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她的名字應該叫紅

06-09

1929年5月初，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著名《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從南京坐火車來到上海，租借了呂班路185號呂班公寓二樓，即今重慶南路和復興中路東南角，開始了她長達7年的上海生涯。

人們對史沫特萊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紅」，史沫特萊一年四季的穿戴都離不開紅色：深藍衣服上的一朵紅色康乃馨，帽子上的一隻紅鳥，還有一身紅色運動衫。

確實，史沫特萊的言行舉止，透露出「一片紅」。

為魯迅的生日壽宴站崗放哨

史沫特萊到上海一年後，也就是1930年夏天，一個炎熱的下午，有人敲響了史沫特萊的房門。她應聲開門，看見上海朋友董秋斯和蔡詠裳夫婦倆站著，高興地把他們請進書房。

「史沫特萊女士，你能不能幫助我們租一個小型西餐室？」蔡詠裳壓低聲音，「最好是外國人在租界開的餐館。」

「派什麼用處啊？」史沫特萊好奇地問道。

「今年9月25日，是魯迅先生50壽辰，我們準備開個慶祝會，100個人規模，需要找個地方。」董秋斯補充道，「下午是茶會，還有晚餐。」

「我不能幫這個忙。」史沫特萊直率地一口謝絕。

「為什麼？」客人驚訝地反問。

「這對魯迅太危險了！」史沫特萊的言外之意很明顯，100來個客人都是當局認為的「左傾危險分子」，這麼多人聚在一起要出事的。

「所有的客人都是口頭邀請，他們都要發誓保守秘密才能來，我們還會安排人在門口放哨。」董秋斯和蔡詠裳夫婦齊聲說，「為了魯迅絕對安全，慶祝會提前到17日下午。」

「哦，只要能夠保證魯迅安全，那就行。」史沫特萊笑了，熱情地拉著他們的手說，「交給我辦吧。」

幾天後，史沫特萊以自己的名義，租借了法租界呂班路50號的荷蘭「斯拉巴雅」西餐館，就是在今日重慶南路南昌路口。

慶祝魯迅先生50壽辰的日子來臨了。

9月17日下午，在西餐館稍前的叉路口，站著一個像是等巴士的穿長衫的中國人，附近還坐著一些中國人：他們都是哨兵。

史沫特萊站在「斯拉巴雅」西餐館入口處迎接客人。

魯迅夫婦來了。魯迅神采奕奕，短髮像牙刷一樣堅挺著，穿著一身米黃色的絲綢長衫；夫人許廣平抱著兒子周海嬰。

史沫特萊微笑著迎上去，陪著魯迅夫婦走進餐館小花園。

客人陸陸續續地來了，有的單獨一人，有的是三五成群，來了近100個人。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等主要團體的成員幾乎全都來了，葉紹鈞、茅盾、洪深、柔石、馮雪峰等悉數亮相。魯迅站在插著鮮花的桌子旁，忙碌地和客人打招呼和交談著。

「我看著那外國店主在房間里不停地走動著，親自照料一切；每當有侍者走出門，我都注視著，傾聽著，留心著是否去打電話給警察。因為當時在場多人的演說，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他們是會帶著機關槍和捕人車追來的。」史沫特萊事後回憶道。

整個下午，客人有來有去。暮色降臨，只剩下20多個出席慶祝晚宴的客人。這時，有人來替換史沫特萊放哨，她這才走進餐館坐了下來。

祝壽晚宴開始，先是作家柔石致辭，接著是各左翼文化團體代表等講話，中國共產黨《上海報》記者介紹了了中國紅軍和「秋收暴動」的情形，短髮女作家馮鏗談到發展無產階級文學的必要性，還籲請魯迅擔當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美術家聯盟的「盟主」；史沫特萊也應邀發表了演講，她的朋友當場翻譯；魯迅始終專心地傾聽著，最後發表了答謝辭。

他談了自己50年的人生經歷，談到無產階級文學的時候說道：「雖然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但不知道工人及農民的希望與痛苦，是不可能產生無產階級文學的。希望年輕人注意。」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聽見魯迅演說。我的耳朵一面側向外面的街道，擔心警車到來，一面卻傾聽著一個翻譯翻譯的魯訊的話。不久，我忘了有關警車的顧慮，魯迅生平的故事吸引了我。」史沫特萊事後回憶道。確定，她對魯迅很崇拜，曾經說過：「激勵著我精神力量的魯迅，已成為我人生的路標，我從這位偉大的作家那裡所感受到的一切，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

