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實現與作品、作家在精神層面的對話

謝有順：我渴望實現與作品、作家在精神層面的對話

日期：[2013年10月31日] 版次：[RB15]

版名：[大家訪談] 稿源：[南方都市報]

謝有順

1972年8月生於福建省長汀縣。文學博士，一級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出版有《先鋒就是自由》、《從密室到曠野》等，曾獲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獎項。

2006年，謝有順被中山大學以特殊人才引進，成為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博導，這一年，他34歲。此時，他來廣州已有8年，距他從福建師大畢業已經12年。大學畢業後，謝有順做自由職業者，也做過報紙編輯，無論何種工作，他一直沒有放棄過文學評論。

「最重要的是沒有停止過閱讀，即便是在最煩惱無力時，你還是覺得閱讀是一件重要的事，讓自己始終保持思索和智者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坐在中大的辦公室里，謝有順對南都記者這樣說。7年後的今天，謝有順早已習慣了大學教授的身份，無論是科研和教學，他都絲毫不輸給其他所謂「學院派」的學者。不過，當你面對他時，卻又能強烈地感受到某種不同，充滿時代感，一種不同於其他沉迷於書齋研究的文學評論家的氣質。

我從大二開始發表學術論文

南都：1990年，你去福建師大上大學，為什麼會選擇中文系？

謝有順：我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我是從中等師範學校保送上福建師大的，對我們保送生來說，沒有太多專業的選擇餘地。好像很多保送生選的都是中文系，這可能也跟自己之前對文學、寫作存有一份愛好有關吧。

南都：中文系的學生應該有較多的閱讀吧？大學階段，你的閱讀範圍是怎樣的？

謝有順：剛進大學時，在閱讀上我可能是全年級基礎最差的。我讀的初中是村裡辦的，沒有英語課，沒有圖書室，也沒讀過什麼文學雜誌。到縣城讀師範後，讀過一些《人民文學》和《福建文學》，幾乎沒有涉獵過理論和學術方面的著作，文學的經典作品也讀得很少。即便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麼著名的歌曲，我也是到了大學校園後才第一次聽到，當時還以為是流行歌曲，結果被同學嘲笑一通。

從大一開始，我多數時間是在圖書館，當時看了很多文學作品和期刊，特別是那些過刊，使我了解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而對西方現代派作品的閱讀，又使我進入了當時的文學語境；同時，我還看了大量的思想、哲學著作，比如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當時，我對先鋒文學，尤其是先鋒小說，對那些帶有實驗性、現代性的文學作品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以，我從大二開始發表學術論文，研究的興趣就集中在了先鋒文學上。

南都：一般來說，大學生會傾向於文學創作，比如寫詩、寫小說，你為什麼會選擇寫學術文章？

謝有順：其實那時我也寫小說，還發表了幾篇，但最終還是認為做理論更適合我。我從大二開始發表論文，最早是在《文學自由談》、《福建文學》、《文藝評論》等刊，後來是在《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甚至《文學評論》上發表。我大三時寫的一篇文章，一萬五千字左右，談先鋒長篇小說的，發表在《文學評論》上。

很多年後，遇見《文學評論》的副主編王保生老師，他還說，我可能是《文學評論》復刊以來年齡最小的作者。我當時就一傻學生，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別，而且《文學評論》給的稿酬還比別的刊物低，也就沒覺得這刊物多重要了。可有一天我去門房領稿費單，碰到我們系主任，他很遠就跑過來對我說，祝賀你。我當然不敢問他為什麼祝賀我，若干個月之後，我才隱約明白，是因為《文學評論》上那篇文章。當時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是很難的，現在就更難了。

南都：當時發表學術文章的稿費如何？

謝有順：記得當時理論刊物的稿酬很低，但對一個窮學生來說發表一篇一萬字的文章，收到兩百塊的稿費，在當時還是挺不錯的。我父親那時給我的生活費是五十塊一個月，我經常收到稿費，也經常請同學朋友吃飯。稿費是不規律的，有時候一個月來兩三張稿費單，有時候兩三個月都沒有，搞得我的經濟也是有時候闊綽，有時候極其窮酸，甚至吃饅頭喝白開水的日子我也有過。回想起來它還是有一種快樂，那時候匯款單是在學校門口的收發室登記，絕大部分人去領的都是家裡寄來的生活費，而我則會經常收到北京、瀋陽或別的城市寄來的匯款單，那些登記的阿姨都知道這是稿費，而且那時候一兩百塊稿費好像也還是不錯的。所以在學校，至少在那些阿姨當中我肯定是最有名的學生，因為我是最多稿費單的。

