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之張之洞傳奇

晚清重臣之張之洞傳奇（1837年-1909年）

1837年，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別號壺公、抱冰，直隸南皮(河北南皮)人）生於貴築縣(貴陽)。

1844年，張之洞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

1850年，張之洞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

1852年，張之洞赴順天府鄉試中舉人第一名，成「解元」。

1863年，張之洞考取進士第三名，成為「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1867-1873年，張之洞任湖北學政。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整頓學風，建立經心書院，提拔獎勵有真才實學的人，頗得眾望。

1874年，張之洞任四川學政、山西巡撫。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並撰寫《輶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這兩本書在當時和以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書目答問》至今仍是近代目錄學的一部具有參考價值的書。他還聘請通才宿儒，如繆荃孫、樊增祥、王文錦、王懿榮、蒯光典、易順鼎等，教士子以治經門徑，通達時務。在四川尊經書院的學子中，他推薦五少年，第一名是楊銳，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後來著名的今文經學家廖平。

1879年，張之洞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

1879年，清廷因俄國侵佔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於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消息傳來，輿論大嘩。群臣上疏，張之洞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並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諮詢。他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摺19 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

1880年，清廷派曾紀澤赴俄，重訂伊犁條約。當時，張之洞、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稱翰林四諫，號為清流派。他們擁戴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為領袖，而實際上張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領。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的政治聲望提高了，並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

1880年，張之洞授翰林院侍讀。次年擢內閣學士。又任山西巡撫。

1881—1884年，張之洞任山西巡撫。當時，山西吏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鴉片流毒嚴重。張之洞給友人書云：「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案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凈無為之地也。」「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國矣，如何如何。」張之洞注意整頓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煉局。他創辦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楊深秀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六君子之一。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張之洞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

1884年，法國侵略越南，邊疆告急。張之洞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清廷召張之洞晉京。張之洞陳抗法事，多所謀劃，被任命署理兩廣總督，不久實授。張之洞到達廣州後，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

1884年六月，法國侵略軍佔台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台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局。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烱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烱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

1885年正月，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1886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梁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後來梁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不怕非議，敢於延聘他們，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

1889年，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於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

1889年7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並多次署理兩江總督。

1889年冬，張之洞到湖北，花了很大精力辦起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

1892年，張之洞創辦的湖北織布局在武昌開車，紗錠3 萬枚，布機1000 張，工人2000。織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布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布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

1893年，漢陽鐵廠建成，包括鍊鋼廠、煉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 個、煉爐2 座，工人3000，採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戰後，張之洞曾奏請派馬隊"馳赴天津，聽候調遣"，並想以"外洋為助"。他鑒於"倭勢日囂，必將深入"，建議"慎固津沽及盛京"。

1894年10月26日，張之洞致電李鴻章，提出"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三項主張。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後，遼瀋危急，張之洞再提出"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五事。

1894年11月2日，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鴻章電中指出"無論或戰或和，總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張之洞先後致電李鴻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順，均無效。

1894年11月，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 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國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

1895年初，日軍進犯山東半島，張之洞給山東巡撫李秉衡發急電，建議李秉衡"責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開壕塹，於要路多埋火藥，作地雷"，以阻止日軍進犯。並表示擬撥槍支彈藥支援山東守軍。在丁汝昌自殺殉國後，他曾建議將駐紮台灣的劉永福調來山東抗日，保衛煙台。

1895年2月28日，當張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於日之說，致電朝廷，瀝陳利害，極力反對割台。並提出保台的「權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國借巨款，「以台灣作保」，英必以軍艦保衛台灣；二、除借巨款外，「許英在台灣開礦一、二十年」，對英有大益，必肯保台。

1895年3月29日，張之洞致電唐景崧，一方面鼓勵御倭；一方面建議起用百戰之將劉永福，同時致電劉永福，建議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濟，建立奇功」。《馬關條約》簽訂後，張之洞於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廢約辦法「惟有乞援強國一策」。

1895年5月20日，清廷諭令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令陸續內渡」。張之洞認為「此時為台之計，只有憑台民為戰守，早遣無用客勇，以免耗餉，禁運銀錢內渡，以充軍實」。24日，張之洞從唐景崧來電中得悉「日內台民即立為民主國」之事，27日上奏，認為台灣「現自改為民主之國，以後籌械等事，自未便再為接濟，以免枝節」。

1895年6月3日，日軍攻陷基隆港。5日，張之洞仍致電唐景崧，希望他激勵士勇民眾堅守台北府，並鼓勵唐「自率大支親兵，獲餉械，擇便利駐紮，或戰、或攻、或守，相機因應，務取活便，方能得勢。」可是唐景崧辜負了台灣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廈門。最後只剩劉永福在台灣領導軍民堅持抵抗日本侵略軍。但是「餉械奇絀」，多次向張之洞求援，張之洞雖有餉械，卻不敢接濟。

