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以理念創新回擊西方輿論戰

參考消息網3月12日報道（文/史安斌）近期，歐美智庫、媒體和學界以「銳實力」（sharp power）概念為基本框架發動了新一輪輿論戰，對中國、俄羅斯等國近年來為提升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力所做的各種努力橫加指責。這場輿論戰肇始自2017年12月，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智庫機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炮製了一份題為《從「軟實力」到「銳實力」》的報告。此外，這場輿論戰中還不乏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

如果再聯繫到去年早些時候美俄之間就「外國代理人」問題而展開的「媒體新冷戰」，我們便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銳實力」之爭也是世界進入「後西方」「後秩序」「後真相」時代的典型表徵。

此次「銳實力」之爭與以往渲染中國對西方大國和主流社會所產生的各種「威脅」不同，更多聚焦於澳大利亞、紐西蘭、希臘等西方中小國家，拉美、中東歐等地區的「脆弱民主政體」和海外華人群體。

3月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內齊赫書店，人們在「中國書架」前挑選圖書。「中國書架」是中方深化中土文化交流的舉措之一。（賀燦鈴 攝）

歐美精英焦慮加劇

此次以「銳實力」為緣起對中國的攻擊和批判，是在西方主流精英階層根深蒂固的、以麥卡錫主義為核心的冷戰思維的延續和升級。這顯然是西方媒體和學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試圖調整話語策略，改用「邊緣替代中心」的方式來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其根本目的仍然是進一步凸顯「自我」與「他者」之間不可逾越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鴻溝」，從而抗拒接受中國所倡導的以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為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另一方面，「銳實力」的概念是在世界進入中國引領的「新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所體現的是西方知識界和精英階層面對全球變局的「影響焦慮」。過去我們將西方學者提出的「軟實力」概念納入國家戰略，體現了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傳統。但是，抱著冷戰思維不放的一些西方學者卻感到「驚訝和不安」，堅稱「軟實力」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專利」。

在2016年以來西方政治體制和主流價值觀發生「內爆」的背景下，西方急於拋出「銳實力」的概念欲與我們「劃清界限」。尤其是在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國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衷心擁護之後，西方主流社會的這種「影響焦慮」就更為凸顯。在此次「銳實力」之爭中，中國圍繞「一帶一路」倡議開展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交流項目便成為西方所攻擊的「非常規手段」的典型代表。

西方陷入時代困境

從話語脈絡來看，「銳實力」與美國政界和學界提出的「軟實力」「巧實力」等概念一脈相承。圍繞「實力」（power）這個詞，美國政界和學界裡應外合，根據國際情勢的變化進行政策與話語的相應調整。隨著冷戰格局的解體和美國主導的單極化世界體系的形成，曾在柯林頓政府任職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於1990年對「硬實力」（har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進行了區分，以反對當時一度流行的「美國衰敗論」。他指出，美國不僅是軍事和經濟等「硬實力」層面上首屈一指的強國，在文化、意識形態等「軟實力」層面也無可匹敵。自此，這一話語便進入了官方與主流話語圈，成為界定國家實力的又一測量標準。

2004年，美國學者蘇珊娜·諾塞爾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強調整合協同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來實現美國外交目標。由於小布希執政期間，美國片面強調以「硬實力」為主的單邊進攻性戰略，致使國家形象受損嚴重，針對於此，200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將「巧實力」確立為奧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外交活動的指導思想，將「軟實力」層面利用社交媒體進行的意識形態滲透與「硬實力」維度上的經濟制裁、軍事干預等手段相結合，在中東、北非、中亞、東歐等地區策動「顏色革命」。

2014年，美國國防學院副院長邁克爾·馬扎爾提出「分實力」（discriminate power）概念。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國內一些媒體曾將這個概念也翻譯為「銳實力」，現在看來，這個譯法顯然不準確。「分實力」概念的提出適逢美國自身實力下滑、全球領導力陷入困境的狀況，強調美國在發揮領導作用的同時應進行自我限制，根據美國在世界各地區的利益「有所為有所不為」，有區分、有選擇、有針對性地使用實力。這一概念也很大程度上成為奧巴馬第二任期「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理論支撐。

