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教授生平事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戰火扭轉了近代中國的命運，一個月後日本軍隊進入北平，京城淪陷，許多學校都被日本人管制，具有國際背景的燕京大學及協和醫院也遭日軍掠奪。輔仁大學因為是天主教會創辦的，天主教教廷位在義大利，而主持輔大的聖言會又屬於德國，當時日本與德國、義大利兩國交好，稱為軸心國，輔大以她的國際性沒有遭到日軍的騷擾，是北方淪陷區唯一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本課本、不以日語為必修課的學校，所以很多北平的名教授們都歸依到輔大教書。[18]

日軍進入北平前門大街

隨著戰事愈演愈烈，清華、北大等校被迫輾轉南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立即被日本憲警侵佔而停辦。輔仁大學除了要籌劃對策，應付日軍的惡勢力，還要擔心抗日教職員學生的安全，再加上生活物質的缺乏，學校經費短絀，真是備受煎熬。即便如此，輔大仍擴充院系，增設研究所，即時招收「借讀生」，使未能逃到大後方的學生能繼續學業，不致失學。尤其那時女生升學特別困難，輔大甚至還擴展女院招收女生。

1937年國軍二十九師於七月底撤出北平後，日本特務機構扶持臨時政權，北平陷入日本人所指使的漢奸集團的統治，當時很多藝術界和文化界的菁英都拒絶日本偽政權的高官厚祿，不願同流合污。1938年輔大兩位教授竟應「滿洲國」的聘請要去當官。古道熱腸的英千里知道後，徹夜勸阻，叮囑這兩位教授一定要深思，說遍了種種厲害關係，無奈兩人仍執迷不悟，前往應聘，無知地斷送了自己的前程。[19]

多年後，英千里在〈鐵窗回憶〉這篇文章中提到，平津淪陷以後，學校大多數的教授們只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他也是其中之一。後來，看見許多知識分子竟去當了漢奸，還有日本人的種種暴行，讓人再也無法忍受，英千里便力邀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及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以研究明末的愛國志士顧炎武的學說為名，共同成立「炎武學社」，鼓勵「人心不死、國家不亡」，實際上則是組織秘密團體，從事地下工作。參加的成員，全是當地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一切行動和主張，免不了書生之見，在單純的熱情下，做出許多幼稚可笑的壯舉來。例如，輔大化學系的助教們，曾埋頭於實驗室製造炸彈，準備用來炸日本人，沒想到在製作過程中，炸彈忽然爆炸，弄得滿室煙霧瀰慢，室外的人則虛驚一場。

另一問題是炎武學會的成員大多在各校教書，七七事變後，北平的高等學府，除教會辦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輔仁大學以及幾所中學外，全被日本當局接收。老師們堅守不合作的原則，不到日本人主辦和接收的學校工作，然而燕京、協和、輔仁三校，根本無法容納所有的教師，炎武學會又沒有經費，也沒有中央的任何貼補，所以許多教職員的生活，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基於以上的因素，使得英千里等不得不變更策略，另謀出路。一年以後，「炎武學會」擴大為「華北文教協會」，由當時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擔任第一任總幹事。協會很快與重慶方面暗中取得聯繫，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津貼，行動更加積極具體，不似以往的炎武學會，只採取消極的「不合作」方式。[20]「華北文教協會」經常遣送優秀學生去大後方，還苦心安排外籍教師做掩護，協助無數不願受日本教育的青年在戰火中逃命。在輔仁大學的資料中記載著：

1939年8月，訓育主任伏開鵬因遣送學生南下，遭日軍逮捕；教務主任胡魯士因學生南下問題被捕。

1940年伏開鵬因組織學生參加三青團被捕。

同時「華北文教協會」也派人到天津、濟南、開封、太原等地講學，在旅行演講的掩護下，與各地成員聯絡。中央方面也經常有人來聯繫，這樣英千里領導的華北地下抗日活動才納入正規，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其間發展都相當順利。

1939年德國閃電攻擊波蘭，英法立即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5年庇護十二世當選為教宗，為表彰英千里對國家及天主教高等教育的鉅大貢獻，羅馬教廷特授「騎都尉勳爵」給英千里。英先生當時非常感動，因為要真正有功於國家的人才配得這個爵位的。