那天，史沫特萊贈送了一件生日禮物給魯迅，那是她精心選購的一幅白綢子衣料；她還特地拍攝了魯迅在花園裡的照片。

當晚，史沫特萊直到客人全部離開，又到門口觀察一番，這才和友人一起送魯迅出門……

近半年後的一天，史沫特萊驚愕地獲悉：1931年2月7日晚，左翼作家聯盟的5位作家柔石、馮鏗等被秘密處決。她驚愕地趕到魯迅家裡。

柔石

馮鏗

魯迅拿出一篇《黑暗中國的文學藝術現狀》文章交給史沫特萊，沉重地對她說，「剛寫好。我希望你翻譯成英語，送到國外發表。」

「如果發表出來，你會被人殺害的。」史沫特萊警告道。

「這有什麼關係？總得有人出來說話啊！」魯迅嚴肅地說。

史沫特萊找作家茅盾商量，兩人決定把文章擱一擱。她又去找魯迅，說服他另外寫一封呼籲援助的公開信《中國作家致全世界書》，魯迅同意了。史沫特萊把魯迅的信翻譯成英語，安排人帶住美國，發表在《新群眾》雜誌上。魯迅的公開信引起較大的反響，各國作家、藝術家紛紛致電中國國民黨總部，表示嚴重抗議。

幾年後，史沫特萊已赴西安採訪。那天，她卧病在床，有人拿了幾本雜誌給她看，上面印著魯迅葬儀的照片。她大為震驚，驚愕不已，傷心地掩面痛哭……

和宋慶齡從朋友到「仇人」

結識名人宋慶齡，史沫特萊的上海社交圈更加高大上了。

1931年七八月間，宋慶齡收到一封英文來信，閱讀後滿意地向助手胡蘭畦說：「這封英文信寫得好，語言和用詞都很美。」

這封信是《法蘭克福日報》駐滬記者史沫特萊寫的，她受共產國際之託尋求宋慶齡營救牛蘭夫婦，請求孫夫人給她簡短時間接見她。

牛蘭夫婦

原來，共產國際委派牛蘭夫婦到上海組建共產國際遠東局，牛蘭被任命為遠東局主要負責人。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供出了牛蘭夫婦，於是牛蘭夫婦在英租界被警方搜捕，並引渡給南京國民黨政府。斯大林擔心牛蘭招供，從而暴露蘇俄以巨額金錢和軍火在華策動暴動和建立紅軍、蘇區的秘密，決定不惜代價營救牛蘭。

史沫特萊很快接到宋慶齡日複信，約她見面。

1931年8月24日，史沫特萊來到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走進了宋慶齡的寓所。

宋慶齡身穿一件黑色旗袍從座位上站起來，向史沫特萊伸出手來，史沫特萊緊緊地握住宋慶齡的手，用英語說道：「敬愛的孫夫人，您不愧為東方最偉大的女性，能見到您，我感到莫大的榮幸。」

會談開始了……

1931年10月，史沫特萊被宋慶齡聘為英文秘書，於是，她和宋慶齡關係密切起來，成為宋慶齡的得力助手。

那是初秋的一天，史沫特萊陪同宋慶齡參加完一個活動坐車回去。突然，馬路上跳出兩個男人，廝打著站到了馬路中央。宋慶齡座車的司機放慢車速並連連鳴喇叭，那兩個男人不但不讓路，還糾纏著向車前撲來。

