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所擬戊戌奏摺之補篇（下）

06-09

四、《奏請選通達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未上奏)

《焚余草》卷下第9篇，為《奏請選通達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33)，其全文為：

「自頃詔書屢下，舉行新政，凡學校、礦務、兵、農、工、商諸大政，皆強國之本務，維新之要圖也。然屢經嚴旨催促，各督撫或置若罔聞，或奉行不力者。何哉？推原其故，非必弁髦皇言也；實以各督撫皆咸、同老輩，耳目所須，心志所及，皆與新政相反。年已晚耄，事煩精憊，願學不能，欲罷不可，胸無成竹，處處隔膜，勉強奉行，舉措顛倒，徒縻帑項，無補時艱，甚無謂也。各督撫皆耆舊大臣，宣力有年，皇上優待老臣，未嘗以小故加譴逐。去之則遺故舊，不去則誤國家。權於二者，得當為難。

臣昧昧為我皇上思之。昔漢有刺史監郡，以頒六條。明有御史巡按，以達民隱。唐、宋觀察、提刑、漕運、制置、安撫、宣慰等官，皆因事置使，以七八品以上京官為之。漢刺史秩只六百石。本朝康、雍年間，各省有巡按，秩僅七品。又雍正時，世宗憲皇帝選塗逢震為觀風整俗使。此皆前世之良規，而國家之令典也。

頃當推行新政，督撫既不可兼任，似宜復舉舊制，用觀風整俗使或巡按御史之例，選通達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專任新政。凡學校、農、工、商、礦、道路、巡捕、山林、市井一切新政，皆歸督辦。皇上召見大小臣工，遇有通才，特加簡擢，不拘資格，令充使任，准其開府專奏，並照出使大臣例，聽其自辟參贊、隨員。責以三月以內，奏報開辦規模，一年之內，責其新政條緒。官不必備，惟其人。皇上聖學精深，知人明察，先擢一人簡放要區，以後次第委任，不必同時升放，恐有濫廁非才。此為創辦新政要樞，應請斷自宸衷，似毋庸交之部議。似此專任責成，新政乃可舉行，自強乃可收效。臣愚一得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查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未見該折的上奏記錄。我以為，此折是康有為及其黨人為宋伯魯起草的，宋雖未上，然留於「篋中」，事後抄出刊行。

我之所以認為此折由康或其黨人起草，是依據康此期有改革地方政治之思想，對此可舉出以下三項證據。其一是，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總理衙門代奏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中稱：

其直省藩臬道府，皆為冗員，州縣守令，選舉既輕，習氣極壞，僅收稅、斷獄，與民無關，故上有恩意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僅督撫一人能達於上，而層級十重隔於下，且督撫官尊，久累資格，故多衰眊，畏聞興作……今莫若變官為差，直省道員凡六七十，每道設一新政局督辦，照主考、學政及洋差體例，不拘官階，隨帶京銜，准其專摺奏事，聽其辟舉參贊、隨員，授以權任。凡學校、農工、商業、山林、漁產、道路、巡捕、衛生、濟貧、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縣設一民政局，由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公議新政，以厘金與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責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治效。學校幾所、修路幾里、製造幾廠，皆有計表上達制度局、十二局、軍機處。其治效著者，加秩進祿。(34)

康此處所敘的理由與方法，與宋伯魯此折大體相同，所不同者，宋提議一省派一新政督辦，而康主張每道設一新政局督辦，每縣設一民政局。其二是，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倉場侍郎李端棻上奏由梁啟超所擬的《敬陳管見折》，提出了四項建策；光緒帝當日發下交片諭旨：「李端棻奏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一折，著奕劻、孫家鼐會同軍機大臣切實核議具奏。」(35)李端棻的原折雖未見，但從奕劻、孫家鼐議復的「說片」中可知其內容，其第三項建策，奕劻「議復李端棻所奏說片」稱：

