致華文教育迅速被邊緣化。由於學生家長和學生的功利主義心理，學習母語的本能與意願在他們的心中急速弱化甚或完全消退；家長們動輒以移民它國作為威脅，希望有關當局放寬對他們子女的華文科成績的要求，從而加速了新加坡華文水平的每況愈下，華族文化的日益式微。

　　新加坡大部分華人家庭在母語學習上選擇自我放棄，與馬來西亞大多數華人家庭在母語學習上積極進取的精神，[22]形成了新馬兩國母語教育兩道截然不同的風景線，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馬來西亞華人雖然需學習三種語言（馬來語、華語、英語），但他們的華文程度普遍上並不在只需學習兩種語言（英語、華語）的新加坡華人之下。

　　語言文字是人類最本質的文化圖騰，自有語言文字以來，不同地域的人類便視保有、使用及傳承本族的語言文字為天職。一個鮮明的例子是，遷徙至中國南方的客家人流傳著一句祖訓：「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無論遷居何處，也無論飄泊何方，客家人始終不會忘記自己是正宗的中華民族的漢族人、正統的華夏炎黃子孫，由於他們的堅守，客家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著大量古代中原漢語的本來面目。另一個例子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以秦國的本土文字為基礎統一了中國的文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但其他六國的一些子民卻甘冒生命的危險，把以六國文字書寫的書籍偷偷藏了起來，可見他們對自己的文字有著多麼強烈的感情。[23]這是古人珍視本族語言文字的兩個例子，近例則有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許多華族人士，儘管置身於華教氛圍有所欠缺的艱難環境，他們仍然或加強學習的力度，或盡一切努力偷偷地進行母語的學習，總而言之，母族語言與文字的學習是他們精神上的一大依歸。[24]因著對母語學習的不離不棄與自強不息，馬來西亞的一些新生代華文作家更在世界華文文壇上大放異彩，讓世人對這塊雖不利於華文文學成長卻能夠產生如此成績斐然的作家的土地刮目相看。

　　華文教育程度的一再滑坡，令許多一輩子熱愛華教的新加坡作家們悲痛不已。2004年1月12日，何（馮煥好）借一位學生的口吻悲戚地寫道：「除了我國，再找不到任何國家的國民不願學母語，不要講母語的。」[25]2006年7月2日，石君在一個公開座談會上悲嘆：「新加坡華人有人不讀母語……我還沒聽說過有哪一個國家的人民那麼怨恨學習母語的。」[26]何和石君兩人皆默默獻身華教事業數十年，在服務杏壇的同時也馳騁文壇；這兩位女作家一前一後欲哭無淚的話語，不但不是無的放矢，而且肯定說出了大多數愛護本族教育與文化的國人的心聲。2007年七八月間，對於學校里華文科的教學問題，報章上又掀起一股討論熱潮，1980年代創設的特選中學傳承中華文化的氛圍越來越稀薄，而新千禧年以來倡議的雙文化精英政策也還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華族子弟學習母語的功利主義心理再一次被放大來審視。從事教育工作的陳麗芳認為不能為了民族和諧而輕言放棄母語，她在《對待語文豈可如此務實！》一文中悲痛地透露，一些曾經在中學時修讀高級華文科的年輕人竟然如是表示：

　　為了讓各族人民和諧共處，以及為了讓鄰邦釋疑，華人不一定要堅持用華語。反正華文程度已經江河日下，我們可以「順應形勢」讓華族漸漸放棄母語（少數人講得流利已經很夠了，不需要寫），循序漸進地以英語來統一各族的語文。[27]

　　另一位教育工作者邱大星在《學習華文為什麼總提不起興趣？》中感慨「年輕的一代，已經習慣了到處是英文，滿口是英語的社會。所謂『華人』的概念已經漸漸模糊，所謂的『新加坡人』的概念倒是逐漸增強，那就是――滿口英語的亞洲人」[28]。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強調，要想保留住我們的母語、我們的根，不能光指望政府的恩賜，而是真心的熱愛，不是口頭的，也不是功利的。要有馬來西亞的華文教師那種慘淡經營的執著精神。[29]縱觀過去20餘年來新加坡華族家庭對待母語的心理趨向，我們不得不承認，少數嘗試力挽狂瀾的華文教育工作者是很難與功利主義的大趨勢――即選擇自我放棄的大部分華族家庭加以抗衡的。

　　三、華文作家們的文化自覺

　　置身於中西文化此消彼長的風雨飄搖時代里，新加坡華文作家的文化自覺經過時間的沉澱而鋪墊成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的底蘊。這種文化自覺，讓新華詩壇原本涇渭分明的現代派與寫實派詩人不約而同地聯袂以詩明志，讓新華文壇原本處於靜態寫作的各體裁作家們突然有了騰動的情緒。1996年8月26日，新華詩人槐華所主編的新馬詩選《半世紀的回眸――1938～1988熱帶詩選》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會議室舉行首發式，新華詩人嚴思在講話時指出，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新馬詩歌的豐收季節主要是來自文化消亡的切膚之痛：

