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位國學大師走了，我們欠他一個頭條

2018年2月6日凌晨，饒宗頤走了，享年101歲。遺憾的是，關注此事的人並不多，但是他的去世，標誌著一個學術時代的結束。

世界華人周刊專欄作者：朗博

探究東西文化，洞察差異化的世界

也許很多人對饒宗頤這個名字很陌生，但了解中國文化的恐怕沒有人不知道他。

他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

錢鍾書離開人世後，他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

他是大師心目中的「大師」。

錢鍾書認為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師」；金庸說，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余秋雨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

學界認為他是「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

他認為能拯救21世紀人類是中國的儒家文化，所以，他是個真正的國學大師。

·01·

人謂其「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這點毫不誇張。

中國鮮有饒公這樣涉獵廣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學者。

在國學方面，從炎黃到明清，歷朝歷代他都涉及，並在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等十五個領域都有建樹。

同時中國書法繪畫造詣也很高。

他還精通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古伊拉克語（楔形文字）、古印度梵語等六種語言文字，其中古代印度梵文和楔形文字，號稱「天書」，在其本土也很少有人精通。

但是，誰又能想到這樣一個博古通今的人，竟然初中都沒有畢業。

1917年，饒宗頤生於廣東潮安。他的家族是當地首富，其父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

饒公自述童年經歷：「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兩歲時因病去世，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

從小在家飽讀藏書的他上初中以後，發現學校講的自己都知道，便在家中自學。

他20歲時，整理髮表了父親的遺著《潮州藝文志》，這讓他名聲大噪，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

此時正值日軍侵華，他隨中山大學繞道香港遷往雲南，不料在香港大病一場，滯留於此，但也因此認識學者王雲五和葉恭綽，開始熱衷於國學。

其後，他曾在先後在無錫國專、廣東文理學院任教，最後在香港大學擔任教授，直到退休。

他一輩子專心國學，涵蓋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均提出自己學術的看法，終成一代大師。

·02·

他在國學上有自己獨到而深刻的看法。

國學是個研究做「人」的學問，體現著中國人的巨大智慧。

現代的科技飛速發展，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但人們在快節奏的生活下，並沒有感到幸福快樂，反而越來越焦躁不安。

所以，他認為應該做到「物物而不物於物」。

此句語出《莊子》，意為人應該駕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驅使。我們一生，都會受到「物質」的誘惑，追求各種慾望，但實際上，天下萬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補齊，可事實上永遠也補不齊，這樣就會永遠不知足地追求下去，這也是人類痛苦的根源所在。

人對自然傷害有多大，自然就對人類傷害有多深，最後結果就是「天人互害」。

因此，他在中國「天人合一」的基礎上提出「天人互益」，具體為「慈悲喜舍」，就是要有慈悲之心，樂於捨棄。

他的箴言，對於急功近利的當下人無異於當頭一棒。其實，我們已經忘記自己的初心，忘記了古人賢哲的教誨，消耗自己的精力和熱情，去追名逐利，到頭來卻失去最寶貴的東西。

如今，我們在興起的「國學熱」之中，是否應該反思一下，到底應該教給孩子什麼？

·03·

饒公對於國學的看法，更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

當科學技術越進步，人類反而越覺得自己渺小脆弱。

從核武器到福島核電站泄露，從化學工業興起到各種毒奶粉食品危機，從機器時代到現在的霧霾，人類在發展的同時，也對環境和自身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在他看來，在當前科技的時代，人文科學更應該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縱物質還是人，所以「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是同樣重要的。

西方文化過於強調的技術手段是注重「物」的學問，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做「人」的學問。當技術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的時候，如何去做「人」，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他認為：「英國的湯恩比博士曾說，拯救21世紀人類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這是比較公平、公正的。我們中國的儒家思想，特別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夠主動吸納不同文明的優秀成果。」

這點並不是盲目自大，他正是學貫中西，以「求是、求真、求正」去分析中西文化特點所得到的結論。

中國的傳統文化兼容並包，可以超越政治、種族、宗教、世俗，中國的歷史也不斷融合外民族，克服各種自然和社會危機，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儘管在近代以後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他最早提出文化復興，中國是世界文明漸次融合的集大成，「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

他也是最早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者，在研究古印度的文化時，他就看到了「海上絲綢之路」比陸地「絲綢之路」也許更早，於是在1974年就發表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章，這也證明華夏文明對世界的影響。

·04·

因為對中華文化卓越見識，饒公被聘為新加坡大學、耶魯大學、日本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學生、弟子遍布世界。

因為他的學術成就，編號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為「饒宗頤星」。

他也被法國人認為是歐洲漢學的泰斗，曾獲法蘭西學院儒林漢學特獎、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法國首位華人榮譽人文科學博士、香港政府大紫荊勳章，以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終身成就獎等。

可他甚是謙遜、風趣地說，呵，大師？我是大豬吧。現在「大師」高帽滿天飛，太多了。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對於學術在國學上取得的成就，他只是說自己像守株待兔一樣：「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

縱觀饒公一生，他始終在求知的道路上，保持一顆童心，而對名和利看得很淡，「我對錢越來越沒興趣，父親的錢到我手裡變得越來越少。看來，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學術研究繼續下來」。

而他一生也樂善好施。2003年，饒公將自己的藏書，珍貴的古籍善本，180多件書畫作品，捐贈給香港大學；汶川大地震，捐款港幣20萬；青海玉樹地震，捐款港幣10萬；甘肅舟曲泥石流，又將親朋饋贈的16萬元悉數捐出；把義賣書法作品的百萬元均悉數捐給了慈善組織。

雖然，他沒給自己留下什麼，但純凈的心境讓他成為茹古涵今的國之耆宿，更重要的是，自從在香港大病後，他悉心研究國學，以後再沒染過大疾，健康活過百年而終。這也是他從國學得到的益處吧。

繼季羨林離世後，饒宗頤，最後一位國學大師也離開了我們。

他的去世，標誌著一個學術時代的結束。

從此國學再無大師！

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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