我本能地拒斥八股文式的文體

南都：本科生髮表學術論文應該說很不容易，回頭來看，你覺得為什麼你當時寫的文章能夠被刊物認可？

謝有順：一是得益於我有閱讀基礎，我對新時期文學，以及西方現代派文學經驗不陌生，這就使得我的研究與當時的文學評論界是同步的；二是當時有一種寫作的激情，膽子大，敢作判斷，也能敏銳地發現一些問題，提出一些觀點；三是我會特別留意別的研究者的風格，自然也就比較早有文體意識，我那時的文章雖然深度不夠，學術性不夠，但文辭還比較講究，早早就脫離了學生腔，文章的辨識度還比較高。直到現在，還常有學生或朋友來給我說，更喜歡我那個時期的文章，這既令我意外，也讓我傷感。

南都：你當時的文體意識是怎樣的？

謝有順：我當時就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覺得學術探討和個人感悟之間是有關係的，所以我的文章不是那種枯燥的、炫耀知識的。我更願意把閱讀作品、探討問題和我個人對生活、生命的思考聯繫在一起，我渴望實現與作品、作家在精神層面的對話，這就使得我的文章多了一些感受和精神沉思的成分。同時，我對語言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我本能地拒斥一種八股文式的文體，從題目到行文，我都注意詞語的選擇，我那時崇尚一種學術論文和思想隨筆相結合的寫作方式。

南都：這種意識從何而來？

謝有順：這可能跟我的閱讀有關。我不僅讀文學和文學理論，更是大量閱讀哲學、歷史和思想類著作，像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等人的著作，甚至像維特根斯坦那麼難啃的書，我也讀得津津有味。這個思想背景很重要，這樣，我讀現代派的小說、詩歌，對那種以反叛、探索和先鋒為標誌的思潮，內心就有呼應。

正是通過這些思想性著作的閱讀，我發現，大學者和思想家在思考問題的時候，並非僵化、枯燥的，而是有很多個人生命的投入，表達上也往往獨樹一幟。這當然都影響著我。到現在我指導學生，都不贊成他們只讀文學作品或文學理論書，反而鼓勵他們要多讀歷史、思想和哲學著作。如果一個人沒有思想，面對世界，或者面對一個問題，他的思索就沒有穿透力，尤其是沒有那種精神穿透力，學問也自然做不好，做不深。

南都：在福建師大時，有沒有對你影響比較大的老師？

謝有順：有不少，但現在最著名的就是我和孫紹振教授的關係了。我在學術研究的血緣上，和孫老師未必是最近的，但耳濡目染，自然受他的影響很大。他的視野、氣魄，還有他所帶動的文學資源，對我個人的成長、寫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王光明、顏純鈞、謝宗貴、劉泓等老師也在大學期間給了我很多鼓勵。

堅持理想需要有一些動力

南都：最開始寫學術文章，你的關注點和切入點是怎樣的？

謝有順：1992年，我第一篇關於先鋒小說的文章發表在《福建文學》上，當時關注的是先鋒小說的語言問題。那時，我一方面關注先鋒小說家的新作，另一方面對先鋒小說的轉型，也比較早就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比如，以余華的《活著》為節點，很多先鋒作家從之前的熱衷於形式探索，到重回講故事的路子，這裡面蘊含的問題，我及時地做過探討。

1993年我還寫文章指出，先鋒小說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早期普遍有一種消解故事、解構人物、削平深度的傾向。但隨著某種先鋒性的萎縮，故事的講述、人物的命運又成了一個敘事的中心問題，如何在作品中重建一種精神深度，這是先鋒小說家要思考和回答的。這個角度，在當時也還是有新意的。這些文章幾乎都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雜誌上，這個雜誌一直是很重要的。

南都：從大學開始你就在理論刊物發表論文，那麼，是不是從那時開始你就選擇了以後要走文學評論這條路？

謝有順：沒有那麼清晰的認識。只是，那時寫了不少文章，而且都發表在比較重要的刊物上，為此，我還用自己的稿費供自己讀完了大學，這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慣性，我也在閱讀、寫作、發表的慣性里獲得了一種樂趣，思維的樂趣。為了維持這種興趣，我在當時甚至放棄了正式分配。我是定向生，按規定要我回縣城教書，但我覺得回去就意味著寫作的中斷。於是，我後來選擇了在福州一家雜誌社打工，一個叫「電影之友」的雜誌社，小開本的雜誌，沒有回縣裡去。直到1998年來到廣東，我一直是自由職業者。

