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後殖民時代的共謀：脫歐公投、右翼抬頭與社民派的失敗

《舊約·但以理書》中，巴比倫王布甲尼撒二世夢見一尊巨大雕像。雕像材質不均，越接近腳，材質越廉價而易碎。這尊雕像有黃金的頭，卻只有半鐵半泥的腿，雙腳竟是泥土打造。現在的歐盟猶如這泥足巨人，在光鮮外表下，基座不穩，頭重腳輕無法站立，彷彿一推就倒。在英國「脫歐」前，恐怖主義、歐債危機等問題已存在了些時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象背後是始於七十年代的歐洲一體化危機。這個危機在歐洲共同體成立之初便存在，與文化和身份認同相關。它是戰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實踐所遭遇的挫折的一部分，直接影響到包括英國工黨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妥協與轉型。當主流媒體為英國金融市場的黯淡前景扼腕嘆息時，更糟的是無產階級在跨國資本、民族國家和民粹主義右翼政黨的共謀下終結了。於當下挽救歐盟危機，等同於在構想的未來挽救一場舊世紀的社會實驗。一、失敗的社民黨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大家庭里，英國工黨佔據著至關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此次「脫歐」事件中，作為議會反對黨的工黨並沒有發揮有效作用。甚至出現了另一種尷尬的狀況，工黨和工黨所代表的選民立場嚴重脫節。那麼這些選民去哪了呢？是什麼造成了今天的窘境？據《每日電訊報》報道，工黨從一開始就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然而大多數支持工黨的選民並不了解工黨「留歐派」的立場。工黨所代表的階級對工黨沒有信心，甚至充滿了不信任感。同時，工黨也不知道如何連通民眾的處境。這一誕生於十九世紀末英國城市無產階級的政黨，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幾次變動中逐漸失去了它作為社民黨的價值，又在其後的國際背景下找不回通往無產階級的進路。英國工黨和歐洲許多其它社民黨一起，見證了歐洲的民主危機。

英國工黨1950年代的宣傳海報。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工黨牢牢佔據著執政黨的位置（1945-1951，1964-1970，1974-1979）。這段時期，工黨著手設立了國民醫療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推行免費公立教育，同時將其它公共事業和主要工業部門國有化。這些舉措使戰後的英國順利轉型為福利國家。直到撒切爾政府上台以前，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都對這些令英國百廢待興的政策甚至凱恩斯主義保有共識。從撒切爾政府開始，英國實施新自由主義和全面私有化戰略。儘管這些舉措激活了市場，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延續至今的社會問題，那些在聽聞撒切爾夫人去世的消息後上街慶祝的民眾就是證明之一。從戰後英國經濟策略的調整說起，最終要回頭審視後來的工黨做了什麼，以及為什麼英國「失去了」工黨。從1997年工黨重新獲得執政黨地位到2010年下台成為官方反對黨，再到今天，有三件事說明了問題。第一件事是布萊爾政府提出「第三條道路」，主張廢棄過去的左翼路線，重新定位和自由主義的關係。這一思想並非布萊爾的新發明，更像1930年代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綜合體，或者說是戰後其它崛起的歐洲福利國家行動方案的延續。而對於當時的工黨來說，「第三條道路」的本質是一個妥協性的方案。委曲求全讓工黨自世紀之交起變得溫和，其意義在自保和求全的過程中被自我消解了，完全沒有挑戰到保守黨自由資本和市場信仰背後的結構和設想。即使工黨重新獲得了權力，操的也是對手的心。時至今日，除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外幾乎所有公共事業部門都已完成私有化，例如多家自來水公司就由外國資本控制。許多民眾對此不買賬，在工黨所代表的階級中增添了一種不安全感。這是一種微妙的政治心理，人民失去了對本國公共事業的控制權後，工黨也背向了他們。第二件事是伊拉克戰爭。布萊爾時期的英國捲入了伊拉克戰爭，致使2001年英國大選的投票率僅為59.4%，這意味著有超過40%的合法選民沒有投票甚至沒有註冊。二十世紀最後五十年內的投票率都維持在70-85%的高位，新世紀的第一次大選有這般風景讓工黨措手不及。當年，工黨在議會中的領先優勢降為167席，2005年更降為66席。從長遠來看，伊拉克戰爭嚴重挫傷英國選民的政治熱情。唯一可能在公共話語中代表無產者的政黨失信於民，政治宣傳不再有意義了。在貧富差距不斷增大、就業條件惡化、剝削加劇等問題面前，所有人束手無策。正如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在刊於《法蘭克福彙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的那篇著名文章中所談到的那樣，伊拉克戰爭後的歐洲民眾生活在矛盾中，主動性被剝奪了。