宋慶齡坐在后座，皺著眉頭用英語對史沫特萊說：「看這兩個小商販，又在爭搶生意了。」

史沫特萊按住宋慶齡：「夫人，你別動，我看這兩人賊眉鼠眼的，不像是小商販呢。」她說完推開車門跳下車，那兩個男人一齊揮拳朝史沫特萊臉部打過來。

「NO！」史沫特萊大吼一聲，往邊上一閃，躲過了迎面擊來的拳頭；她雙手叉腰，嚴嚴地守護在汽車門邊。

「我們打架，關你這個洋婆子什麼事？」兩個男人沖著史沫特萊喊道，然後一左一右向汽車撲過來。

史沫特萊一聲冷笑，揮動雙臂阻擋他們，對司機用漢語大喊道：「快開車！」

司機急忙踩動油門，「吱」的一聲把車開走了。

兩個男人看著汽車跑了，掉頭向史沫特萊撲來，他們在路邊的同夥也圍了上來。史沫特萊從身上摸出一隻哨子，放在嘴裡吹了起來，頓時，兩個法國警察騎著高頭大馬跑來，那幫男人們頓時作鳥獸散……

回到挽救牛蘭夫婦話題，在史沫特萊的奔忙下，1932年年中，宋慶齡、楊杏佛、魯迅、蔡元培等中國著名人士以及在滬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伊賽克（伊羅生）等人，成立了「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宋慶齡任主席，史沫特萊任書記，委員會辦事處設在上海四川路216號302號房間。委員會策劃和開展了一系列挽救牛蘭夫婦的活動，最終，南京國民政府顧及各方壓力，宣布赦免牛蘭夫婦，將他們驅逐出境。

史沫特萊為共產國際立了大功！

1933年2月27日，宋慶齡舉辦歡迎肖伯納午餐會，特地邀請史沫特萊一起參加。

左一為史沫特萊

1933年初春，莫斯科一家出版社找到史沫特萊，願意為她要撰寫的新書預付稿費，她接受了，於是在1933年5月前往蘇聯。1934年3月，她在莫斯科接到了宋慶齡託人帶來的口信，宋慶齡要創辦一本英語雜誌《中國之聲》，希望她幫忙去紐約籌集資金和邀請專業人員。於是，史沫特萊4月初前往紐約，1934年10月23日由舊金山乘輪船「柯立芝總統號」回到上海。

史沫特萊忙於《中國之聲》籌辦工作，宋慶齡先後3次將開辦費撥給史沫特萊，可她把撥款用於其他項目，宋慶齡知道後批評了她，史沫特萊當面頂撞宋慶齡。史沫特萊連續往紐約寄了好多封信，終於獲得了美國共產黨書記白勞德的回應，他於1936年派了女秘書格蘭尼奇到上海來擔任《中國之聲》主編。格蘭尼奇到了上海，和史沫特萊多次發生爭吵，這又引起宋慶齡的不滿，她向著格蘭尼奇。1936年春，宋慶齡在報上發表聲明，否認史沫特萊是她的英文秘書。

至此，兩人的關係徹底決裂。

70年後的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公布了宋慶齡的一封密信，那是她1937年1月26日在上海寫給共產國際負責人王明的密函，宋慶齡在這封親筆簽名的信中寫道：

「……史沫特萊小姐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史沫特萊在回憶錄中，從未透露過與宋慶齡爭吵的細節，和宋慶齡的分手是她心中的痛。

和宋慶齡絕交後，史沫特萊感到在上海很難再有作為，於是決心離開上海，尋找機會前往中共領導的延安根據地。

1936年9月中旬，史沫特萊坐上了由上海開往西安的火車，她在車窗里向送別的朋友頻頻揮手告別，也和上海告別……

「史沫特萊」式的情色生活

一個女人的感情經歷，絕對受她的性格和觀念所左右。

史沫特萊長得高頭大馬，性格熱情奔放，不受羈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她在上海的情愛生活絕對是「史沫特萊」式的。

史沫特萊1912年結婚，1916年分手。1920年到達波蘭，後因從事革命被捕，出獄後與印度人維連德拉納什·查托帕迪亞雅同居，最終分手了。史沫特萊來到上海，是和一個比她小10歲的瀋陽作家馮達一起攜手過來的，他是她的翻譯兼情人。史沫特萊很坦率地告訴朋友，這小夥子挺帥，我們在精神上合得來，他在肉體上也是很棒，有一種雄性的魅力。

有一天，史沫特萊外出辦事，白俄女房東突然發現這個小夥子在地上翻滾，嘴裡流出綠色液體的泡沫。女房東馬上請醫生，醫生匆匆趕來，聞了聞年輕人嘴裡噴出的氣薄荷酒的酒味，放聲哈哈大笑。