第三條，特派紳士督辦各省學堂。奴才以為，宜令各省督撫選擇明敏端正在籍紳士，奏派督辦，必能整頓學堂，而培植人才。

孫家鼐「議復李端棻所奏說片」稱：

第三條請京官紳士在本籍辦理學堂。臣以為，當由各省督撫訪求品學兼優、能符眾望者為之自可，收培養人才之效。權歸督撫，紳權不可太重，庶無喧賓奪主之虞。

李端棻提出派京官紳士回籍開辦學堂，此條若獲旨准，返鄉辦學的「京官紳士」也有了「欽差」的意味，除了辦學之外，也會有其他政治權力。這與宋伯魯奏摺、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中提出派員去地方主辦新政事務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奕劻、孫家鼐對此提出相反建議，由地方官選擇本地紳士開辦學堂，即將辦學納入地方官員的管理範圍之內。(36)其三是，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釐定官制請分別官差以行新政折》，稱言：

我朝差使之名出之於宋，而官差不別，品秩太峻。品秩峻則非積資累格，不足以致大位，至是則年已老矣。官差不別，則若尚書、侍郎，既領樞垣、總署之差，即不當復任本部，任事即不當充各要差。蓋以一人之身，才力有限，精神無多，且皆垂老之年。而令官差雜沓，並歸一人，勢必一切具文不辦而後止。外省督撫亦以秩尊年老積資選用，故亦一事不辦。頃皇上欲行新政，屢下詔書，而無一能奉宣聖意，少有舉行者，皆由官爵合一，不用古者分途並用之法，以高爵待耆舊，以差使任才能。故官至大僚皆年老精衰，畏聞事任也……今欲自強，非講兵不可，講兵非理財不可，理財非興學校、開民智不可。兵、財、學校皆非改官制、別官差無由整頓也……今法弊至此，欲行新政，臣以為採用三代官爵分途之制、宋及日本專用差使之法，漢宋優待功臣之義，伏祈皇上推行新政，先注意差使，令各政皆分設局差，如軍機、譯署之列，選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法。自朝官以上，不拘資格任之，去卿貳大臣，方任專差之例。若以積習相沿，驟難變易。則凡此專差人員，皆賞給京卿、御史職銜，准其專摺奏事，自辟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辦理新政，體制亦同。若不設新局，則每衙門皆派人行走，其帶本衙門之官，照各部實缺郎中、員外例，其無掌印、主稿之差者，不到署辦事者聽。(37)

其折內的許多意思與宋伯魯一折是相同的，特別是「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辦理新政」一句。綜上所述，我以為，宋伯魯「奏請選通達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從主旨、內容到文筆皆與康有為相同，是康有為或其黨人起草的。

然而，宋伯魯該折為什麼沒有進呈呢？我以為，很可能有三個原因：其一，六月十五日軍機處、總理衙門聯合議復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對地方政治改革一事，進行了曲折的駁回；六月初十日奕劻、孫家鼐遞呈「說片」對李端棻奏摺的第三條，進行了直接地駁回；康有為七月十三日《釐定官制請分別官差以行新政折》，也沒有得到回應。康有為、宋伯魯應該知道，每省派一權力極大的新政督辦，將大大削減督撫之權，將激起更大的反對，光緒帝即便想「斷自宸衷，毋交部議」，似無力推行。其二，在「制度局」之類的議政機構未建立之前，派往各省的「新政督辦」很難有所施展。其三，雖說宋伯魯奏摺中稱「先擢一人簡放要區，以後次第委任」，但要真正委派各省的新政督辦，康有為夾袋中似無如此之多有分量的人物。當然，以上也只是推論。

五、《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未上奏)