情感的力量把他們召集在一起，但光有情感是不足夠的。沒有了無產者的聯合，無產階級存在的前提條件也就不復存在了。無論英國最終有沒有通過第二次「脫歐」公投返回歐盟，都已不再重要。英國及歐陸其它國家的無產者失去了聯合的可能性，有可能實現戰後歐洲一體化構想的行動主體早已終結。第三，工黨在英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2013年2月，在關於該法案的議會投票中，約一半保守黨議員投了反對票或棄權。如果沒有工黨的強力支持，法案恐怕很難通過。這一事件反映出工黨已經拋棄階級(class)鬥爭，取而代之地轉向群體(group)訴求。群體取代階級符合歐美社會現行主流意識形態。少數族裔、少數性見者、環保主義者等等，他們都因某種特定而十分現代的文化與身份認同聚在一起。群體的政治和社會訴求通過有別於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實際上違背了工黨作為左翼政黨的初衷。並不是說少數性見者的權利不應得到保護，而是工黨不應避重就輕地忘記其本來的位置。英國工黨的例子放諸其它歐盟成員國同樣適用。2012年，哈貝馬斯提出，歐盟國家間應當存在一個總體性的、政府性質的決策執行機構，這樣才不致於發生「傳話遊戲」的尷尬——同一個決策到了不同國家後因照顧選民和地方上的關係而變得和最初的商議大相徑庭。否則長此以往，歐盟有解體的風險，或而出現歐元區解體但歐盟仍在的情況。哈貝馬斯的話暗示了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內的政治精英們把社會結構科層化、專業化、官僚化，他們像管理一個冰冷的企業一樣管理著自己的國家，而歐洲又缺乏一個整體的、良善的能夠被稱為「歐洲政府」的機構，於是大家只好自說自話。歐洲一體化的精神內核是福利社會主義，但在這一點上歐盟既沒有能力給予各成員國政府足夠的支持，更無能探底去保護工人的權利和工作環境。現在看來，這些狀況在歐盟內部已經發生了。英國「脫歐」成功將更多檯面下的事情擺上了檯面。但是，單純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和哈貝馬斯的論點尚不足以洞見近來歐盟遇到的危機，似乎在失敗的社民黨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背後，還有許多糾纏在一起的東西——資本與民族主義的聯合、民粹主義、極右翼的抬頭似乎都和這些現象密不可分。二、作為定語的民粹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幽靈佩里·安德森指責哈貝馬斯過分在意自己在自由左派中的威望，從而忽視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安德森認為現在歐洲的根本問題在於過分關注經濟，迫切依附美國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資本市場，從而忘記成立歐盟的初衷。關於安德森的反駁，我們能從德國保守派對默克爾的反對聲浪中找到證據，也能通過切近的英國「脫歐」一事中得到印證。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言辭更為激烈，他警告歐洲正經歷一個從民粹主義走向新法西斯主義的過程，諸如希臘「金色黎明」這樣的極右政治勢力正在政治舞台上發揮起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一位立場偏右的學者馬克·里拉認同弗格森的觀點，並指出歐洲的右翼確實比美國的右翼走得更遠，也更有可能動用民粹從而威脅憲政根基，進而讓歐洲徹底衰落下去，而這是哈貝馬斯沒有注意到的。工黨團結不了無產者，躍躍欲試的右翼決不願放過這個機會，接下來便是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治動員了。這麼說並不意味著所有支持英國脫歐的選民都是這種情形，只是在幾率大致對半分的情況下，這些選民資源非常重要。英國「脫歐」成功的消息甫一宣布，《時代》便刊文表示，此刻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荷蘭、瑞典、丹麥、奧地利、波蘭和匈牙利的民粹政黨們「一起敲著喜悅的鼓點」。加上來自英國「脫歐派」代表鮑里斯·約翰遜和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這兩位被部分媒體冠以「民粹主義者」的政治人物浩大的聲勢，歐美社會一場積蓄已久的「民粹主義大反擊」幾近眼前。約翰遜曾調侃稱自己當選英國首相的概率猶如在火星上發現了「貓王」，或者相當於投胎成了一顆橄欖。如今，大衛·卡梅倫的辭職讓約翰遜成了下一屆首相的熱門人選。英國「脫歐」事件似乎標誌著廣泛意義上的「建制派」對「民粹派」第一場事實上的戰敗，輿情也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多失敗持觀望態勢。不過，在我們決定大肆使用「民粹主義」一詞前，不妨先檢驗一下這個詞在眼下歐洲的語境中的內涵，看看討論的是何種民粹、誰之民粹，以及它與歷史上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民粹主義有何異同？釐清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撥雲見日，看清歐洲民主政治的現實。

