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曾國藩做人,學胡雪岩做事——曾國藩的進退之智 1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1) 　　陸象先把大肆杖罰看成不會得一日安寧的"繁擾" 下策，以為-施杖罰就會造成"打而不勝打"的惡性循環，所以，他認為不用杖罰是"安靜"、"簡化"的根源，也即開始不打板子．最終也就無人可打了。其實不罰示恩的功效也在於此，它能使官與吏的關係呈良性循環狀態。 　　一個想成大事的人，必須要在下屬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樹立有力的權威，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從內心上真正服從你，真正地為你賣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還必須巧妙地下屬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報之以瓊瑤。 　　第六章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 　　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以識為主。在人生的進退問題，尤其是如此。人生是一個不斷進退的過程，如果在該進的時候不前進，在該退的不回收，就會讓自己遭致失敗。曾國藩把握了進退的智慧，該進則進，該退則退，這不但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也使他成為一代中興名臣。 　　進退必先觀大局 　　曾國藩語錄：論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茫。 　　譯文：研討事情，要從大處分清界限，而不適宜從小處剖析細微。 　　任何事業，某種意義上都是局部的事業，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內，要想把事業做好，必須先察大局，認清其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特別是大局的發展趨勢，然後借勢生風。不然的話，縱有千條妙策，亦難有所作為，縱使有所作為，因為局部畢竟決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麼。 　　曾國藩從辦團練那一天開始，因為沒有實權，又沒有軍餉，兵力發展不快，真是慘淡經營，屢戰屢敗。而他想要實權以便辦事的想法，更是屢遭挫折。 　　至咸豐十年止，曾國藩以客寄的身份辦團練，建湘軍，剿殺太平天國已有七八個年頭。其間，咸豐三年攻克武漢，巡撫一職與他擦肩而過，後來，他費盡心機，甚至剝下理學 　　家的面具，在守父喪期間伸手公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位置，但遭到拒絕；再往後，聽到石達開要進入四川，胡林翼等人聞風而動，鼓動官文上疏請清廷將四川總督大印交給湘軍第一統帥。事情還是沒有成功。 　　咸豐十年四月，江南大營的潰敗給曾國藩帶來了絕好的機會，胡林翼等湘系高級首腦立即聚於曾國藩的大營宿松，開始緊張的密謀。 　　江南大營擁有重兵七萬餘人，集中了清廷正規軍中最精銳部分。閏三月十五日，經過與太平軍九晝夜之戰，江南提督張國根溺斃河中，總兵陣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敗走常州後在滸壁關驚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財賦重地的江南大營將死卒亡。 　　正是在這突如其來而又事關湘軍集團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時刻，湘軍首領開始陸續趕赴曾國藩所駐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後在曾國藩的住地宿松暢談時間長達二十三日夜，達成了"共赴"艱難的共識，對各自的發展影響甚大。 　　宿松會議是湘系勢力的發展乃至扭轉全局的重要會議。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結，對穩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豐帝旨令最後一節，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隱"，左宗棠 　　感激涕零，表示"此後再不意氣用事，聽候曾國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執。"第二，壯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第三，對江南大營潰敗後，清廷可能進行的重大人事調整進行了預測，認為兩江總督一缺，曾國藩與胡林冀兩人中必有一人擔此大任。這對鼓舞"士氣"，有重要意義。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為全國所知。曾國藩的幕僚黎庶昌編訂《曾國藩年譜》時就曾明確指出：左宗棠"留營中兩旬，朝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而作為清政府倚為干城的江南大營的潰敗，也在政治、軍事上為湘軍勢力的發掃清了障礙。但當時湘系中有許多人卻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轉機。左宗棠卻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有人不解其中妙處，他又解釋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浩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眾人始悟。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2) 　　果然不出湘軍將領所料，宿松會議結束當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國藩從此才可以名符其實地干一場了。 　　但是在走出這一步之前，曾國藩不會忘記把他的行動和時代脈搏聯繫起來考慮。而曾國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勢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運以及朝廷內的變故。 　　咸豐十一年湘軍攻下安慶立下大功之後，曾國藩在面臨新的進退抉擇關頭時，便對清朝的情況倍加關注。其實曾國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雖然身在疆場，但卻一貫對朝廷大事非常關注，並且從來都反應非常敏感，因為朝廷上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個人以及湘軍這個集團的利益與未來。 　　