南都：在當時放棄分配，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謝有順：這裡倒沒有勇敢和理想主義的成分，我完全是被迫的。那時候我和任何人一樣，都渴望穩定，但客觀上還有很多困難，你無法穩定，無從選擇，所以只能接受這種現實。記得當時在雜誌社的工資非常少，每個月就幾百塊，生活還得靠自己的稿費來維持。所以，在很多人看來，寫作是高尚的，但在我，寫作還為了活著，尤其是我還有農村父母要照顧，需要錢。現在看來，寫作，賺稿費，這些其實並不庸俗，裡面自有一種叫人奮進的動力。一個人年輕的時候，要堅持一種理想，是需要有一些動力的。這期間，我也感謝一些作家、編輯朋友，他們給我寄書，約我寫稿，客觀上也使我一直生活在文學現場之中，沒有遠離文學。

南都：看你這時期的文章，似乎內向思索進一步加深了，更關注一些本源性的問題了。

謝有順：那段時間，我完全不按照文學研究界慣有的譜系來讀書了，我讀了大量的哲學、神學、宗教、歷史學的著作，這些著作對我往後的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從報社到大學

南都：1998年以後，你到廣州進入報社工作，這種全職的編輯工作對你的學術研究會有影響嗎？

謝有順：到廣州出於偶然，但我很喜歡自己的這一抉擇。報社的工作於我也很重要，一是有了穩定感，二是還在和文字打交道，繼續寫作就有了可能。不過，在報社工作，也有弊端。最大的問題是，它很容易損耗一個人對寫作的熱情，讓你失去對文字的敬畏感，看過即扔，你會覺得文字很虛無。但我始終將工作和興趣分得很清楚，所以這種負面影響對我影響不大。其實，在報社工作也有好處，它一方面使我對世界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另一方面也使我養成了一種文字潔癖，這直接影響了我後來的寫作，我希望自己的表達能夠更準確，可能跟這有關。

南都：你是到什麼時候覺得我需要進入大學了？

謝有順：從事學術研究，目前的最佳選擇還是大學。大學能提供一個平台，學術交流的平台，同時它能讓你面對學生，把你對文學的理解與學生分享、對話，保持思考的活力。但直到2006年我開始讀博士，到大學的條件才比較成熟，那時，國內有多所大學，像復旦大學、中國人大等，都想引進我，但我最終選擇了中山大學，因為我很喜歡廣州，也很喜歡這所學校。

我是一個勤奮的寫作者

南都：但一個報社編輯進入大學體制並不容易。

謝有順：很多人都不明白一個人怎麼可以從報社編輯一下子到大學去，他其實忽略了我在報社編輯身份之外，還是一個比較勤奮的寫作者。

我固然是有媒體的背景，也在省作家協會工作過，但我的文章也一直在大學認可的高端學術刊物上發表。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中大要我填寫一份材料的時候，我的簡歷里寫到有二十幾篇文章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中大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沒有向我核實其他的任何材料，唯一就是要我提供這二十多篇被轉載文章的原文。其實我也理解，中大幾乎不能相信，一個34歲的人有二三十篇文章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因為在學術界，哪怕是比我年長很多的學者都未必有這麼多。我被轉載的篇數肯定超過了絕大多數的教授，他們肯定抱著一種不太相信的心態。

我去中大不一定和這個有關係，但至少表明這個人的學術能力是可以信任的，哪怕用最嚴苛的學術標準，我也達到了一個教授所需要有的學術條件。比如我在《文學評論》這樣最高級別的刊物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文章被《新華文摘》甚至《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這樣的高級別刊物轉載過好多篇，《人大複印資料》當時轉載了二十多篇現在已經達到四十篇了，在CSCI這樣級別的刊物我發表超過一百篇論文，如果僅僅按照數量來說，我評五個教授都夠了。也就是說，即便用最嚴苛的學院的要求來要求我，我也能夠滿足這些要求。

南都：你去復旦大學跟陳思和先生讀博的情況是怎樣的？

謝有順：我一直都想讀博士，覺得這也是一種讓自己接受學術訓練的很好的方式，但在現有的體制里，讀學位有很多要求，比如外語，就是一個硬條件。我因為是保送生，所以到了大學讀的是日語，英語也學一點，我甚至還參加過兩次新東方，學新概念英語，但我這兩門外語，都遠達不到博士外語的水平，所以讀書一事就卡在那裡了。最初並沒想考復旦大學，我知道復旦的外語要求很高，後來陳思和老師知道了我想讀博的意願後，主動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考復旦的博士，以他的學術地位，可以爭取破格錄取，我後來也確實是破格錄取才進入復旦大學的。進入復旦之後，陳老師儘管忙，但還是在很多事上，包括學術研究方面，給了我很多指導，拿學位是一回事，通過這種學習際遇，讓自己重新出發，這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對復旦是一直存著一份特殊的感念的。