《焚余草》卷上第6篇，為《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38)，其全文為：

「竊聞立政之要，首在於得人，得人之方，莫善於選舉。古者鄉舉里選、論秀書升，其立法為最公，其得人亦為至盛。後世古義不行，改試詞章詩賦，既不可得才矣。宋、明以來，改用經義，固將使天下人士誦習聖經，發明聖道，其制未為失也。積久弊生，流風頹靡，漸而揣摩語氣，漸而敷衍詞章，漸而創為破承開講八股之體，漸而發以截搭枯困割裂之題，甚且嚴定連上犯下之例。又以代聖立言，忌用子史後世之書，拘縛體格，沿襲墨調。能者為孝廉，為進士，不能者或潦倒以終身。天下學人但知讀書為弋取功名之具，奚暇講求義理、研說經濟哉？至於殿廷考試，本無重試帖楷法之明文，而日久弊生，遂成風氣，展轉相師，牢不可破。若或不工，雖曾史之學行，管葛之才具，亦將沉鬱幽滯，無由陟清要而揚台閣。於是，天下人士，窮老盡氣，敝精殫神，不讀子史後世之書，不講經濟時務之學，專力無用之途，以僥倖於科第。夫天下之大，四萬萬人之眾，豈無豪傑之士知其所學之非哉？然舍此則無以自見，遂不得不抑志俯首，以從事於無用之途耳。夫盡四萬萬人而出於無用，此士氣所以屈抑，人才所以凋弊，中國所以削弱，而國家所以莫與任事者也。然一統之世，承平無事，以之馴擾士氣，歌舞太平，猶或不至大害也。若夫萬國並立，才智相角，競新政以強國，競新學以智民，稍一不逮，弱亡立見，而我國人士猶令其錮聰明於八股楷法。以之任內政、辦外交，是猶縛手足而與蒙獲角力，蔽耳目而與婁曠鬥巧也，雖不欲弱，烏可得哉？西人講求新學，振興工藝，既以之強國而智民矣。中土人士英秀聰慧，豈不能求學習藝，以爭勝於西人哉？但窘於八股楷法之途，絕無暇日餘力以及他學，乃至蔽聰塞明。下無以振開風氣，上無以毗佐國家，禦侮無人，乃見凌弱。皇上亦何忍自窘其英秀聰慧之民，而甘受西人之凌弱哉？

故今日欲拒外侮，宜求人才；欲求人才，宜變科舉。請酌時觀變，變通鄉會試之制。頭場以論說三篇：論古今政治得失，及天下郡國利病；次論外國形勢，與其政治得失、興敗強弱之故；三論中外交涉之宜。二場試以四書五經題文，使之講明義理，闡發聖道，不用八股體格，不拘篇幅長短。三場試以策問，考以古今中外之掌故，列邦政法之異同，與夫一切時務之急要。必能博綜中外，通達時務，乃能中式。如此則既求實學，必得異才。若難驟於改革，則仍以今日三場之舊，而釐定四書文之體，務令闡發大道，緯以子史精義，證以中外掌故，不入語氣，不拘篇幅，不得仍用破題開講八股之體，不得為連上犯下之禁。違者以違式論。二場詳考以經義。三場專策以時務。至於生童歲、科試，則以經古為正場，試以經濟六科之一，務使通達內外，乃可入學，然後試以四書文，仍以發明義理為主，不得用八股體格。若夫朝考、殿試、臨軒重典，尤當博稽中外，援據古今，切實對揚，條陳得失，除去忌禁，使得縱論事宜。改用謄錄，使勿敷塗楷法。

舊習既去，新學自興，中國之大，何患無才哉？然皇上去歲亦詔令策問時務矣，而有司奉行不力，故人士觀望，丕變不神。請特下明詔，布告天下，改變科舉，釐正文體，使天下學子士人咸曉然於皇上變法之意。利祿之路，萬眾爭趨。數年之間，必有通達政治，總貫中外，能發新學，能知新藝，以備皇上緩急之用者。人才成敗，國勢強弱，即在此轉移之間耳。論者謂數百年成法，何可輕變？試思總署之設，鐵路、電線、郵政、銀行、礦務、銀元、機器諸局諸學堂之設，何一非變法乎？且武科弓矢已變而為槍炮矣，況文科關係尤巨耶？伏讀康熙二年聖祖仁皇帝詔曰：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之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於為國為民之策論中出題考試。欽此。仰見聖訓煌煌，超越今古，惜廷臣狃於故習，未能實力遵行。丁未會試後，仍蹈故轍，以至今日。然在當日國勢猶之可也，今非其時矣。伏願皇上仍以聖祖之心為心，毅然獨奮乾斷，飭部議行。倘有意存阻撓，力主廢格者，立予懲處。其於育人才而強國勢，必非小補。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查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未見該折的上奏記錄。我個人以為，這篇奏摺是由康有為、梁啟超起草的。從思想來看，屬康有為，相關的論點與論據，康此期文字中極為多見；而從文字文風來看，似為梁啟超的手筆，大氣而流暢，且說理清晰。從該折中「皇上去歲亦詔令策問時務」、「武科弓矢已變而為槍炮」來看，此折起草於光緒二十四年。