胡林翼和曾國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軍攻佔安慶後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得知咸豐皇帝駕崩消息的，但這消息來源於友人之間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獲知此情之後，當即寫信向曾國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 　　由於肅順等人久久隱喪不報，胡林翼和曾國藩天天在軍營中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卻長時間未接奉國喪明詔，愈發讓他們憂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驚起，仰望上蒼，哀聲長嘆："京師必有大事發生，不知是禍是福。" 　　專制統治易於保守政治機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條件的落後，信息的傳遞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發動政變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身居安慶的曾國藩等人竟然一無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國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諭旨一道，又有軍機處轉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摺一件。他先掃了一眼抄示的奏摺，發現咸豐皇帝所立贊襄政務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仔細讀來，只見奏摺中寫道："載垣、肅順、端華明正刑典，人心欣悅。"但奏摺並未說明贊襄政務大臣們是哪一天被逮被殺的，也未說他們犯了何罪。曾國藩看後，真是嚇了一大跳。 　　他趕緊拿起諭旨看個究竟，以為諭旨會對此事做出解釋。更讓他驚異的是，諭旨卻一字未提贊襄政務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關他自己的新的職務任命，其中寫道：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制。 　　曾國藩通過對朝廷內的大勢的把握與深人細緻地分析，得出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認為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隆，因此必須辭謝大權的結論。這一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不僅使自己進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圖，為自己下一步決策提供了參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願地更為放心地將大權交給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的決定具有非凡的象徵意義。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人和統帥，曾長期受清廷的猜忌與壓抑，自從1860年擺脫這種狀況以來，其權勢日漸增大，在清朝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現在，清廷不但對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還為了能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舊規，清廷此時也並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撫權力過大，會有尾大不掉的危險，最終結果就有如慢性自殺，但為了打敗最大的敵人，他們已顧不得那麼多了。 　　曾國藩在把握了朝廷的這些內情與動態後，根據自己的推斷，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點以及行動的方向。他認為，以現在的形勢推斷，最應擔憂的，不再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問題，因為對於清廷中央來說，他們現在最大的敵人仍然還是太平天國，為了打敗這個你死我活的對手，是可以暫時將權力下放給湘軍將領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體制和常規的做法，也是能夠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沂將政變的消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告訴曾國藩等人，雖然有敲打湘軍將領的意思，但並不希望他們就此裹足不前，他們更主要地還是要鼓勵他們更好地為朝廷辦事，趕緊將太平天國徹底打垮。而隨著湘軍實力的擴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國藩擔憂的則是集團內部的維繫問題。曾國藩已經很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3) 　　因此曾國藩在把握了這樣的"天下大勢"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果斷行動，如為湘軍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將有深厚交情被他稱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參劾革職；為出一口積之已久的惡氣，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敵王有齡的時間，終於使王有齡沒有得到及時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讓李鴻章辦淮軍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遠見的安排。為後來湘軍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準備。 　　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勢的情況下才具有的遠見和膽識。 　　一個做大事的人，必須謀之深遠，在別人不能發現機會的地方發現機會，在別人不能謀取利益的地方謀取利益，而這些都需要對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對現實有深刻的洞察，對未來有著準確的預期，在戰略上有一個明確的規劃。 　　羽翼未豐時不可輕動 　　曾國藩語錄：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時；一向貪圖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時。 　　譯文：如果一味讓快馳的駿馬自由奔放，肯定有跌倒的時候；如果一味地貪圖美名利祿，肯定有受到污辱的時候。 　　過早將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勝的情況下出兵，往往會在以後的交戰中失敗。羽翼未豐滿時，更不可四處張揚。《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待時而動，要善於保存自己，不可輕舉妄動。 　　曾國藩早在京城為官時，深研《易經》，對"潛龍在淵"尤為注意。