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紀念這位老人——魯平，他揭示了香港回歸真相

澎湃新聞實習記者 郭琛

2015年5月3日19時20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下簡稱「港澳辦」）原主任魯平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88歲。

5月4日，這條訃告出現在港澳辦的官方網站上。

5月5日，港澳辦公布了以主任王光亞為組長，三名副主任王志民、周波、馮巍為副組長的治喪小組名單。

據《南華早報》5月4日報道，魯平因癌症去世。

港澳辦官方網站5月6日公布消息，魯平的遺體送別儀式定於2015年5月9日上午10時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舉行。

魯平的外甥汪先生向澎湃新聞確認了這一信息。魯平臨終前3個月，他一直在醫院陪護。他說，魯平的靈堂設在家中，但他並不願意透露魯平臨終前的更多情況。

曾多次採訪魯平的香港《文匯報》北京分社執行總編輯凱雷告訴澎湃新聞，他2015年4月底曾試圖聯絡過魯平，邀請他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原社長周南擔任紀念基本法頒布25周年圖片展的榮譽主席，但打家裡電話被告知不在，手機無法打通，簡訊也沒有回復，本想五一之後上門當面拜訪，不料傳來噩耗。

公開資料顯示，魯平（1927.9），從1970年代末期到1997年，一直在港澳辦工作，並於1990年出任港澳辦主任，1997年卸任。「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香港回歸和特區政府的籌建，他都全程參與。

魯平去世之後，許多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對他表示了深切悼念。

據香港政府新聞網消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5月4日表示，魯平為了香港的平穩過渡、繁榮穩定和順利回歸夙夜匪懈、鞠躬盡瘁。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4月5日說：「魯平是我的好朋友、好夥伴，是一個好人。」董建華表示，在香港回歸過程中，為了落實「一國兩制」，為了確保香港繁榮穩定，魯平做了大量工作。

末任港督彭定康曾因1992年提出「三違反」的激進「政改方案」，被魯平批評為「將成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但5月4日彭定康對中新社表示，魯平是一位有智慧的公僕，卻遺憾他們無法再有更深入的交往。

據香港電台5月4日報道，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李柱銘也讚揚魯平作風爽直，很關心香港事務。

從率團赴港調研，到起草香港《基本法》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得知魯平去世的消息，凱雷用四句杜詩，向澎湃新聞概括魯平從事的「一國兩制」事業。

2007年，《廣州日報》曾形容魯平「身材高大，頭髮雪白，面色紅潤、雙目有神」。

他的回憶錄整理者、《新民周刊》編輯錢亦蕉也向澎湃新聞回憶其2009年與魯平交流時感覺：「和同齡人相比，魯平的思維非常清晰，溝通也很順暢。」

1978年，時年51歲的魯平從《中國建設》雜誌調到港澳辦工作，從此未曾離開，直到離休。

2007年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魯平回憶，港澳辦1978年5月剛創辦的時候，他就參與了工作。剛開始的時候只有5個人，當時的港澳辦主任是被尊稱為「廖公」的廖承志。

港澳辦最初的辦公室是租來的兩間客房，一間是廖承志的辦公室，一間則是魯平和四位老大姐共用，他是港澳辦最年輕的成員。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將到期，英方率先提出了新界土地問題，主張維持現狀。

在回憶錄《魯平口述香港回歸》（以下簡稱「《魯平口述》」）一書中，魯平回憶，當時內部意見不是很一致，一些同志偏向於維持現狀。但廖承志認為應該收回香港。魯平說：「1981年4月，我們以廖承志的名義給中央打報告，認為只有如期收回是可行的。」

魯平並不諱言當時的香港民意，「你要說絕大多數香港民眾都積極擁護香港回歸，這不符合事實。」

這就需要對香港的社情民意進行廣泛調研。

根據《魯平口述》的記載，1982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年的調查期限，魯平組建起一個五人小組，秘密抵達香港，在香港各界展開調研，為解決香港問題做前期準備。這個小組除魯平外，其餘四人都是香港或者澳門土生土長的，魯平擔任五人小組的組長。

到香港後，五人小組遍訪華潤公司、招商局、中國銀行等單位，拜會香港商界、教育界、法律界、基層組織等社會各界人士。通過多種途徑了解香港的政治體制、法律、社會福利，還有國際問題的處理方式、香港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什麼能成為自由港、公務員問題、語言的問題等。