　　這時期的大量詩歌，都共同有兩個突出的主題：一是對於南洋大學被解散，華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亡已成了不可挽回的現實，現代派或現實主義派的詩人都感到切膚之痛。基於對民族教育的良知和對中華文化的堅持和執著，他們都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筆；大量的作品如河水滔滔般地宣洩著詩人的不平與憤慨，這是此時期詩歌作品很突出的特點。比如以《筷子的故事》、《茶如是說》為題的詩作，就是借中國獨有的飲食器皿與土特產，借題發揮對自己文化的熱愛與執著。

　　 1984年5月5日，梁鉞奮筆疾書「我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心之所向，在在是沉痛與挫敗，反映在詩里，不是憤怒，便是哀傷」[30]的文化自覺。梁鉞筆下的沉痛和挫敗，顯而易見是指文化上的沉痛和挫敗。回溯1981年以來的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品，梁鉞寫於1981年6月15日的詩《夜飲》，是新華文學史上最先發表的傷痕詩歌之一。在閱讀《夜飲》的同時，我不期然地想起因不願苟且官場而「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的魏晉詩人阮籍，以及因報國心切而「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的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憂患漸深的梁鉞因犯文化鄉愁而半夜難眠，他在「蒙頭猶不成眠的午夜」起身欽酒澆愁，然後要在醉與不醉之際趕赴一場盛唐的文化之約。為什麼要這麼匆忙呢？因為「夜正荒蕪」、「霧大風冷」，一切不利於文化發展的因素霎時間都攏聚在一起，若遲一點行動恐怕就來不及了。他的另一首詩《故園》抒情對象很明顯是當時剛關閉不久、在詩人眼裡原是「山山皆秀色，樹樹盡相思」的雲南園（南洋大學的美稱），美麗的雲南園如今「扭曲容顏據說是為了生存」，「故園呵，這滿地的相思子/是你帶血的淚珠么？」「失去了你猶如失去/整部歷史，日暮以後我將迷失/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葉/任西風如刀，橫劈/我踉踉蹌蹌的身子」[31]。

　　 2007年4月，當蔡欣在回顧20多年前他寫《感懷》這首詩的心情時，仍然愁緒滿腔。1983年至1985年，他被借調至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從事新加坡華文辭彙規範化的工作。1984年，新加坡華校正式走入歷史，身為華文老師的他當然感慨良深。在他看來，華校和華校生曾對新加坡的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然而當國家開始繁榮了，兩者卻何其弔詭地被判處極刑。某夜酒後，他心緒難平，遂寫下《感懷》。充滿文化審判意識的蔡欣在詩前序引《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當時的感覺的確如范蠡寫給文種的信那麼悲涼，詩歌第一小節「酒醒時/滿城風聲鶴唳，驚聞/另一個焚書的/故事/又將開始……」，則以秦始皇焚書坑儒暗喻新加坡華文教育的可悲下場。1985年6月，蔡欣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工作告一段落，欲回中學執教。他本來在中學教導華文與美術科，但由於美術科的教學媒介語言已經改用英語，教育部人事處通知他必須先到語言測試中心上半年的英語課，打造成converted teacher（「變流教師」）後才能回中學教美術。當時的蔡欣心中憤憤不平：華文為何一蹶不振？受華文教育的華文教師們為何會淪落到任人擺布的地步？華人世界究竟出現什麼問題？他接著向同班的作曲家周炯訓建議，兩人合作，他寫詩，周炯訓譜曲，既自我激勵，也為舉世華人獻一份心力，這就是蔡欣創作傷痕詩歌《讓我斟一杯茅台》[32]的原由。

　　 1980年代初，身跨音樂和寫作兩界的新華詩人郭永秀寫下一首題為《泥土》的詩，詩中有這麼一段文字：

　　離開政府組屋龐大的陰影

　　泥土，依然委屈

　　在瀝青柏油的擠壓下

　　任雙腳踩著四個疾轉的輪

　　在沒有起點與終點的馬路上

　　輾成一道道

　　斷根的痛楚[33]

