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國——梁武帝「三教圓融」學說對構建和諧社會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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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國——梁武帝「三教圓融」學說對構建和諧社會影響深遠 2017-05-24 00:00泉州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和台胞祖籍地。地處我國東南沿海，與台灣隔海相望，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泉州港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泉州也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有「海濱鄒魯」、「光明之城」的美譽，還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泉州的宗教有道教、佛教、伊斯蘭教、景教（古天主教的一個支派）、天主教、印度教（婆羅門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拜物教、猶太教等諸多宗教，其歷史悠久、史跡豐富，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更值得一提的是清源山南台有一座三教合一的建築群，是全國三處三教合一的建築群之外又一很奇特三教合一寺廟建築群。南台所不同的是三清觀、大雄寶殿、文昌閣；而梁武帝在東嶽廟裡設「三老殿」，供奉的是老子、釋迦牟尼、孔子三大聖人。

目前全國三處三教合一的建築群是：貴州青龍洞古建築群，儒、釋、道三種宗教的寺廟群雄踞山腰，1988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山西大同渾源懸空寺，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寧夏中衛高廟，也是集儒、釋、道三教於一廟，共塑有各類神像174座，逼真精美之極，令人目不暇接。

「三教」，指的是儒、釋、道三家。佛教原來是流行於古印度的一種宗教，大約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開始傳入中國。東漢末年，戰亂頻仍，人民生活困苦，於是，佛教有了更廣泛的傳播。兩晉時，佛教日盛，因而發展到了儒佛之爭；後來又出現了道教和佛教之爭。

梁武帝蕭衍(464-549)是南朝梁代的開國皇帝，也是一位博學多通的大學者。他對儒學、道學、佛學乃至史學、文學等，都頗有研究。多才多藝，文武全能，史稱：「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梁武帝博覽群書，勤於著述，將老子、釋迦牟尼、孔子，這些名震天下的三大聖人的思想，融匯貫通，形成一體。他認為三教各有不同的主張，儒家：積極的入世思想，教人向上，注重禮儀，教人怎樣做人做事，治理國家，報效君主！佛家：教人向善，讓人注重生活中積累善行，善念，給人們來生去往極樂世界的期盼。道家：代表是老子思想，以清靜無為作為主要思想，教人在清靜中享受生命，體味生活。

梁武帝蕭衍不僅自己對佛教信之仰之，還下令好友陶弘景也信佛。皇帝的聖命難違，陶弘景開始大量地研讀佛經，逐漸接受了佛教。梁武帝蕭衍這一強人所難之舉，竟成就了一樁偉大的創舉—— 蕭衍和陶弘景一起在理論上奠定了儒、釋、道「三教圓融」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追求真善美為目標的，而「善」是其最重要的「中華魂」特質和核心價值。《大學》所言「止於至善」，說明「善」乃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而道家雖以探索宇宙本源之道為哲學旨趣，但其最終落腳點仍然在人道上，在思考社會與人生的本質時，道家同樣是求善的，老子的《道德經》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梁武帝在理解消化佛教思想、融會中外文化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終於使佛教登上中國思想文化的舞台，在與中國固有文化相結合的同時，也進一步推進發展了佛教的中國化，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中華民族對佛教的包容。中國佛學精神是印度佛學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融合的產物，中國佛學精神是在佛教中國化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自覺修道、行善」的「善德文化」。

梁武帝認為，儒、釋、道三教各有妙用而不能偏廢。三教的旨趣雖然各不相同，但三教卻有一個共同點，即所謂「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即都要求人們安於現狀。這說明，三教合而為一，對鞏固封建統治會有更多的好處，也是他追求和平安定的社會理想的一種反映。基於這個原因，梁武帝把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總稱為「三聖」，在東嶽廟裡設「三老殿」，供奉老子、釋迦牟尼、孔子三大聖人。力圖調和三教之間的矛盾衝突，強調三教之間可以交相輝映。

「三教圓融」的學說思想，是儒、釋、道矛盾鬥爭的產物，也是梁武帝佛教學說的一個創造；他灌輸給人們心善、忠孝、成仙、來世、因果、好人好報等勸人向善的思想。而梁武帝蕭衍更是利用手中的頂峰權力推動了三教圓融，使皇家與士族、廣大民眾逐漸接受，在社會上推而廣之。

梁武帝宣揚，儒、道之所以低於佛，是因為儒、道只能求世間的善；佛之所以高於儒、道，是因為能使人成為出世的聖人。梁武帝以佛為主，把三者結合起來，在理論上互相貫通，在實踐上互相補充，即既用儒、道的道理教人在世間行善，又用佛教教義勸人出世成佛。如此「三教圓融」，梁武帝蕭衍經歷四十八年的勵精圖治，完全形成了儒釋道圓融一體的中華文化合流的立國思想。

梁武帝蕭衍文化立國是萬年大計。蕭衍雖是軍功起家，卻是文化立國的明君。他在位期間，致力於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的同時，由於他自己學術造詣極高，自我修行到位，無論是在宗教界，還是在思想界，都採取了開放的政策。於是，一個繁榮景象在南中國出現了：在儒釋道「三教圓融」學說思想勸人為善的引導下，社會和諧，國強民富，碩果累累：文學上，劉勰的《文心雕龍》、鍾榮的《詩品》、蕭統的《文選》等這些耀眼的文學明珠產生了；科學上，陶弘景的煉丹術，祖沖之的圓周率，天文上的大明曆出現了；音樂上，梁武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弦管。帝既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連佛法。」（《隋書音樂志上》）梵樂在江南的發展成為當今我國民樂的母汁之一，清心文雅，據稱是南音的源泉。

梁武帝三教圓融的和諧思想與西方宗教帶有屠殺與血腥，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僅使中國歷史上的宗教替代顯得溫和，也體現了我們民族仁愛、和為貴的博大胸懷等民族特性。

南朝是繼東晉之後，由漢族在南方建立起來的皇朝，使華夏文明得以延續和發展，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蕭衍和陶弘景的歷史功績，載入了中國宗教史冊。由於他們的大力提倡，儒釋道三教亦分亦合，三教圓融，晚唐詩人杜牧《江南春》曰: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這一龐大的數字，並非出於詩人的誇張。據史書記載，梁武帝時建康（南京）的寺廟數量甚至超過了500座，反映了南朝時期佛教盛行，其寺廟規模宏大，金碧輝煌。梁武帝也經常到寺里說法講經，聽眾逾萬，並曾先後四次捨身為僧，穿上僧衣，在寺中過起僧人生活，人稱為「皇帝菩薩」。梁武帝宣揚「三教圓融」學說，對繁榮全國的宗教文化事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梁武帝三教圓融文化立國的「圓融」「和諧」精髓，對今天我們匯聚正能量，構築和諧社會，共圓」中國夢』，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圖片來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