南都：到中大以後，你的研究狀態跟你之前有怎樣的變化？

謝有順：也許，在寫作和研究上，沒有多大的變化，我還是按照自己的路子往前走，但在呈現出來的狀態上，還是有變化的。比如，在發表文章的刊物選擇上，會盡量照顧學校需要的所謂級別，這會直接影響你的科研積分。

進了大學，客觀上，每個老師都擔負科研和教學兩方面的任務，不可偏廢。很多人重科研輕教學，我是不認可的。既然做了老師，當然要教書育人，要講課，要讓學生愛聽你講的課，要讓學生從你身上有所得。所以，最好是讓自己的研究和自己的課程有一種對接。我在中大約定自己不講重複的課，就是不讓自己懶惰，也表明對學生的一種尊重。因為一旦鬆懈，做老師就是混日子，而大學老師要混下去，是很容易的。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從現場出發

南都：一般的研究者都有明確的研究範圍，你對自己有這樣明確的定位嗎？

謝有順：我當然也有自己的計劃，有自己的研究路徑，但我不像一些人那樣，有那麼深的學術焦慮，好像不寫一部文學史，不提出幾個概念，就擔心沒有自己的學術領地。於是，大家都忙於建立什麼體系，都在寫文學史，都在創造新詞，為此也製造了很多學術垃圾。不說別的，那麼多文學史，有幾部是有創見，有新材料、新論述的？都是在一個層面的重複而已，我覺得很無趣。

當代文學研究是很特殊的學科。假如沒有對文學現場的熟悉、跟蹤、把握，沒有充分的個案研究做基礎，沒有自己在第一時間就敢下判斷的能力和勇氣，你如何能夠準確地分析、敏銳地決斷？許多時候，那些理論和名詞，對一部新出版的作品來說並不合身，你強行要嫁接上去，多少就有一點隔膜、彆扭，這種狀況越來越惡化，結果就會導致創作界和研究界越來越對立，越來越無法有效地對話。

作家是不會輕易被你手中的理論、說教嚇住的，能讓他們服氣的是批評的專業精神，以及那種長驅直入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是從現場出發，從寫作的實際出發的，所以，這些年，我不急於建構什麼體系，但我不斷在擴展自己的研究範圍，比如，除了我所擅長的小說批評之外，我做過專門的詩歌研究，我還研究過兩三年散文，這種文體之間的對話，也能給我很多啟示。我相信，小說、詩歌、散文都研究一遍之後，所形成的文學整體觀會更堅實、有力。現在，能在這幾種文體之間自由穿行的研究者，是很少的。所以有時我看一些學者的文學史，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懂詩歌，但史論不能缺了詩歌這塊，所以他就很隔膜地對詩歌發言。我希望自己不成為這樣的研究者。

南都：你對自己以後的學術研究有什麼期望？

謝有順：我們這代人，無論是作家還是理論家，某種程度上都是喝著狼奶長大的，所藉助的資源也多是西方的。在思想視野上，有一種空間上的優勢，但在時間上，有一種先天不足，也就是說，研究上普遍缺少歷史感。我們可能解決了和西方的關係，但解決不了和傳統的關係，我們從當代走不回現代，從現代也走不回古代，時間上，總是斷裂的，這當然是一種局限。是否有一條能貫通地解釋中國文學的線索？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大問題。這其實也是研究中國文學越來越需要拓展的視野。假如你只有西方的理論，你或許可以讀懂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但你未必讀得懂90年後中國文學的轉向。比如莫言的小說，80年代他受拉美小說影響多，但《檀香刑》後，他顯然受到了中國傳統小說、地方戲曲的影響，這時，光有西方理論就解釋不通了。因此，要對當代文學做通盤的考慮，才能真正解讀出它的複雜和多義了。

[同題問答]

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些？

謝有順：《紅樓夢》、《聖經》《中國史學發微》、《通過知識獲得解放》、《西西弗的神話》、《變形記》，等等。

你認為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什麼？

謝有順：心得和自得。

到目前為止，你個人最滿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謝有順：《寫作的常道》，但剛剛交稿，還沒印出來。

你的工作習慣是怎麼樣的呢？

謝有順：我喜歡同時讀幾本、甚至十幾本書，把同類問題的書都找出來，對照著讀。白天讀書，晚上寫作。

除了做學問外還有些什麼樣的愛好呢？

謝有順：研究木頭，喝茶。

監製：崔向紅 戴新偉

統籌：劉煒茗

題籤：孫曉雲

采寫：

南都記者 顏亮

實習生 王若辰 吳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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