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吉凶觀」之科學解讀與合理借鑒

《周易》「吉凶觀」之科學解讀與合理借鑒

劉一恆

《周易》價值的終極關懷是人的生存安全。先哲制《易》，「仰觀俯察」、「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彰顯的全是人們在生活實踐活動中的利與害、福與禍、興與衰、吉與凶的發生條件與轉化規律，形成以天文為背景的《周易》「吉凶觀」。表達這一觀念的基本命題是：「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同時以模擬宇宙基本結構的象數體系構建了一個「推天道以明人事」、「觀天象以斷吉凶」的自然邏輯模型。引領人們「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而「法天貴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達到「天人相通」的境界，實現「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的生命價值目標。

一、趨吉避凶的古今探索實踐

縱觀宇宙演化、人類進化的歷史可見，人類一直是在不斷適應複雜多變地球環境的艱苦爬涉中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同所有生物種群一樣，人類從來也未能逃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地球經歷的星體撞擊、火山噴發、大地震動、水旱災害、氣候巨變以及疾病、猛獸、戰爭、事故等天災人禍，人類都未能倖免。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嚴重威脅與挑戰，中華遠古先民早就踏上了探索生存之「道」與安全之「法」的「問天」之路。嚴酷的生存環境迫使先民將自身的聰明才智發揮到極致，創造了「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順性命之理」的警世之作—《周易》。這部立足天道本體、指導人類生存與安全的智慧寶典，昭示中華先民「法天象地」、「與天合一」、「順天應人」、趨吉避凶。度過了來自自然、社會、人生的種種厄難，開創了源遠流長、連綿不絕的燦爛中華文明。

早在七千年前以至炎黃的天地洪荒年代，先哲已經開始根據長期觀察的日、月、星辰運行與氣候變化的規律，創製曆法，確定歲時、節令，並萌發了依據「天象」而創「易」的「易象」思維，開啟了「畫前易」文明。發展到夏、商、周時代，「人人皆知天文」，並且已經採用「三垣二十八宿」恆星體系作為基準，全面、精確觀測天象，「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同時根據天象變化，推斷人事災祥吉凶。總結幾千年的天文觀測與生存、生活實踐，「世歷三古」而形成經典的《周易》明確指出：「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漢代京房的《京氏易傳》，集前賢「天文災變」研究之大成，融日、月、星於一體而互參，研究由天體運行引發地球災變的規律，指出：「隱顯災祥在乎天」，「見災於星辰」。《隋書·天文志》也明確講到：「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可見，聰明睿智的中華先民早就把「觀天象」、「推天道」應用於趨吉避凶的生產、生活實踐。在關乎生死存亡的軍事鬥爭史上，歷代軍事家更加重視研究天文、氣象變化規律及其對軍事行動的影響，把「天時」作為運籌、指揮作戰的首要條件。早在三千多年前，先哲就已發現月球運行到二十八宿之不同宿位，引發地球氣象變化與災害的現象。《詩經》說：「月離於畢俾滂沱兮」；《書經》也說：「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三國時期精通天文的諸葛亮已經把這些規律應用於重大軍事行動的運籌決策之中。建興七年，曹魏四十萬大軍欲取蜀國重地漢中，諸葛亮決定只派一千兵守隘口。守軍將士百思不解、畏懼不前。諸葛亮解釋道：「吾昨夜仰觀天文，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同樣懂得天文的魏軍將領司馬懿，也作出同樣判斷，遂令大軍「不可輕進」。未及半月，果降大雨，而且連綿三十餘日，魏兵被困於陳倉城外，漢中免於戰亂。在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深諳天文氣象、「七十二候」的諸葛亮竟提前數日預測到江南之地、隆冬季節起東風之時日，吳蜀聯合定下「火攻」之計。風起之時，吳軍發起火攻，取得八萬之眾破曹八十萬的著名戰例。這場戰爭，天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後人有詩評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在中國軍事史上，歷代軍事家都把進行軍事行動前「仰觀天象」視作謀劃軍事行動的必要前提。《史記·天官書》里記錄的軍事行動前「觀天象」的案例就有124條。其中雖有不少牽強附會、蓄意渲染的成分，但也包含著許多先哲關於天象變化對於軍事安全行動影響之自然規律的經驗總結。古代典籍還記錄著大量的關於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發生的「凶、咎、厲、悔」事件同天文曆法對應關係的事實與直感認識。《內經》指出：「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並列舉了大量「天人相應」的實例。《夢溪筆談》則具體講述了朔望月對生存環境及人類活動的影響。唐代天文學家還把長期觀察記錄的一年十二個農曆月中，事故多發的天象、曆日對應關係作為「歷注」編入曆法之中。更有甚者，先哲還創立了一套龐大的、以天文曆法為基礎、以「易理」為依據、依「擇吉避凶」為宗旨的「數術學」體系。先後收錄在《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大型歷史文獻之中。由於歷史環境與科技條件的限制，這些觀察記錄與學術體系尚處於「直感體悟」和「唯象」認識階段，而且混入許多唯心迷信成分，形成魚龍混雜、真假難辨的局面。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西結合研究「人與自然關係」與「人類行為學」，都為探索古代天文曆法、「擇吉」數術的自然機理，辨析真偽，分清精華與糟粕，提供了實證科學論證的方法、手段。現代人類面臨的嚴重生存危機，則對探索研究提出了強烈而迫切的客觀要求。