據輔大「廿六年度(1937年)教員履歷表」，那時學校裏尚無日籍教師。1938年隨著細井次郎到輔大任職，日本軍憲和警察局派來的特務充斥在校園內，他們有些偽裝成教師，有些混雜在學生當中。學校中有什麼集會，需事先向日本軍部和警察局報告，以便派顧問「出席指導」。學校每天來往的書信、文件，常要經過他們的檢查。從校長、教授到學生、工友，都成為他們監視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華北文教協會師生時時都有被逮捕的風險。[21]

1941年年初，「華北文教協會」和中央方面失去了聯絡，原來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教員同志們，因得不到經濟支援，有的為生活所逼，漸漸動搖而回到偽北大、師大去教書了。從那年夏天起，北平當地的情形更形惡劣，被捕的同志愈來愈多，重慶方面和英千里之間仍毫無聯繫，這是「華北文教協會」最沉悶、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1941年11月底，日本人已經注意到沈兼士和英千里是抗日地下組織的重要人物。同志們都勸他們兩人早日離開北平。那時北平文教界成員中，還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輔大教育學院梡長張懷，一是經濟系教授董洗繁，他們四人幾度會商，都感到在道義上不能丟下同志，一走了之，最後英千里堅決不肯離開，沈兼士只好服從眾議，於12月中化裝出走，之後就由英千里獨撐殘局。

與此同時，中央也派員潛入北平，帶來最新的指示和補助款，文教協會的成員相當振奮。英千里將訊息和分配款項的名單，都藏在家裏「華裔學誌」那本書中，英夫人將錢縫在一條棉被裏，就在要將指示和錢分發之前，英千里被捕了。[22]

當時就讀輔大西語系四年級的張秀亞，特別記得英老師曾囑託她幫忙繕寫一部彌撒經文。1941年12月底的那天在學校沒看見英老師，張秀亞便到老師家取未完成的稿件。只見英老師與師母相對而坐，臉色有些蒼白。看到張秀亞來了，他親切地招呼張秀亞，解釋因為胃疼，所以未到學校去。英老師說：「你既然來了，還是譯吧。」張秀亞記得那天譯的是經文「太初有道，道即天主。…」那一段，是經文中最精妙、最難譯的，而英老師則以精確美妙的字句來闡釋。譯完後，英老師如平日般，風趣地談著文壇掌故，學人軼事，師母還留張秀亞在家中吃晚飯，直到晚間八點多鐘才離開。

幾天後張秀亞就聽到了英老師被日本人逮捕的消息，原來張秀亞去看老師的那天，英千里所領導的地下抗日團體中，有一成員不慎落入敵人的陷阱，整個抗日組織的名單都被日軍掌握。英老師著急到胃病復發，無法去授課。[23]

1941年12月卅日深夜，英千里在睡夢中被搖醒，被拿槍的一個日本人和三個偽警(中國人)帶上手銬，押到了北平公安局。日本人逼英千里招出沈兼士的下落，「只知道他頭有病，半個月前去西山一座廟裡養病。」英千里回答，「是哪座廟我不清楚。」日本人哪裏相信英先生的說詞，逼供、威嚇，還把他帶到院子裏，橫綁在一條長凳上，一人按頭捏鼻，一人向英千里嘴裡灌水。就這樣拷問、灌水，不知進行了多少次，英千里都堅持不屈，侃侃而辯。

雖然在獄中受苦受難，英老師心裡始終保持著一片寧靜，沒有恨，也沒有憂。大家知道英千里在日本人手中受了許多酷刑和侮辱，可是英先生本人卻從來不願提起，「日本人所以要這樣做，是站在他們本國的立場為了他們本國的利益。真正讓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過去對日本人、對國人出賣人格與靈魂的漢奸們。」英千里曾感慨地告訴學生。