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當特朗普借用里根的口號「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參選總統時，約翰遜堅定地站在了「脫歐」立場一邊。他和特朗普都是頻頻亮相媒體的魅力型人物，以組織反對現行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陣營聞名。這是民粹政治的基礎，但還不夠。兩位政治人物共享著一些更具體的理念和行動上的相似性。例如，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代議制和精英政治，批評黨內鬥爭，認為權力爭鬥耽誤了政治行動進程。然而稍加思考便不難發現，民粹主義是自相矛盾的。民粹主義需要依靠他所反對的那些東西。如果沒有代議制和黨爭，主張「脫歐」的政治家約翰遜也無法和主張「脫歐」的普通選民建立聯繫。在現實政治中，民粹主義不是一種確定的意識形態，它必須依附於其它意識形態才能發揮效用。因此，民粹主義是待政治精英徵用的工具。或者從語法的角度講，「民粹」更多被用作一個定語。英語世界中，詞語「民粹主義（的／者）」(populism/populist)的使用歷史不長。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英語中開始出現這兩個詞，而高頻率地使用它們要到1950年代以後了。但無論在哪一個時期，「民粹主義」(populism)的出現頻率都遠低於「民粹主義的／者」(populist)。無論是「民粹主義的」還是「民粹主義的（人）」，「民粹」都是一個定語，而用作定語的「民粹」更接近民粹的本來面目。它的修飾性顯現在句子中，正如它需要在確定的意識形態中擔當政治動員工具一樣。如果找到民粹主義在英國「脫歐」公投的例子中充當了哪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就能找到公投中民粹主義政黨及其支持者立場的深層次原因。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來看，具體分析此次公投中的英國民粹主義需要考慮三件事。首先，眼下在歐洲盛行的民粹主義和此概念出現之時的民粹主義擁有不同的內涵。以賽亞·伯林認為，早期的民粹主義支持者不關心政治體制的未來狀態，他們先信仰社會，而不是先信仰國家。然而，英國的「脫歐派」不僅關注國家，而且把脫離歐盟以完成英國的自治視為信念。在伯林討論的語境中，信仰社會的民粹主義者所信仰的是人類精神崩壞之前的自發社會狀態，他們把古代價值帶到當下。伯林的民粹主義概念是去現代化的，因為其內涵中並不包含屬於且僅屬於現代社會的必要內容；相反我們能從許多禮俗社會的不同階段發現民粹的身影，甚至能將中國北魏末年的周禮復興運動視作民粹主義政治動員的古代版本。現在的「脫歐派」將「崩壞的精神」等同於民族國家的自治利益，則是不早於現代的概念。其次，現在的歐洲民粹主義不同於二十世紀民族解放運動中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粹主義，也不同於滲透在德國納粹和蘇聯布爾什維克中的民粹主義。加文·基欽在研究拉丁美洲民粹運動時強調，拉美的民粹主義者依附於民族解放，他們明確反抗工業化和大規模生產，鄰避主義(nimbyism)成為普遍社會風氣，為民族獨立的強烈訴求統一行動。儘管宣傳話語中透露出對各自國家精神的堅持，但這些不是現在的歐洲民粹主義政治家思考的內容和方式。相反，他們通常把被動員的民眾原子化。他們只提供選票，投票即行動。最終，他們的反映作用大於行動作用。支持英國脫離歐盟的選民反映了一種政治心理、一種「反」的姿態——反執政黨、反難民、反歐盟、反伊斯蘭世界等等。這些「反」集合成一面鏡子，照出了資本全球化下矛盾的代議民主制和新自由主義共同面對社會差異時對多元性的否定和對同一性的偏執。「反」的一個個主體表現出對嚴重危機的強烈回應，卻只能成為民粹主義這條變色龍身上的一個個色點罷了。約翰遜和特朗普永遠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人試圖獲得統治地位而不得時，就會求助於民眾。第三個點落在對民粹主義所依附的意識形態之上。民粹主義需要確定的意識形態，但並不表明確定的意識形態就是真相。相反，自啟蒙時代以來的意識形態概念只不過為社會現象作了註腳。意識形態只是現象，而這些具有普遍性的現象通過不同的社會管道改變著人們的情感和思維方式。結合以上兩點和前文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反思，我們不妨再次拿出民族國家的概念，展開討論英國「脫歐」同它的關聯。對普通選民來說，關於英國「脫歐」與民族國家的概念關係最近的大事是恐怖主義。誠然，少數族裔對資本市場的寬容能轉變為歐洲政府對現行政策的自信感，但文明的衝突永遠不會面面俱到地照顧到。為了心中長治久安的理想狀態，「脫歐」立場的選民選擇離開大共同體，轉向小共同體。從去年一月巴黎「《查理周刊》事件」開始，歐洲大陸頻傳遭到恐怖襲擊的消息。無論在巴黎還是布魯塞爾，死傷者甚眾。這些在媒體上迅速傳播的恐怖事件不僅左右著英國民眾看待歐盟政策的態度，甚至影響到大洋對岸美國大選的局勢。本以為發生在本月12日的奧蘭多夜店槍擊案就是英國「脫歐」公投前的最後一次襲擊了，沒料想公投當天從德國黑森州菲恩海姆的一座劇院里再次傳出槍聲。