女房東很生氣很尷尬，和史沫特萊同住的年僅20歲的朋友格特魯德·賓德感到很驚奇，史沫特萊趕回來也感到特別丟臉，支付了醫生出診費，然後當場決定讓這個小夥子離開。

史沫特萊告訴格特魯德·賓德：「我像個男人一樣解決性慾。」

賓德記得，有一天夜晚，一個年輕的海軍陸戰隊士兵突然從房間里逃了出來——他被史沫特萊猛烈的求愛嚇倒了。

據傳，1929年夏天，史沫特萊在上海與詩人徐志摩墮入情網,兩人一起沿著長江旅行了半個月。

詩人徐志摩

1929年年底，史沫特萊離開了美國人賓德，開始獨自居住。這時，她和性夥伴關係趨於穩定，她還常常流露出女人的溫情。

史沫特萊最難忘的愛情經歷是和蘇聯間諜佐爾格的同居生活。

1930年初春，蘇聯間諜理查德·佐爾格來到上海，迫不及待地跑來找她。佐爾格比她小3歲，體魄強健，化名為約翰遜，對外自稱是德國報刊駐上海記者。不久，倆人雙雙墮入了情網，同居了。那時，她為他的非凡魅力癲狂不已。1930年5月28日，史沫特萊寫信給弗洛倫斯﹒倫農，說：「我結婚了，孩子，可以這麼說——只是有點像結婚，你知道；然而他還是個有雄心魅力的男人……我不知道能夠維持多久；這不取決於我們。我擔心不會長久。但是這些日子將成為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佐爾格

有人對她和佐爾格同居不以為然，史沫特萊不客氣地反擊道：「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們沒關係。」

史沫特萊和佐爾格互相幫助，佐爾格在上海聯繫到的大多數是亞洲人，都是史沫特萊介紹的。令史沫特萊隱隱心痛的是，佐爾格在上海還有其他情人。

在營救牛蘭夫婦的過程中，史沫特萊請求朋友和熟識的人收留牛蘭夫婦的小兒子，德國共產黨員露絲﹒庫金斯基同意收留牛蘭夫婦的兒子，但是很快又反悔了。史沫特萊馬上了解到真相，原來是佐爾格對庫金斯基說，「你最管那孩子，就會暴露你的共產黨員身份。」庫金斯基想想有道理，於是就反悔了。

史沫特萊寫信指責庫金斯基「你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同時，她開始對佐爾格冷淡了，最後兩人分手了。

1946年初，史沫特萊偶然翻讀舊報紙，發現一條「新聞」：1944年11月7日，左爾格在東京關押所刑場被執行絞刑，罪名是國際紅色間諜，那天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

史沫特萊大驚失色，不由得痛苦地說道：啊……死刑！這是真的嗎？那個人是我的……我非常重要的人，我的丈夫……是的，以前是我的丈夫。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史沫特萊這麼熱衷於性愛，可是居然從未使用過化妝品，她的衣著和男人差不多。她信奉「自由的、革命的」愛情，拒斥婚姻，稱其為奴役婦女的枷鎖。

「史沫特萊」式的愛，在她的朋友圈是一個熱烈的話題。當年在上海的美國作家項美麗談起史沫特萊時不客氣地說：「她極其耽於肉慾，喜歡飲酒作樂，她能夠和最出色的男人調情！」

史沫特萊在西方世界，因其信仰共產主義而不受待見；在蘇聯和中國，她卻因信仰共產主義而受到俄共和中共的歡迎。史沫特萊的人生際遇，是她自己選擇的結果。

史沫特萊和宋慶齡從好朋友到最後決裂，她到延安和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爭吵和她的特立獨行，得罪了許多人，以至於最後被迫離開延安。史沫特萊的命運走向，是她性格決定的結局。

史沫特萊在上海生活了7年，留下了屬於她的獨特故事……

人物檔案：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鎮的一個貧苦家庭。她早年當過侍女、煙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曾在《紐約呼聲報》任職。1919年起，她僑居柏林8年，積極投身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史沫特萊於1928年底來華，在中國居住12年。其代表作品為《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中國的戰歌》。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英國倫敦逝世，終年58歲。1951年5月6日，北京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