宋伯魯此折雖未上，然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卻上奏由康有為代擬的《請改八股為策論折》，兩者的關係為何？康有為回憶稱，當他於四月二十八日由光緒帝召見後，「於是發書告宋芝棟，令其即上廢八股之折，蓋已早為草定者」。(39)梁啟超五月十七日致夏曾佑函稱：「南海、菊生召見，力言科舉事，既退出，即飛告仆，令作請廢八股折，宋侍御言之。」(40)與康有為同日召見的張元濟，於六月初九日致信汪康年稱：「弟四月廿八日召見，約半鍾之久。今上有心變法，但力似未足。詢詞約數十語，舊黨之阻撓，八股試帖之無用，部議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學(講求西學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見其胸有成竹矣。」(41)由此可見，四月二十八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張元濟時都提到了八股之無用，顯示了廢八股的決心。到了此時，宋伯魯《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中提到的「頭場以論說三篇」、「二場試以四書五經題文」、「三場試以策問」的第一方案，「仍以今日三場之舊，而釐定四書文之體」、「二場詳考以經義。三場專策以時務」的第二方案，都有羅嗦之嫌，而不能作斬釘截鐵之斷。康、梁或於此時，或在此之前，即將宋伯魯的《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擱置，另作《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讓宋伯魯上奏。

宋伯魯上奏的《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與未上奏的《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在許多詞句上仍有相同之處，如「伏讀康熙二年聖祖仁皇帝詔曰：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之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於為國為民之策論中出題考試」；又如「夫武科已改試槍炮矣，況文科關係尤巨乎？」還有一些地方，詞句雖有不同但意思相同，此處不再列舉。該折對於改科舉的方案，不再那麼複雜，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伏冀皇上上法聖祖，特下明詔，永遠停止八股，悉如聖祖仁皇帝故事，自鄉、會試以及生童科、歲一切考試，均改試策論，除去一切禁忌，義理以覘其本源，時務以觀其經濟，其詳細章程，應請飭部妥議，自庚子科為始，一律更改……伏願立予乾斷，飭部議行，天下萬世幸甚。」(42)宋伯魯的這一奏摺，對光緒帝五月初五日下旨廢八股改策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光緒帝的諭旨也確如其議，只命罷八股改策論，詳細章程由禮部議復。

至於宋伯魯為何在《焚余草》中未錄已上奏的《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而錄未上奏的《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我以為，前折由於是緊急上奏而未留底稿，後疏因未上而留於「篋中」，且兩折皆非宋伯魯起草，事過境遷，宋本人也漸漸淡忘，不明其事，不辨其真。宋伯魯戊戌之後的著述皆未談其廢八股改策論的貢獻，晚年所作《還讀齋雜述》，中有一則，稱言：「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同州府金塔寺羅漢殿災，二十九日關帝殿災，自是以後，會館及后街之關帝殿、城隍殿無不火者。九月三日西城外三官殿災。文廟大成殿封閉極嚴，亦於二十八日燒為灰燼。是日停科舉科歲考之命適至，亦奇矣哉！」(43)由此又可見宋伯魯的情趣之所在。

六、《請殿廷考試不得專重楷法片》(未上奏)