近、現代以來，隨著「工業文明」的蓬勃發展，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各種災害、事故頻繁發生；現代文明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人的生存、安全遭受嚴重威脅。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每年因災害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十分慘重，而且有不斷增大的趨勢。2008年我國就發生了南方地區大面積冰雪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災害。僅汶川地震，直接經濟損失就達8451億元，遇難和失蹤人數達87149人。非常遺憾的是對這次特大地震，震前竟未作出任何預報。與此同時，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發生的、居高不下的各種事故也對人們的生存安全構成愈來愈嚴重的威脅。道路交通事故、空難、海難、礦難等等，無論是在發生頻率方面，還是在慘重損失與社會影響等方面，都向現代人類警示了防災減災、預防事故、安全發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這樣的形勢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減災防災」、「預防事故」、「可持續發展」、「安全發展」等社會發展重大應用課題的研究。我國一大批「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專家、學者聯合開展「跨學科」的「天地生綜合研究」。國際科學聯合理事會（ICSU）也組織了一項「全球變化—地圈與生物圈計劃」，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正式開始實行。中、外科學家論證認為：中國古代科學關於「究天人之際」的「三才之道」，「法天象地」的時空環境選擇、「順天應人」的安全行為模式，包含著先哲關於「人與自然」的睿智認識與警世發現。正如當代「耗散結構」理論創立者、「混沌和複雜科學」革命代表人物、比利時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普里高津指出的那樣：「中國文明對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有著深刻的理解……中國的思想對於那些想擴大西方科學的範圍和意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通過中外科學家的跨學科研究，綜合論證了一系列有關天地生現象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客觀事實。開拓了一批新的邊緣或交叉科學，如「天文地質」、「天文氣象」、「天文醫學」、「天文地震」、「天文災害」、「天文事故」等。形成許多對於生態環境、自然災害、安全事故的預測、預報、預防有著重大實用價值的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主任翁文波教授把易學「象數思維」、「天干地支」同「可公度性」研究相結合，對地震、洪澇、乾旱等自然災害進行遠程預測，提前數年或數月就成功地預報了九十年代國內外多次發生的6級以上地震和嚴重水、旱災害。當代天文學家、甘肅酒泉地區科協副主席、中國防災協會甘肅分會理事長張巨湘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天體運動對人類客觀行為的影響」，成功地制訂出《三象年曆》，科學地論證了「天文事故」發生的規律。這些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深入揭示了自然界「天文災害」、「天文地震」、「天文事故」發生的自然機理及其確切的天文背景與實證科學依據，並為古今中外大量的客觀事實所證明，已在現代自然災害與天文事故預防工作中，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近年來，隨著生態文明浪潮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這種「融合中西、貫通古今」研究的新模式、新方法，已經滲透到現代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易學科學、生態工程、決策建模等各個領域。

為適應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對安全工作的更高要求，我們西安大觀決策科學研究院於2000年組成「災害、事故時空信息預報」課題組，在張巨湘先生研究的基礎上，綜合汲取古今中外有關方面的研究成果，結合現代實證科學論證，進一步深入探討災害、事故發生的自然規律，並開發相應的信息軟體，為貫徹落實「安全發展」理念提供決策借鑒。

二、災祥、吉凶天文背景及其自然機理的科學解讀

現代科學和自然辯證法研究表明：人類在天體運行自然環境效應中長期進化，形成適應自然環境周期變化的各種生理節律。人的生理節律與生存環境因素相互作用，影響和制約著人的行為。現代「安全行為理論」研究認為：人的行為模式包括人的「生理學行為模式」和「心理學行為模式」。人在社會活動中發生事故是生理行為、心理因素與環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人由生理因素導致行為失誤而釀成事故是有其天文時空背景和自然科學機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的「天地生綜合研究」，從實證科學的角度，揭示了這一自然規律，並提出了「天文事故」的概念。這類事故是指由於地球、月亮、太陽、行星之間的相對運動，引起人的生存環境周期變化，影響人的生理學行為而造成的事故。

影響天文事故的因素來自宇宙天體運行綜合效應的諸多方面。本課題首先研究的是「地月系」周期運行綜合效應對人為事故的影響。月亮是地球的衛星，是離地球最近的天體。天體演化與生命進化研究證明，月亮運動對於萬物生化、人類誕生與進化有著特殊的作用，並且對人類生存環境與人類活動有著很大的影響。古今中外志士仁人都非常重視對月球運動及其效應的觀察研究。