　　詩中提到的斷根，表層理解是指人抽離自泥土後的失落與浮動感。泥土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一種相當客觀的外在物象；它的兼收並蓄的本質，與民族文化的浩瀚大海般胸懷極為相似。身為一名具有民族尊嚴、懷抱文化良知的知識分子，處在中西交匯的十字路口，目睹西風無情地吹襲著這小小的東方社會，島國上的華族傳統漸漸地被腐蝕，郭永秀豈能沒有半絲慨嘆？「斷根的痛楚」實際上是詩人思想感情上的沮喪反射，這種精神挫折不僅深刻，且廣泛地散布在詩人的其他詩作之中。1990年8月，郭永秀在接受《聯合早報》副刊記者洪銘華訪問時表示，他的詩「仿如歷史的縮影，借著現代人對傳統用具筷子的棄而不用，發出感嘆，因為『民族的根是不應該斷的』」[34]。可見郭永秀對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同時可證新加坡華文作家與文化自覺的不可分割性。

　　 2006年5月20日，張揮在一個題為「通過微型小說體現關懷母族文化與語文教育的情思」的講座上，回溯新加坡自1960年至1984年的教育改革史後，這名在1980年代與蔡欣一樣是「變流教師」的美術教員揪心地說：「我是含著眼淚寫下《網中人》的。」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張揮曾經小心翼翼地、誠懇而拘謹地去配合整個社會秩序的運作，在教育體制的改革中，身兼華文教師和華文寫作者的他不僅發現自己所熟悉的語言空間頓時縮小了，得從頭開始學習英文以適應新的教學環境，還得違反自己內心的文化道德觀念，承受生命必須的文化傷痛，其內心的極度苦悶可想而知。[35]《網中人》是張揮的第一篇校園微型小說，發表於1988年5月《聯合早報?文藝城》，再現了那個急劇變革的年代裡，一個優秀學生被逼從華文小學轉到英文中學，經過四年變流教育後，由於無法適應語文衝擊而拒赴英文考試的真實故事。飽經變革滄桑與憂患的張揮憑藉校園內的所觀所感所思，以姿彩紛呈的微型小說揭露了層層教育面紗；繼蘸滿淚水與情感的《網中人》後，張揮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下多篇劃時代的校園微型小說，並於1990年出版微型與短篇小說合集《45.45會議機密》。

　　黃孟文也是新加坡一位具有文化自覺的作家，他曾表示展現文化地位低落是新加坡華文微型小說的最大特色，資深作家如張揮寫校園苦悶和被歧視，為作品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如果那個時代沒有那類作品，那才是不正常的。這不只呈現出黃孟文個人作品的精神面貌，同時也可表徵同時代的新加坡作家因文化自覺而創作傷痕文學的原因。黃孟文微型小說創作的兩大思想主軸，一方面是立足本土，撫摸自身文化傷痕；另一方面則放眼世界，關懷人類共同命運。他觸及文化萎縮課題的微型小說包括在80年代寫下的《最後一次掃墓》、《焚書》和《一朵玫瑰花》，以及90年代的作品《逍遙遊》、《洋女孩》、《邁克楊》以及「毛果山傳奇系列」：《換血》、《退休》、《我愛毛果山》和《學府夏冬》。

小結

　　雖然在那個語文教育政策驟變的年歲里，新加坡的華社和華教團體來不及做好心理調適工作，以致逐漸被邊緣化並使華文教育陷入困境，然而，還是有一部分華族人士堅決使用母語。新加坡的一些華文作家在那個非常時期執筆抒寫塊壘，經由這些傷痕文學作品建構心中的文化長城。梁鉞通過《茶如是說》和《魚尾獅》展現苦吟詩人的形象，蔡欣透過《感懷》和《讓我斟一杯茅台》折射豪放詩人的風格，郭永秀藉由《筷子的故事》和《毛筆的故事》散發文化詩人的氣質，雖然詩風各異，但他們卻不謀而合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一股相同的黍離之傷，展現豪氣干雲的文化脊樑；他們深知，語言文字是文化認同與族徽的最基本表徵，保護語言文字其實就是保護賴以生存的文化基因。

　　 ① 陳賢茂：《海外華文文學導論》，見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一卷》，鷺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② 吳耀宗：Expressive Otherness: A Dominant Theme of Xinhua Literature Since 1965（《彰顯的他者性：1965年以來新華文學的重要命題》），見新加坡《亞洲文化》2003年第27期，第46頁。

　　 ③ 林高：《似夢非夢――讀〈十夢錄〉雜記》，見張揮微型與短篇小說合集《十夢錄》，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協會1992年版，第179頁。

　　 ④ 張揮：《「鳥說人話，人說鳥話」的荒謬――讀謝清的〈都是那鳥惹的禍〉》，見張揮詩與散文合集《木雕與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協會1994年版，第117頁。

　　 ⑤ 孫愛玲：《筆鋒下藏著的嘆息――論八十、九十年代新華女作家作品特色》，見新加坡《新加坡文藝》第61期，1996年版，第40頁。

　　 ⑥ 瑤崗：《當代新華文學史初稿緒論》，見新加坡《新世紀學刊》創刊號（2001年9月），第3頁。

　　 ⑦ 伍木整理的座談會記錄：《走出文化傷口，繼續自覺探路》，見董農政主編《跨世紀微型小說選》,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協會2003年版，第199-200頁。