1942年4月4日英千里終於被釋放回家，結束了這一百天的牢獄之災。[24]從獄中出來後，他的心中升起這樣堅定的信念：「世人成功失敗，在於人格道德。中國人，不論在怎樣的殘酷的鐵蹄下，雖然有些人明哲保身，委屈苟安於一時，終究是不會被征服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千里被捕下獄後，日軍就派了三個日本人，長期監視英家。凡是登門拜訪者，都被抓到日本憲兵隊訊問。即使家中的女傭上街買菜，也有人跟蹤監視。英夫人蔡葆真女士知道當時地下工作人員的名單，被英千里藏在家裏「華裔學誌」的書中，放在書房的書架上，心裡很著急，深怕這份名單會被日軍發現。在英千里下獄後的第三天，機智果決的英夫人準備了酒菜，宴請三位監視家裏的日本人，在外院吃火鍋，表示慰勞，一面悄悄吩咐十二歲的兒子若誠去書房找出那本書中藏的名單，立即燒毀。若誠把事情辦妥，回到外院，英夫人還在殷勤款待三人，勸酒敬菜，賓主盡歡。英夫人的智慧和膽識，成功地掩護了平津地下工作人員的安全。[25]

英千里出獄後又回到輔大任教，同時負責華北文教界的地下組織。1942年中央政府任令英千里，為中國國民黨北平巿黨部書記兼代主任委員[26]，當時的輔大已成為中央政府及國民黨在北平活動的中心。在那段時期，校內的一切措施，都遵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對偽政府的指令完全置之不理，英千里當然又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

1943年3月間日軍再度逮捕英千里，在他家搜出了華北文教協會的主要工作人員名單，3月20日以後，日軍即展開大搜捕，這次被逮捕的還包括輔大兩個學院的院長、七個系的老師及學生三百餘人，震驚了華北教育界。

在日本憲兵隊羈押三個月的時間裡，沒辦法和家裡通信，沒換過衣服、理髮，更談不上洗手、洗澡了。你想想，那三百多人是什麼情況？學生、老師滿身都是蝨子，到處是被抓傷的血跡。每天只能得到兩杯涼水和兩三個如磚頭一般硬的涼窩窩頭充飢，看可以把你餓到什麼程度你還能活。當時被捕的四年級學生孫金銘回憶，張懷、英千里等教授有時兩三天都吃不到任何東西，被摧殘得不像樣。即便如此，英老師仍堅強地處之泰然，沒有怨言，還勸同學們要多忍耐，強忍著把發霉綠的窩窩頭吃下去。

經日本憲兵隊審訊後，英千里與其他共26人在刺刀包圍下，被送進了集中營，由軍法處逼供。孫金銘目睹了日本憲兵對待中國人的手段：

在審訊過程中，日軍對他們棒打、腳踢、皮鞭抽、灌涼水、灌辣椒水、雙臂吊來打、用火筷燒、上夾板、電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釘竹籤等等，慘不忍睹。張懷教授和英老師多次因受刑暈死過去。[27]

在這人間地獄裡，原本身體健康的英千里，在歷經多次殘酷迫害後，被加銬腳鐐的他仍是不屈服。酷刑使英先生肺部和胃部都嚴重受損，身體從此瘦弱不堪。而他堅持正義、不向惡勢力低頭的身影，卻充分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凜然正氣。在中央政府地下人員協助下，英千里才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後來又減為15年徒刑。

一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前夕，英千里終於出獄。

英千里被日本人關押期間，大義澟然，視死如歸，

使終保持著中國知識份子的風骨和氣節

甫出獄的英千里，儘管身體很虛弱，仍然堅持輔大秘書長和教授的工作。1945年北平由國民政府接管後，英千里馬上被中央政府任命為北平巿教育局局長，並蒙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先生召見，頒贈勝利勳章。英千里本是一介書生，為人正直，清廉，根本不懂得什麼為官之道，任何不義之財他都嗤之以鼻，只靠那份公家薪水養家糊口，日子倒也過得清貧。

雖然對日抗戰勝利，走過八年抗戰歲月的中國，享受不到勝利的果實，馬上又面對中國共產黨全面掀起赤化中國的戰爭。共產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份子具有強烈的滲透和說服魅力。1946至1948年大學校園充滿了政治動盪和叫囂。共產黨派來的職業學生，數目可觀，幾乎潛伏在每一所大學與中學裡，常常藉機興風作浪，罷課、遊行、請願、鬧學潮等等，鬧得天翻地覆。