1895年10月19日，劉永福戰敗，退歸廈門。

1896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1896—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為經理。張之洞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持。後來，《時務報》發表了關於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使張之洞大不高興。他授意屠仁守寫了《辨辟韓書》，批判嚴復的《辟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後，湖南掀起了維新運動。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得到張之洞贊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陳寶箴也命令全省各州縣書院的學子閱讀《時務報》。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銷《湘學報》於湖北各州縣。自第十冊起，《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這使張之洞大為不滿。

1897年，張之洞決定開設兩個紗廠，後建成北廠，紗錠5 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後來張謇領去創辦了南通大生紗廠。

1898年，張之洞作《勸學篇》，反對變法改革。閏三月，張之洞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到北京，曾對總署說：「變法不從遠大始，內亂外患將至，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張之洞急電挽救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而不得，為此，他深感痛惜。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張之洞參與"東南互保"，鎮壓兩湖群眾鬥爭。七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他們還想通過日本勸說張之洞，擁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張之洞得知消息，並未立即表態。這時，英國也正在活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等拉攏孫中山，準備在華南策動李鴻章「獨立」。李鴻章也在觀望。於是出現了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張之洞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

1901年三月，清廷在經過了八國聯軍侵略北京的戰爭以後，不得不「變通政治」，成立督辦政務處，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遙為參預」。五月、六月，張之洞會同劉坤一連續上了三道奏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關於辦學堂、廢科舉事，提出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等建議。第二折，言整頓中法，提出了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等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等建議。在這個奏摺中說：「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寢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這裡反映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敗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採用西法，提出了廣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葯，多譯東西各國書等建議。在這個奏摺里，他說：「施之實政則不至於病民，至若康有為之邪說謬論，但以傳康教為宗旨，亂紀綱為詭謀，其實與西政、西學之精要，全未通曉，茲所擬各條皆與之判然不同。」他還特地申明他採用的西法內容和實質同康有為維新派的毫不相同。《江楚三折》仍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化，在不變更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方法。雖則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項目，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留學、設商部、學部、興辦實業等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新文化傳播的。

1901年十月，張之洞被賞加太子少保銜。

1902年，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制麻局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

1902年十月，張之洞上《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提出興辦各類學堂，包括師範、小學、文普通中學、武普通中學、文高等學堂、武高等學堂、方言學堂、忠學堂、工學堂、勤成學堂、仕學院、省外中小學、蒙學等。

1904年1月，張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張之洞等《奏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國範圍推行的學制。當時稱為「癸卯學制」。內容是把普通教育分為初等、中學、高等三級，修業期長達25 年；與此並行的還有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

1905年六月，張之洞又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粵漢鐵路的築路權早在7 年前就被美國所控制。1898年，美國合興公司同清廷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1900年，又訂立續約，規定借款為4000 萬美元，由合興公司在5 年內築成，不得轉讓他國。但3年過去，到光緒二十九年鐵路尚未動工。光緒三十年，合興公司又將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比利時的萬國東方公司。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獲悉這個消息，非常憤怒，要求廢除原訂合同，收迴路權自辦。此時，張之洞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交涉，1905年七月，張之洞以675 萬兩的高價贖迴路權。1909年四月，張之洞以高股籌集不易為由，與德、英、法三國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550 萬英鎊籌建粵漢鐵路。這激起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

1905年九月，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以興學校。清廷詔准，自翌年始，所有鄉試、會試及各省歲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學堂出身，結束了1300 多年的科舉制度。廢科舉、興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張之洞在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觀上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傳播的。

1906年，張之洞晉協辦大學士，有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張之洞在督鄂17年間，張之洞力主廣開新學、改革軍政、振興實業，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財賦稱饒，成為當時中國後期洋務新政的中心地區。

1908年十月，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死去，溥儀繼位，改年號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滿族親貴乘機集權，排斥漢官。袁世凱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漢族大官僚，加上戊戌變法時出賣光緒帝，為載灃等皇族親貴所忌恨。於是，載灃等密謀殺袁。對此，張之洞表示反對，認為「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

1908年11月，張之洞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

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讓他回河南養痾。六月，張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奏請開去各項差額，攝政王載灃親臨探視。當臨終的時候，溥儀生父、時任攝政王的載灃雖然與之政見不合，但也是親臨床榻看望之。張之洞畢竟是四朝老臣，臨死之時還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撫民眾。攝政王載灃揚揚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張之洞從此再無一語有關國計民生的大計獻於攝政王大人之前。當天，張之洞在哀嘆「國運盡矣」聲中去世。清廷謚以「文襄」。

華北事變後，張之洞十三子張仁蠡（1905—1951）投降日本，任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廳廳長。

1937年4月，張仁蠡奉殷汝耕之命組團訪日。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仁蠡任偽新民會副會長。

1939年4月，張仁蠡任汪偽武漢特別市政府市長。

1940年3月後，張仁蠡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汪偽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武漢分會副委員長，汪偽天津市市長兼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仁蠡以漢奸罪被逮捕。1951年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