《焚余草》卷上第9篇，為《請殿廷考試不得專重楷法片》。其全文為：

伏查殿廷考試及各項考試，本無專重楷法明文，近來師友相傳，牢不可破，實開關節之門，有乖求才之旨。夫能作工楷，不過一謄錄之才耳，以三年大比之盛典，天子臨軒，百官陪位，而乃求一謄錄之才，賜以及第，號為得人，名實之乖，莫此為甚。相傳西人初入中國，有持以殿試卷以歸者，謂中土取才莫重於此卷，堂堂大邦，必有取義，求其故而不得；乃取其卷化分之，以格致之法測驗之，終不知其用意所在。存而不論。近則深知其弊，肆口笑謾矣。此雖傳聞之辭，然楷法取士，實為積習之弊，取笑外人，所關殆非細故。且關節之弊，由此而生，相習成風，不以為怪。既非所以勵實學，亦復不能得真才。臣以為八股之弊既除，則楷法尤不當沿用。伏乞再降諭旨，凡此後所有殿廷考試，皆依鄉會試之例，一律糊名易書。其於獎實學而杜作弊，實非小補。臣愚一得之見，謹片瀆陳，伏乞聖鑒。謹奏。

查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未見該折的上奏記錄。前節所述《請變通科舉以育人才而強國勢疏》內有殿試楷法的內容，稱言：「至於殿廷考試，本無重試帖楷法之明文，而日久弊生，遂成風氣，展轉相師，牢不可破。若或不工，雖曾史之學行，管葛之才具，亦將沉鬱幽滯，無由陟清要而揚台閣……若夫朝考、殿試、臨軒重典……改用謄錄，使勿敷塗楷法。」然該疏最終未上，宋伯魯另上《請改八股為策論折》，其中已無殿試楷法的內容。康、梁似由此考慮另撰一片，此即可能是此片的由來。又據該片中「臣以為八股之弊既除，則楷法尤不當沿用」一句，該片的寫作時間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作為四月二十九日《請改八股為策論折》的附片，準備隨之同上；另一是寫於五月初五日光緒帝廢八股旨令之後。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些。宋伯魯該片未上的原因，我以為原因大約是：此時戊戌科的殿試時間已過(四月二十一日新貢士殿試，二十八日新進士朝考)，下次殿試須得三年之後。

還須說明的是，宋伯魯晚年所作《還讀齋雜述》，對於殿試與楷法有著兩則記錄，意向與此片截然不同，稱言：

我朝殿廷考試，專重楷法。同光以來，講求益精。於是研墨變而為盒，墨以蠶棉入盒，浸以墨汁，久而不燥。壬辰以後，始有專制墨汁者，分松煙、油煙兩種，專取舊藏塊墨，加藥品細碾成汁，調綿入盒者，價可八九金。有曰「雲頭艷」者，清不透紙，濃不滯毫，最為上品。殿廷之上，楷法相埒而墨彩過之，則往往獲上選。近年罷帖括，廷試不復尚楷法以，而售者亦稀矣。

國朝殿廷考試，最重楷法，而紫毫筆尚焉。同光以來，最著名者為李玉田、李鼎和、毛春塘、賀蓮青、程五峰、貝松泉諸家。光緒之初，尤推李玉田為首選，殿試筆一管有直數金者。其析毫也精，其選鋒也銳，剛健婀娜，能如人意所欲出。聞其筆業最盛時，淬毫出穎，剖析微芒，全恃其少女，能察秋毫之末。後女于歸，其業漸衰。近惟李鼎和可稱後勁，余每用之。同年楊雨生天霖在館閣日，獨喜用小羊毫。然終不若紫穎之圓勁。(44)

由此可知此片絕非宋伯魯所作。他畢竟是兩榜進士、翰林出身，對於殿試的親歷、楷法的講究，仍有著依依難捨的情愫，而對該片的內容似乎忘得差不多了。

本文作者在查找宋伯魯檔案史料時得到了馮明珠、李文傑的幫助，在搜集宋伯魯著述及校對時得到了陳謙平、張海榮、茹靜的幫助，在此致謝。

注釋：

①參見黃彰健《康有為戊戌真奏議》，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年版；《康有為戊戌奏稿辨偽》，《戊戌變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4，1970年版。