經過長達一年的調研工作，五人小組撰寫了二十幾篇調研報告。以他們的報告為基礎，綜合各方面意見，港澳辦於1983年3月向中共中央遞交報告。該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被稱為「十二條」，後來載入《中英聯合聲明》。

1983年7月，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正式開始，魯平全程參與了談判。不過，他的身份一直沒有公開，是以外交部西歐司顧問的名義參加。

《魯平口述》一書戲稱，這就像在繼續搞地下黨工作一樣。

經過三個階段的艱苦談判，在國籍、聯絡小組、駐軍、選舉等問題上，中英雙方最終達成了一致。1984年12月19日17時30分，《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進入過渡期。過渡期內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

2007年，魯平接受《羊城晚報》專訪時回憶，起草《基本法》之前做了很多諮詢。廣泛徵詢各界意見後，一條不漏列出來，包括反對意見，形成《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稿到香港再徵求意見，然後再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經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後，再拿到全國和香港徵求意見。

《魯平口述》一書記載，在起草委員會，《基本法》不是160條一起通過的，而是每一條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魯平回憶，其中最難，爭執最大的就是政治體制問題。魯平認為，這是因為英國方面一直在推波助瀾。

這期間，魯平於1987年8月升任港澳辦副主任。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基本法》。時任港澳辦司級官員的陳佐洱在《交接香港：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一書中回憶，那天魯平從人民大會堂回去的路上，一路喜形於色。

為了更好地實現平穩過渡，魯平回憶，中方曾設想1997年前由一名香港的中國公民擔任副港督，這名副港督由中英雙方共同認可，共同推舉，那麼1997年之後，這名副港督就自動成為特區政府首任行政長官。

然而，這個設想很快被急劇變化的形勢推翻了。

「現在我依然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

1992年彭定康（左）訪京與魯平(右)等人會面。

在凱雷的眼裡，魯平「非常有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非常擔心英國在過渡期內製造政治Bug。

不幸的是，魯平的擔憂很快成了現實。1989年6月後，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由合作轉向對抗，在他1990年升遷至港澳辦主任後，這些Bug都需要他一一化解。

《魯平口述》一書記載，1990年，時任香港總督衛奕信計劃用1270億港元來建設香港新機場，只準備留給特區政府50億港元財政，但事先沒給中方打招呼。1990年12月12日，面對香港媒體時，魯平憂心忡忡：「就個零頭，全都花光了，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因此得了一個外號「魯怎麼辦」。

有香港媒體誤認為魯平反對香港興建新機場。事實上，在《魯平口述》一書中，他明確說希望香港把機場建起來，並明確否定了內部讓深圳和香港合用深圳機場的想法。

針對這個問題，1991年5月底，魯平和英國外長赫德在北京舉行談判。赫德最後讓步到給特區政府留下250億港元，魯平一算，加上中央政府替特區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差不多1000億港元，勉強可以過日子了，於是請示中央，中央同意。

1991年9月3日，英國首相梅傑到北京簽署了《香港新機場諒解備忘錄》，新機場順利開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2年4月，英國派出彭定康取代衛奕信，出任香港總督。

衛奕信是魯平的好朋友。2007年接受《廣州日報》專訪時，魯平提起了昔日好友，說：「他知道硬來是不行的，但是英國政府內部一些人又對他不滿，硬要將他調回去。」衛奕信回國前，魯平特地陪他去了三峽，滿足他的未了心愿。

彭定康和魯平的關係就完全不同了。澎湃新聞注意到，他們的名字時常連接在一起，主要由於魯平對彭定康那句「千古罪人」的評價。

按照中英雙方外交部長和外交大臣1990年達成的共識，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只要組成符合《基本法》、議員擁護《基本法》，都可以直接成為特區首屆立法會議員，這一做法又叫「直通車方案」。

但彭定康到任半年之後，1992年10月7日，公布了香港1994年的區域組織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新方案，把立法局的間接選舉改為變相直接選舉，破壞了「直通車方案」。然後，他才訪問北京，與魯平會晤，結果會晤中沒有取得任何成果。

隨後，魯平召開記者招待會，批評彭定康的方案「三違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違反兩國外交部長和外交大臣達成的協議，「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2009年，魯平在出版《魯平口述》一書時仍然表態：「現在我依然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

魯平曾對凱雷分析，彭定康這樣做「背後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香港來推翻我們整個國家的政權」。