本課題研究中，我們採用「二十八宿恆星坐標系」觀測月亮環繞地球公轉、每日所「宿」之空間位置；用「赤道坐標系」觀測月球軌道相對於地球赤道的緯度坐標（用月赤緯表示）。

古今天文學家對月球運行規律的觀測研究發現：月亮有五種運行周期，每種周期有四個軌道轉折點。五種運行周期會合又可得到三種會合周期。月球運行相對於地球緯度高低變化的周期叫作「回歸月」周期，為27.321582天；月球在二十八宿恆星間運行一周的周期叫作「恆星月」周期，為27.32166139天。這兩種周期相差很小，可以建立相對穩定的對應關係。

地球和月亮都是兩個很大的磁體，「地月系」繞轉相當於一個很大的「地月發電機」。「回歸月」的周期運行就等於有規則地改變這台發電機的直徑，從而調製地球極低頻電磁波的頻譜，隨「月赤緯」的上升呈增強性變化；隨「月赤緯」的下降呈衰減性變化。變化範圍為7赫至20赫。

人的大腦電波變化也處在極低頻波段內。在月赤緯從+28.6度—0度—-28.6度周而復始的升降過程中，處於南北兩個上升段的效應頻率由7赫向14赫至20赫增強變化，在這種時空環境下，人的大腦電波波段亦呈增強變化，大腦生理行為差錯事故較少；處於南北兩個下降段的效應頻率則由20赫向14赫至7赫呈衰減變化。在回歸月下降的轉折段（月球軌道的峰區），人腦可出現共振性興奮（表現為煩躁），易導致事故的發生；在回歸月下降的中段，易引起大腦抑制性共振，反應遲鈍，也易導致事故發生；在回歸月下降的末段（月赤緯0度附近），效應頻率衰減較慢，致使這種共振可延續到月赤緯0度的後一天。

在月赤緯升降的一個周期內，南北兩個下降段對應的二十八宿「月宿」分別為「井鬼柳星張翼軫角」（北下降段）和「鬥牛女虛危室壁奎」（南下降段）。這樣就得到一個回歸月周期內的天文事故易發日與「月宿」對應表。這種對應關係，曾用公路交通、列車運行、航空、航海等「人機操作」領域發生的大量事故進行分析檢驗，結果顯示發生在天文事故易發之月宿段的佔80%左右。張巨湘先生曾將台灣1990年1月到1991年7月軍用飛機失事之月宿對應情況可以看出，發生在天文事故易發日相應月宿段的竟佔到88.89%。可見這種規則對於高精密度操作的飛行天文事故，具有相當高的準確率。

三、「推天道、斷吉凶」模式的合理借鑒與天文事故預報

「地月系」周期運行引發天文事故規律的揭示，為我們建立天文事故預報規則提供了實證科學依據。這種規則和預報模式，對於公路、鐵路交通運輸、航空、航天、航海，以及人們操縱機器活動的所有領域的事故預防，都有著科學的借鑒價值。在實際應用當中，還須結合現代曆法和人類活動的基本規律，把天文事故易發日同月宿的對應關係合理地安排在每個月的曆日當中，以便根據日曆預報天文事故容易發生和不易發生的具體日期。由於恆星月的周期為27.3天，而二十八宿卻有28個宿位，如按一天一宿安排，則天文事故易發日與月宿的對應關係將會打亂。為此，我們根據張巨湘先生制定《三象年曆》的作法，在二十八宿的推排上，嚴格依據現代天文觀測數據，糾正歷史上脫離客觀實際的推排方法，以月赤緯與月宿的對應關係為基礎，對二十八宿與曆日的對應關係，進行合理的化裁處理，重新安排二十八宿，使二十八宿在恆星月周期中，正好一天一宿。「壁」、「軫」兩宿，嚴格地安排在月亮軌道與赤道相交的兩個0點上（即升交點、降交點），「井」、「斗」兩宿各安排在月亮軌道的「北上點」及「南下點」。這樣，在近點月半月中，可能出現「兩宿佔一天」的情況，按「觜參」、「尾箕」壓縮。在月遠地半個月中，有時可能出現一宿安排兩天的情況。

依照上述方法，我們編製了2008、2009兩年的天文事故易發日預報表。2008年的預報表，作為實際統計資料檢驗分析之用；2009年的預報表，作為預報天文事故之參考（見附件）。

在天文事故預防的實踐應用中，對於操作人員的生理狀態，還應結合「人體三節律」，綜合考慮。使人們活動計劃的組織實施，特別是高精密度操作活動，盡量安排在主、客觀因素有利於人腦生物電波工作的時段。若因客觀條件限制，不能完全安排在有利時段，則應針對預報的不利因素，積極採取穩定操作人員身體功能的措施，保持精力集中，一絲不苟，以排除天文因素帶來的生理學行為失誤而釀成的事故。

二〇〇九年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