　　 ⑧ 劉海濤、劉天平：《本土特色與藝術創新――新加坡微型小說創作述評》，見吳耀宗主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2003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48頁。

　　 ⑨ 黃孟文：《微型小說的多元化內涵》，見黃孟文評論集《微型小說微型論》，新加坡：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2007年版，第41頁。

　　 ⑩ 見葉枝梅主編《海外華人女作家評述?美國卷第一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版，序一。

　　 [11] 李光耀曾堅定不移地說：「以英語為工作語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種族避免了因語言問題引起的衝突。掌握英語也使我們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因為英語已經成為國際商業、外交和科技的語言。」李光耀《一種共同語》，見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版，第180-181頁。

　　 [12] 《砂撈越國際時報》1999年9月21日社論《李光耀欲更早關南大》，轉引自傅文義《陳六使與南洋大學》，見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史論集》，馬來西亞：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4年版，第127頁。

　　 [13] Colony of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l 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這份報告書建議平等對待各語文源流的學校，學校至少教導英語與母語。梁秉賦《新加坡的雙語教育：1965-2005》，見何啟良、祝家華、安煥然主編《馬來西亞、新加坡社會變遷四十年（1965-2005）》，（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出版社、新山中華公會教育委員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年10月），第89-121頁。

　　 [14] State of Singapor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Singapore, 1963.

　　 [15]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16]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in Singapore: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2。

　　 [17] Ministerial Statement by DPM BG Lee Hsien Loong on Chinese Language in Schools in Parliament.

　　 [18]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Pedagogical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

　　 [19] 梁秉賦：《新加坡的雙語教育：1965-2005》，見何啟良、祝家華、安煥然主編《馬來西亞、新加坡社會變遷四十年（1965-2005）》，第89-121頁。

　　 [20] 周清海：《多語環境里語言規劃所思考的重點與面對的難題――兼論新港的雙語優勢》，見新加坡華文研究會編《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三集》，新加坡：SNP泛太平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21] 趙靈敏：《早報之道――專訪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見廣州《南風窗》2006年第304期，第43頁。

　　 [22] 在馬來西亞，韓江學院、新紀元學院和南方學院等高教學府，再加上遍布全國的約60所獨立中學，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提供了堅實的後盾。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學院這所私立的教育機構，目前正肩負著出版已經面世半個世紀且深化了多代人的文學素養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旗幟刊物《蕉風》的重任。

　　 [23] 周清海：《多語環境里語言規劃所思考的重點與面對的難題――兼論新港的雙語優勢》，見新加坡華文研究會編《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三集》，第1頁。

　　 [24] 一個例子是，1985年，新加坡詩人潘正鐳到泰國北部旅行，回來後寫下一首題為《辭淵里飛出螢火蟲》的詩。詩人在後記中說，他在旅泰期間，「在一間前國民黨孤軍所住的陋屋裡，驚見一黑板，潦草幾個華文字，主人說：『落籍泰國，入鄉隨俗，只能夜裡教左鄰右舍的孩子念中文。就這麼一本字典，深山野嶺，教他們認識幾個方塊字，是我的責任，之後，就由他們了。』」見Edwin Thumboo（唐愛文）主編Journey: Words, Home and Nation-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1984-1995），Singapore: UniPress，1995，第262-264頁。

　　 [25] 何：《學生的話》，見何乃強、馮煥好合著散文集《杏緣》，新加坡：創意圈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26] 石君：《仰望華文文學的無限藍天》，見新加坡《熱帶學報》2006年第11期，第3頁。

　　 [27] 見2007年8月15日《聯合早報?言論》。

　　 [28] 見2007年8月3日《聯合早報?言論》。

　　 [29] 邱大星：《有無特選課程不是關鍵問題》，載2007年8月17日《聯合早報?言論》。

　　 [30] 見梁鉞詩集《茶如是說》，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版，後記。

　　 [31] 摘自梁鉞作於1982年5月29日的《故園》，見梁鉞《茶如是說》，第73-74頁。

　　 [32] 見蔡欣詩集《感懷》，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8年版。這首詩是蔡欣在1985年下半年創作的，獲選編入《中國現代名詩三百首》，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在2006年新加坡國際華文合唱節上，23個合唱團中有十個演唱由此詩所譜成的歌曲。

　　 [33] 郭永秀詩集《筷子的故事》，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

　　 [34] 洪銘華：《重振筷子聲威》，原載1990年9月1日《聯合早報?文藝城》，轉引自郭永秀詩集《月光小夜曲》，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頁。

　　 [35] 希尼爾的人物專訪稿《張揮與文學共舞的心靈》，新加坡《文學半年刊》1991年第28期，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