與以上概念一脈相承，「銳實力」概念呼應的是當下西方世界普遍陷入「後西方」「後秩序」「後真相」的時代困境。2016年以來，歐美政壇和社會遭遇動蕩，極右翼勢力崛起，「黑天鵝」頻出。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激化，也波及國際傳播領域。

去年年底，美國司法部依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將「今日俄羅斯」等媒體列作「外國代理人」；澳大利亞政府也於同期向議會提交法案，劍指中國媒體，要求必須向澳政府註冊，否則便予以起訴。在此語境下，「銳實力」概念之提出可謂應時，也體現出西方主流社會對於中國之「影響焦慮」，以及對於自身民主體系條件反射般的自我維護，也將在未來一段時間裡成為界定此類「媒體新冷戰」的主要框架。

西方話語霸權延續

縱覽從「軟實力」「分實力」再到近期「銳實力」的話語流變，我們可以發現一條清晰的話語演進路徑。總的來看，這套「實力」話語的內涵、外延始終在變，但其邏輯內核——即西方中心主義和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則——始終未變。學術話語先行，以其中和、包裝乃至遮蔽政策舉措，「合法化」意識形態建構行為的路徑也始終未變。

如此以「學術話語」為載體建構合理性之謀略，印證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關於「知識權力」的論斷：「西方文化以人的名義建構了一種必須由同一理性遊戲構成的知識的實際領域而不能是科學對象之存在。」這套關於「實力」的話語便是這種「知識權力」的重要表徵，通過在世界各地的傳播產生了「規範化」權力，可以通過排斥、禁忌、分割、拋棄等約束機制迫使人們接受和遵從，抵抗者往往會被冠以「反主流」「反智」「反科學」之名飽受壓制。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報告將「銳實力」比作價值觀攻擊的「匕首」和意識形態滲透的「針筒」，此番譬喻極易讓民眾引起對中俄影響力行為的反感乃至恐懼，以達到污名化、妖魔化之目的。加之美國政界「旋轉門」機制的存在，智庫與政府間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兩者資金、人員互通互補，使得思想庫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無論從歷史的視角、抑或話語的層面、再或實踐的維度，「銳實力」都體現出冷戰思維的延續與升級。從本質上看，這既非科學的概念，也非價值中立的判斷，而恰恰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霸權」。

跳出西方「議題設置」

西方從「軟實力」到「銳實力」的理念嬗變，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加強自身理論和話語體系建設的緊迫性。「銳實力」的拋出揭開了蒙在「軟實力」概念上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也給那些「言必稱希臘」的人文社科學者敲響了警鐘。

在中國進入「新時代」和世界開啟「新全球化」模式的當下，如何破除人文社科理論建設和研究當中的西方話語霸權，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化、大眾化、中國化」成為我國思想界和理論界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誠然，從實踐和操作的層面來看，「銳實力」之爭也有助於我們反思當前對外傳播和公共外交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短板。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布的預測，2017-201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35.2%，遙遙領先於位居第二的美國（17.9%）。

有鑒於此，我們應當更為積極主動地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為倡導建立更為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所作出的貢獻與努力。

此次「銳實力」之爭的焦點之一是我國在世界各地開展的各種工程建設和文化項目等。我們應當建立定期的白皮書、新聞發布會、體驗式採訪等傳播機制，加強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大型工程或孔子學院等備受國際輿論關注的文化交流項目的新聞發布和輿論引導，加大信息公開、決策透明的力度，及時回擊部分西方媒體和學者的猜疑和指責。

此外，要提升駐外人員和海外華人的「全球勝任力」（global competence）。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推進，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和機構在世界各地駐站布點。

近年來海外華人社群的影響力也持續增長，希望發揮自身的優勢為提升祖國形象和國際影響力做些實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雖然懷有赤子之心，但對西方主流社會的傳播規則和受眾習慣缺乏了解，所以一些做法容易被冠以簡單、粗放的「銳實力」之名。這亟須主管部門與駐外機構和華人社群加強聯繫與溝通，通過諮詢、培訓等方式提升他們的全球勝任力——包括媒體素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危機傳播策略和公共外交技巧，等等。

面對新一輪以「銳實力」為主題的輿論戰所提供的契機，我們應當跳脫西方媒體和思想界的「議題設置」，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按照「突破遏制、回應挑戰、補齊短板」的原則加強自身的理論建設和實踐創新。（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