②參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並可參見拙文《康有為與「真奏議」：讀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③參見王夏剛《戊戌軍機四章京合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0頁。

④參見「宋伯魯引見單」，《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彙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冊，第370頁；第6冊，第368—369頁。

⑤《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甲182/264。又，「李玉坡」，軍機處漢二班領班章京李蔭鑾；其稱「尚未之知」，很可能李恰未當值，或未去檢看該片。

⑥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309—311頁；檔案影印件可見《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頁。

⑦轉見於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頁。

⑧蘇輿輯：《翼教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5頁。

⑨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清廷發電陝西巡撫升允：「奉旨：政務處代遞升允奏，宋伯魯現經拿獲，應否解京及如何處理等語。宋伯魯著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欽此。巧。」(《諭旨類·電寄諭旨檔》，光緒二十八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1/01/12/028/0055)六月二十二日，升允上奏「康黨回籍就獲請從重監禁折」，稱言：「查已革御史宋伯魯於本年六月初一日攜眷回陝，在省城逗留二日，旋迴醴泉原籍。奴才因其系逃犯，儼然仕官還鄉，太形膽妄，當飭臬司轉飭醴泉縣傳解來看，發西安府看管，於十六日電奏請旨，奉電諭『宋伯魯著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查曩年奉旨緝拿康、梁諸逆時，宋伯魯以被革在先，聞風早遁，避居日本，旋匿申江，倚報館為護符，附康、梁而橫切議……惟該革員素不安分，慣事招搖，以未蒙明赦之人，掉臂還鄉，尤敢招引門徒，迎於百里之外；及被看管，又飭首縣具車拜客。其餘狂謬之語，得諸傳說，未敢遂以為據……若縱回醴泉，決非一縣令所能鉗制，倘必待其滋事再行奏參，不若此時防範加嚴，轉屬保全之道。相應請旨將宋伯魯永遠監禁，仍當隨事察看，如其真能悔過，再行籲請恩施。」光緒帝七月初四日硃批：「著照所請。」(《軍機處錄副·補遺·戊戌變法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3/168/9459/25)又，宋伯魯被捕後，曾致信李提摩太求救(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1—542頁)。

⑩陝西巡撫升允於光緒三十年六月初五日奏稱：「……查戊戌案內陝省監禁已革御史宋伯魯一員……蒙覃敷慶典，法外施恩，該革員在一體開釋之例，相應奏明，請旨開釋……」六月十九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獻檔案處藏，軍機處檔，161463。

(11)對於宋伯魯的身世，有張應超、羅宏才、曹伯庸、鍾明善、王長啟、宋曾詒、宋增謀的多篇文章，可參見禮泉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宋伯魯專輯)，1996年版。

(12)可參見曹伯庸《宋伯魯著作述略》，《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該文稱「(新疆)《山脈志》未見梓行」。

(13)《焚余草》與《海棠仙館詩集》、《海棠仙館詩餘》同時開雕，共計10冊，一些圖書館僅題名《海棠仙館詩集》，未列出《焚余草》之名，似可注意。曹伯庸《宋伯魯著作述略》稱該書刊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似為誤。

(14)張應超：《宋伯魯嚴劾李蓮英》(魚聞詩主編：《風雨長安》，中華書局2005年版)，《宋伯魯先生簡傳》(《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皆稱宋伯魯上有此折，不知其另有何證據。