即使有的恐怖事件同伊斯蘭極端主義無關，但已然足以影響搖擺不定的選民做出最終選擇。恐怖襲擊的動因對民眾不重要，選擇相信恐怖應該遠離自己的人不會同時選擇充當接近恐怖真相的偵查者。這是恐怖主義公開挑戰民主制度的第一個面向。恐怖主義公開挑戰民主制度的第二個面向有一個現成而生動的例子。英國「脫歐」公投前一周，「留歐派」議員喬·考克斯在西約克郡舉行公投宣傳活動時遇刺身亡。事後看來，考克斯的遇害並未動搖「脫歐派」選民的決心。不過，回過頭來看主流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時，我們很難發現有媒體用「恐怖主義」(terrorism)形容此事，有的只是「可怕的」(horrible)這樣的形容詞。對比其它恐怖事件，哪怕對比那些不確定是否與「伊斯蘭國」(IS)有關的恐怖事件的事後報道時，不難發現媒體和政府話語界定了「恐怖主義」的邊界。換言之，難道喬·考克斯被一個當地人殺害，就不叫「恐怖主義」了嗎？恐怖主義幾乎默認為伊斯蘭極端主義，這是非常近期的事。媒體有意無意地在報道考克斯遇刺案中規避了「恐怖主義」一詞，這不僅呼應了上文中提到的民粹主義「反」的姿態，而且披露了兩個許多人不願承認的事實：第一，大眾傳媒對恐怖主義的責任不可豁免；第二，去政治化的恐怖襲擊等同於伊斯蘭極端主義對平民的襲擊。如此看來，將恐怖襲擊的範圍縮小至肇始於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去政治化且針對平民的襲擊將有助於我們了解英國乃至歐美民眾的國土安全意識，以及政治家的下手之處。作為1972年最早一批加入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公投退出歐盟的國家，英國在短時間內完成了邊界的重建。英國「脫歐」的第一步邁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自那時起一種新的有些危險的民族國家形式就有了被構建起來的潛在條件。在「後民族國家」時代，以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為目標的歐盟被新的民族國家界線分裂了。在民族主義的重構面前，歐美國家所共享的其它啟蒙時代遺產已然顯得杯水車薪，人們很難再相信歐洲僅憑理性主義就能攜起手來。三、共謀

歐洲大陸的其它國家是否會效法英國「脫歐」成了人們拭目以待的話題。英國是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之一，然而如今的情形不同於十九年的歐洲，更不同於十四世紀的歐洲，對歐洲一體化進程施加負面影響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形式發端於二十世紀中葉。正如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構造》中所洞見的那樣，資本、民族和國家從一開始就相互糾纏、互為補充。它們被右翼政黨抓住了，成了有效的政治動員工具，更難以阻擋的是這一潮流同文首討論的經濟自由化、資本主義全球化、多元文化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失敗形成了共謀關係。這不難理解，半個多世紀以前，跨國公司導致國家主權喪失的跡象就開始顯現出來，七十年代的西方經濟危機讓這一問題暴露無遺。對社會公平和經濟環境失望、警惕、反感的民眾將情緒宣洩在主張恢復跨國資本所破壞的事物上，即國家主權和獨立自治。不承想，「反叛者」特朗普和約翰遜背後也是他們所要反對的那一套東西，本質上是同構的。因此，恢復只存在於和資本的共謀中，民族國家的幽靈化作肉身，攜手民粹主義者走出幕布。另一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是「戰後」後殖民時代的到來，我們今天仍然處於後殖民的語境之中。後殖民時代下的跨國公司和全球化資本運作方式拖延社會危機，並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易手統治階級代理人。過去幾十年，即使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再激烈，人們依然選擇相信我們正闊步走向三好將夫所批判的「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a borderless world)。總之，支配世界的結構卻沒有較以往變得良善和公正。民眾選擇不再相信他們，與他們合作；寧願選擇離開，選擇重建邊界。「人民應有優先權」中的「人民」被隨意徵用，舊帝國的民粹主義政黨抓住了他們，利用不對等的消息和民族保護主義培養出強烈的「我們」的意識。這一意識優先於戰後歐洲一體化的構想，每逢恐怖襲擊和難民潮的「緊急時刻」，單一化就成了民粹主義者的首要策略，緊接著便是地區分裂主義盛行、民族中心主義和移民政策的調整。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地區的公投結果已然顯示出他們同南部英格蘭人的立場差異，檯面下的真實通過合法的公投成了檯面上的事實。在接下來的一年內，蘇格蘭是否會再次公投「脫英」以及歐洲大陸的其它國家是否會效法英國「脫歐」，都成了拭目以待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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