面對局勢的動盪，這位只懂作學問，不諳為官之道的英局長在北平教育局任內不久，便向教育部遞了辭呈。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又把英千里調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司長。在赴南京上任之前，正在清華大學唸書的英若誠勸父親：「我認為您最適合就是教書做學問，南京官場上的那一套您是適應不了的，還是不去的好。」英千里卻認為官做得大一些，肯定對教育的貢獻會大些，1946年8月他就欣然赴任了。英千里雖貴為教育部社教司司長，但家中的經濟狀況是相當拮倨的，家人不得以只好將家中珍藏多年的郵票賣了貼補家用。

1948年英千里兼任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並當選為北平巿國民大會代表。英千里看不慣官場上腐敗的風氣，他在司長任內一會兒想幹這個、一會兒想幹那個，卻什麼也沒幹成。英千里的幾個孩子都不贊成父親再繼續做官，都勸他：「你千萬別幹了，這種官你幹不了！」。[28]同年冬天輔仁大學堅持邀請英千里回校任教，英千里才辭去教育部的職務，告別了短暫的政治生涯。

1948年英千里當選為北平巿國民大會代表，來台後仍續任

煎熬的抉擇

1948年北平的形勢日趨緊張，11月29日共產黨所屬東北野戰軍會同華北軍區主力共100萬人，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聯合發起平津戰役。北平城物價一日數漲，街頭到處都是搶購物資的人群。12月12日，共軍團團圍住北平城，城門緊閉，糧食蔬菜等物資都運不進北平城，有辦法的人都想逃出去。

此時，在南京的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國民黨大員，在蔣介石先生的授意下，緊急磋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計畫」，名單上全是當時國內最有成就的知識份子，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輔大教授英千里。傅斯年在電文中特別要求：「每人只能帶隨身行李，通知時請其千萬勿猶疑，猶疑即失去機會。」又指出，「機到即走，不能觀望稍有遲疑不決。」。[29]

1949年1月傅斯年飛抵臺灣，就任臺灣大學校長，馬上就發電報邀請英千里到臺大任教。選擇留在北平面對變局？還是單身遠赴台灣先去看看再說困擾著英千里。三子英若誠特別從清華大學趕回家裏，勸父親留下來。英千里回了一句，?那我的信仰怎麼辦？?[30]相信思想、信仰、言論自由是人類普世基本權利的英千里，在紛雜的局勢面前，對於一個要消滅宗教及信仰而一統天下的共產黨政權，英先生心裡已有了定見。

當南京派出的飛機飛抵北平上空時，南苑機場已被共軍攻佔，飛機無法降落，只能空返。國軍在天壇和東單廣場砍伐了大批樹木，在北平市內搶建起臨時修建好的東單機場。郊區戰火蔓延，槍炮聲雜亂緊張，南京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在東單機場降落。來不及告知家人，在四子英若聰的陪伴下，英千里只帶了一個公事包，匆匆趨車趕赴東單臨時機場，同機的還有北大、清華的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黃金鰲、張佛泉等著名教授。

英千里在寒冷的冬日離別了北平，飛到南京，再轉赴台灣。沒想到從此與家人相隔兩地，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這塊魂牽魂縈的古城舊地。

[18]王靜芝，「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三沈紀念館網」(http://www.hyxw.com.cn/sanshen/news.asp?id=151)，2004年9月2日。

[19]郭麟祥，〈懷念英千里老師二三事〉，《輔仁往事第二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66。

[20]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四期，台北，1963年，頁14~15。

[21]孫金銘，〈記華北文教協會〉，《輔仁往事第二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53。

[22]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四期，台北，1963年，頁15。

[23]張秀亞，〈我所認識的英師千里〉，《輔仁》第2期，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出版，1960年，頁29。

[24]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四期，台北，1963年，頁13~16。

[25]韓拱辰，〈懷英伯念師恩—追憶英千里教授〉，《傳記文學》，台北，第五十九卷第三期，1991年，頁99。

[26]許祖惇，〈哭英師千里〉，《輔友生活》，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1970年，頁8。

[27]孫金銘，〈懷張懷院長〉，《輔仁往事第二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出版，2007年，頁263。

[28]姚家余，《英若誠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8年，頁76~79。

[29]岳南，《之後再無大師》，八旗文化出版，2010年，頁320~322。

[30]姚家余著，《英若誠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8，頁79。

[31]那廉君，〈臺大之戀〉，《臺大話當年》，群玉堂出版，1991年，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