(15)除了《焚余草》所錄25件折片外，據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及一史館和台北「故宮」所藏，宋伯魯其餘折片的上奏時間與館藏為：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片、五城咨送竊案贓證不符毋庸傳司坊官面質由》，原片見一史館03/7417/23。七月二十九日，《倉匪會匪結夥行動請飭捕治由》(未撿出)，《片、美國教士李佳白設立學堂並在督辦處呈遞條陳請飭查核由》(未撿出)。八月二十六日，《片、陝西宿平令傅汝梅劣跡請查辦由》，原片見一史館03/5350/060。九月十六日，《片、道員祝淮城辦理漢回未能持平由》(未撿出)。十一月二十日，《片、各省鐵路勿歸盛宣懷獨辦由》，原片見一史館03/5350/014。十二月十六日，《改捐(折)南漕宜防流弊由》，原折見一史館03/6265/065，《片、工部選缺過多請酌量改題由》，原片見一史館03/5350/62。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請釐定襲職章程由》，原折見台北「故宮」139474。七月十六日，《片、中城商人王遠來等被毒身死案張仲炘草率勒結請查辦由》，原片見台北「故宮」140615。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請明定賞罰以推新政由》，《片、經濟科請分別辦理由》，原片見一史館03/9446/44；《片、陝西昭信股票請寬減由》，原片見一史館03/5615/011。四月二十九日，《變法先後有序由》，原折見一史館03/9446/41；《請將八股改為策論由》，原折見一史館03/9446/42；《片、請將鐵路官本歲息繳充學堂經費由》，原片見一史館03/9446/43。五月初二日，《禮臣阻撓新政請予罷斥由》(與楊深秀聯銜)，原折見一史館03/9447/004。五月十二日，《請將經濟歲舉歸併正科改試策論由》，原折見一史館03/9447/17；《片、請旨申禁復用八股試士由》，原片見一史館03/9447/018。五月二十九日，《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由》，原折見一史館03/9447/56；《片、八旗學堂請歸大學堂統理由》，原片見一史館03/9447/57。六月十一日，《各省興辦鐵路官不必問由》，《片、主事席慶雲承辦西山煤礦請飭查驗由》，原片見一史館03/7124/048；《片、大學堂派辦各員請開去別項差使片》，原片見一史館03/5617/048。七月二十八日，《參譚鍾麟由》，原折見一史館03/5363/122；《片、參魁元等由》，原片見一史館03/5370/012；《片、定銀元價值由》，原片見一史館03/9534/67。八月初六日，《請急聯與國並保康有為由》，原折見一史館03/9456/005；《片、保道員馬建忠由》，原片見一史館03/9456/006。

(16)宋伯魯：《焚余草》卷上，第22—23頁。

(17)宋伯魯：《己亥談時》卷上，1913年刊本，第9—10頁。

(18)宋伯魯：《還讀齋雜述》第12卷，1923年刊本，第11頁。

(19)宋伯魯：《海棠仙館詩集》第22卷，1924年刊本，第12頁。又，宋伯魯另有一詩提及「經濟特科」，但僅是宣稱某人可中而已。

(20)羅宏才《宋伯魯先生諸事鉤沉》(《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一文對此有詳細介紹。該文稱：1923年11月26日，康有為曾在西安設宴招待宋伯魯，以慶宋的生日，並引用未刊行的《海棠仙館文集》中宋於次日給康有為一信：「……吾兄此次來秦，莫不嘆仰，以為千載一時，若因此小節使秦人得議其後，不特於風德有虧，且使兼座又何以為情耶？擬請刻即發還，以息浮言……」「兼座」，指劉鎮華，其兼任陝西督軍、省長兩職。我不知《海棠仙館文集》中是否還有其他可說明宋與康交往的文字。

(21)該件又在《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中刊出，當錄自於《焚余草》。

(22)葉德輝編：《覺迷要錄》錄4，光緒三十二年刊本，第21頁。

(23)葉德輝編：《覺迷要錄》錄4，第21—22頁。

(24)參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151、158—159、213—214、224—225頁。

(25)《清實錄》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又諭：御史宋伯魯奏鄉、會試第三場並各項考試策題宜專問時務，著禮部議奏。尋議駁。《早事》。」(《清實錄》第57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94頁)可見該折在早朝時由光緒帝批准交議，禮部不久後上奏駁斥。

