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集體感到不幸福？
根據荷蘭Erasmus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3次幸福指數的調查，中國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去年12月，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數調查，顯示東亞國家幸福指數普遍低於西歐及美洲國家，最快樂的亞洲國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國則排第48位，而在各種對全球各國國民快樂水平的比較研究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樂指數總在後列。種種數據表明，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並不能保證國民幸福的持續增加。更為嚴重的是，越是生活在大城市裡的人，越是感到不幸福，那麼，為什麼會發生國富而民不幸福的尷尬局面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外一組數據中找到蛛絲馬跡：伴隨著中國GDP奇蹟般的瘋狂增長，中國的抑鬱症患者達2600萬、9成大學生陷入就業迷茫、7成公眾擔心藥品安全、8成家庭付不起子女學費、7億多人受到職業傷害、47%母親無力養育孩子、70%上班族工作不和諧、7成知識分子走在「過勞死」邊緣……中國片面發展GDP的模式已經嚴重影響到人們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消費背後，伴隨著的卻是更大的壓力和更少的幸福——這是中國社會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種精神疾患。
毫不誇張的說，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傳統的意識形態被消解並崩塌之後，財富實際上變成了官方與中國民間惟一的交集與共識，並成為越來越疏離的中國民間社會與官方的惟一黏合劑，如此，對財富的最大化追求作為中國轉型中的一種新型的大眾意識形態被牢牢地確立下來。然而，在經過二十多年衝刺般的財富賽跑之後，這個邏輯簡單因而也就特別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話開始逐漸露出了馬腳。人們如夢初醒般地發現，增長並沒有與財富同步，而是越來越背離，對財富的追尋也沒有相應增加個人幸福，而是帶來更多的壓力，更多的沮喪。
在「錢多就是硬道理」代替「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時候，人們普遍感到了精神的失落和幸福感的缺失。無論對於社會還是對於個人，這個「發現」都是相當不幸的，因為它帶來的是瀰漫著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而這種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國人集體陷入「財富抑鬱症」的社會心理基礎。更為不幸的是，作為一種具有強大慣性的文化，「對財富的過度追求」就像一種精神鴉片，已經徹底地奴役了我們對財富的理解與想像力。換言之，我們很難從這種毒品中抽身自拔。在這個意義上，財富所帶來的壓力、焦慮，進而抑鬱在中國社會可能還僅僅是開始。
放眼看去，財富對幸福的消解及壓迫越來越重，中國社會對財富也感到普遍困頓，人們的壓力越來越大，閑暇時間越來越少，過重的焦慮甚至失望，接踵而來，財富帶來的效用從「正」開始累計成了「負」，壓的人們喘不過氣來，並且促使人們產生了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而這正是中國人集體陷入「財富抑鬱症」的社會心理基礎。所以，中國人在面對住房危機、安全感缺失、教育致貧、人際疏離、生活壓力等等現狀時，變得異常的焦躁和不安，以至於陷入集體不幸福。這是財富被某些經濟學家、政客粗暴追求概括成GDP的嚴重後果，中國人們在這樣的追求中深受其害。
在這場追逐遊戲中，男人們把在城市中獲得房子作為幸福的標準，女人們把自己能嫁給一個有房子的人作為幸福;富人們把能用錢買到漂亮的女人作為幸福，窮人們則把能賺到適足的錢作為幸福，於是，所謂的情愛，所謂的道德，都在紙醉金迷中通通拋諸腦後，如此以來，人們的價值觀、目標、追求都發生了偏向，而到頭來，人們在獲得這些物質滿足的時候，卻突然發覺這並不是自己想要的幸福。其實，人們為什麼不不幸福，為什麼會不快樂?一切都只是源於壓力的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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