魯平和彭定康後來還見過一面。

1999年12月澳門回歸時，彭定康曾經追上魯平寒暄了一番，並交流了對音樂的看法。彭定康說自己喜歡18世紀的古典音樂，而魯平則說自己喜歡19世紀的音樂，彭定康表示要贈送魯平一套巴赫的唱片。只是，那次會面後，兩人相隔遙遠，贈送唱片之事也從此沒了下文。

魯平2007年接受《羊城晚報》專訪時表示，當時在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方案」之後，按照鄧小平的指示，香港特區的籌備「另起爐灶」，1993年成立了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1996年3月成立了香港特區臨時立法會。

就在這個困難的時候，魯平被診斷患有胃癌。

魯平告訴凱雷，當時每天的午餐都是「隔夜飯」，稍稍加熱就吃下去，就在他吃飯的時候，香港報紙會送到他辦公室，「那時候的香港報紙大多是對中央不利的言論，我一邊吃一邊生氣」。因為工作忙碌，飯也吃不好，所以胃就出了問題。

1995年5月，魯平在北京進行胃癌切除手術，手術是秘密進行的，換了一個名字，住在北京醫院。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吳蔚然告訴魯平，馬上住院，第二天會診，第三天動刀，子女也沒有通知。動完手術之後，魯平又做化療，沒有做完就回到了工作崗位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魯平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承：「英國旗下去，五星紅旗升上來，我落淚了。」

1997年7月6日，香港回歸六天之後，魯平卸任港澳辦主任一職。這一年他70歲。

在《魯平口述》一書中，他提到香港回歸時說：「我想我總算是做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雖然不是什麼大事情，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件對得起國家的，對國家有益的，對得起我自己良心的事情。」

退而不休，依然挂念香港

包括周南(左)及魯平(右)等曾掌管港澳事務的北京退休官員，2003年獲新界鄉議局訪京團宴請。

卸任之後，魯平依然十分關心香港事務。

魯平曾對凱雷講，現在雖然退下來了，還是時間不夠用。每天要看當日的香港報紙，每天還要上三次網，每次一小時。

他告訴凱雷，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一國」指的是一個具體的國家，而不是抽象的國家概念。香港有人別出心裁，另有動機地去篡改「一國」的內涵，這其實就會發展到港獨，發展到奪取政權。

魯平還告訴凱雷，那種「民主化問題上香港先走一步、給中國做一個示範」的想法是完全沒有出路的。

2004年8月，魯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用「要團結，有信心」寄語港人。在他看來，香港最大的地理優勢就是「背靠大陸，面向世界」，作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橋樑，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大陸，香港就沒有發揮橋樑的作用。

另據人民日報旗下海外網報道，2013年，當魯平接受公開採訪，被問及「佔領中環」時，他不禁慨然長嘆，有感而發地說，不要忘記香港還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你弄得大家都怕了，香港今天又遊行，明天又遊行，今天佔領中環，明天再來個什麼，弄得投資者都失去信心」。

一個人的行事風格往往與自己的成長環境密切相關。

魯平出生和成長在上海，父親魯繼曾是大夏大學的教務長。大夏大學的校園，就是現在的華東師範大學。

華東師大一位研究校史的學者告訴澎湃新聞，魯平少年時期的居所，就是位於現中山北路3671弄華東師大一村的一棟二層小洋樓。

據華東師大檔案館網站，2014年11月，魯平曾來到華東師大，暢談了自己求學和參加革命的經歷。

面對華東師大檔案館工作人員，魯平講述了自己先入雷士德工學院讀高中，後因日寇佔領被迫轉學到聖約翰大學附中，此後又考入聖約翰大學農學院學習，高中期間即參加地下黨的活動等經歷。

離休之後，魯平還出任了中國福利會副主席和上海宋慶齡基金會主席。

魯平曾回憶，他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就進入中國福利會工作，當時中國福利會的主要任務是將國際上的戰後重建物資運往解放區。魯平在裡面做翻譯，直接在宋慶齡的指導下工作。據中國福利會網站消息，年過八十之後，魯平每年都還要拿出一段固定時間，集中翻譯有關宋慶齡的信件與資料，推動對宋慶齡的研究。

從事慈善事業，魯平不是掛個名，而是實實在在做事。他積極推動菲律賓、南非成立宋慶齡基金會。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發來的唁電，在他的推動下，該校與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合作創辦了「宋慶齡公益慈善教育中心」，開創了中國高校本科層次專業公益人才培養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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