(26)宋伯魯：《焚余草》卷下，第11—12頁。

(27)見宋伯魯《請設議政處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端棻《敬陳管見折》(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闊普通武《變法自強亦仿泰西設議院折》(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徐致靖《請設散卿折》(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張元濟《痛除本病統籌全局折》(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參見《軍機處錄副·光緒朝·內政類·戊戌變法項》，3/108/5615/10；《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2—48、172—173、176頁。相關的研究可參見《康有為戊戌真奏議》，第35、60、70頁；《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156—157、244—245、345—348、361—362、455—456頁。此外，康有為還讓徐致靖於六月二十七日上奏「開編書局」，以讓康有為能留在北京，並有進書之權，被孫家鼐所駁(《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55、338—340頁)。

(28)新任軍機章京、內閣候補侍讀楊銳七月二十八日致其弟楊悅(肖岩)的信中寫道：「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動。」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2冊，神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572頁。以下簡稱《叢刊·戊戌變法》。

(29)《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國史學會主編：《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神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59頁。文字據原稿本有所調整。

(30)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清鉛印本，見《續四庫全書》第44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頁。《戊戌政變記》第3卷「政變之分原因」又稱：「上既廣采群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猶恐西後不允茲議，乃命譚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御命西後，即見施行。乃越日，而變局已顯，衣帶密詔旋下矣。」(該書第238頁)兩者相比，一是時間有差異，二是參引文獻的年代有差異，可見梁啟超寫作時的隨意性。

(31)《隨手檔》中「候補京堂王照折：一、遵保康廣仁由」之「廣仁」二字，由「有為」改。又，王照逃亡日本後，與犬養毅筆談中稱：「二十九日午後，照方與徐致靖參酌折稿，而康來，面有喜色，告徐與照曰：譚復生請皇上開懋勤殿用顧問官十人，業已商定，須由外廷推薦，請汝二人分薦此十人。照曰：吾今欲上一要折，不暇及也。康曰：皇上業已說定，欲今夜見薦折，此折最要緊，汝另折暫擱一日，明日再上何妨。照不得已，乃與徐分繕薦(按：此下脫『折』字)。照薦六人，首梁啟超，徐薦四人，首康有為。夜上奏摺，而皇上晨赴頤和園見太后，暫將所薦康、梁十人交軍機處記名，其言皇上已說定者，偽也。」(《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第332頁)由此可見徐致靖、王照奏摺的內容。

(32)參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382—383、386—389頁。對於孔祥吉的這些判斷，我是同意的。

(33)該件又在《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中刊出，當錄自於《焚余草》。

(34)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140頁。

(35)軍機處《隨手檔》、《上諭檔》，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隨手檔》該條下還有一行小字：「折次日隨事遞上。另抄送慶邸。」即李端棻奏摺太長，須抄多份，當日未能抄完，次日遞送慈禧太后。

(36)《慶親王奕劻說片》，六月初十日遞，《孫家鼐說片》，六月初十日遞，《軍機處錄副·補遺·戊戌變法項》，3/168/9447/74、3/168/9447/75。軍機處《隨手檔》，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記：「遞慶親王、孫家鼐說帖各一件。」其下另有小字：「見面帶上、帶下。隨事遞上。另抄封存。」

(37)《傑士上書匯錄》第3卷，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357—360頁。

(38)該件又在《禮泉文史資料》第7輯中刊出，當錄自於《焚余草》。

(39)《康南海自編年譜》，《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第147頁。

(40)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頁。

(41)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52頁。又，六月十八日，張又複信沈曾植稱：「濟前者入覲，約兩刻許。玉音垂問，僅三十餘言。大旨謂外患憑陵，宜籌保御，廷臣唯諾，不達時務。(講求西學人太少，言之者三。)舊黨阻撓，部議拘執，帖括無用，鐵路當興。一一皆親切言之。濟隨事敷陳，首請堅定立志，勿淆異說；次則延見群臣，以宣抑滯；再次則設館儲才，以備諮詢，而歸重於學校、科舉兩端(外間傳言非無因也)。」(同上書，第675頁)

(42)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第246—247頁。

(43)宋伯魯：《還讀齋雜述》第3卷，第7—8頁。「乙巳」，光緒三十一年(1905)，「同州府」，府治今陝西省大荔縣。

(44)宋伯魯：《還讀齋雜述》第6卷，第10、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