他初建湘軍時，水陸兩軍加一起只有一萬餘人，這時若和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相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為保護他的起家資本，四次抗清廷聖旨，而且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吳文鎔被太平軍擊敗，見死不救，可以說把事做得夠絕情了。 　　1853年，曾國藩把練勇萬人的計劃告訴了愛將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淺，立刻向清廷和盤奏出，結果船炮未齊就招來咸豐皇帝的一連串徵調諭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進至蘄、黃一帶，武漢危急，清廷接連下令曾國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軍襲破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曾國藩深知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絕非一般農民起義隊伍可比，沒有一支勁旅是不能貿然去碰的。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沒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戰的水勇，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征。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一時形成"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局面。 　　其實，清廷催曾國藩赴援外省，不過以湖南鄉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綠營作戰，以解決兵力不足的困難，這也是過去常有的事，決非要他充當主力，獨力擔負與太平軍作戰的 　　重任。所以當曾國藩在奏摺中處處以四合防為詞，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時，咸豐皇帝即以譏諷的口吻在奏摺上批道："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可見，咸豐皇帝對曾國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來不過是無知書生的好高騖遠和自我吹噓，並非深思熟慮的舉動。因而，咸豐皇帝再次促其趕緊赴援"，並以嚴厲的口吻對曾國藩說："你能自擔重任，當然不能與畏葸者比，言既出諸你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曾國藩接到諭旨後，仍然拒絕出征。他在奏摺中陳述船炮未備、兵勇不齊的情況之後，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並進一步傾訴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能在籍服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復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只有痛哭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咸豐皇帝看了奏摺，深為曾國藩的一片"血誠"所感動，從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並以"硃批"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緊了出征的準備。多少年後，他還對此念念不忘，並專門請入從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與座船一起丟失)，與咸豐皇帝的"硃諭"一起保存，"同志恩遇"。曾國藩的進退之智(4) 　　曾國藩為堅持船炮不齊不出省作戰的原則，不僅拒絕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咸豐皇帝的命令，也擯棄了師友的私人情誼。當湖北第一次危急時，他於咸豐諭旨之先，已接到湖廣總督吳文鎔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吳文鎔是曾國藩的老師，長期以來二人交誼甚厚，無論公理私情他都是應該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國藩接到吳的信函後仍不想赴援，只是由於王鑫誓報江西謝邦翰等人被殲之仇，積極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強同意。後來一接到"武昌解嚴，暫緩赴鄂"的諭旨，便乘機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軍西征部隊回師西上，吳文鎔接連發信向曾國藩求援。曾皆復函拒絕，並反覆說明不能草草輕發的道理。吳文鎔終於被曾說服，雖自度必死，仍令曾國藩萬勿草草而出。還特致書說："我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師各軍，必等稍有把握，然後可以出而應敵，不要因為我的緣故，輕率東下，東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務以持重為意，倘若你有不測之險，恐怕連後來的繼承人都找不到了。我雖然是老師，牽涉國家的份量還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當太平軍進攻廬州時，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國藩亦拒絕出征，僅派劉長佑和江忠19率一千新勇由陸路赴援。結果 江、吳二人先後兵敗自殺。這對曾國藩是個沉重的打擊。江忠源在曾國藩諸門生中，辦團練最早，最有實戰經驗，同時也任職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國藩曾打算練勇萬人概交江忠源指揮，完成鎮壓太平天國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後方辦理練兵籌餉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斃命，這無異於砍去曾國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帶兵而又不得不親自出征。吳文鎔的死對曾國藩打擊更甚，吳文鎔身任湖廣總督，既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是他強有力的後台。若吳文鎔仍在，處處有人幫他說話，或許不至陷入後來那樣的政治困境。可見，曾國藩堅持不輕易出省作戰的方針，雖然使他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為其後的軍事勝利打下了基礎，但同時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曾國藩深通天道盈縮、洪荒變換的道理，他常常告誡諸將說："寧可好幾個月不開一仗，決不可以開仗而毫無安排、準備和算計。凡是用兵的道理，本來力量強而故意顯示給敵人以懦弱的多半會打勝仗，本來力量弱小而故意顯示給敵人以強大的多半會打敗仗。敵人向我進攻，一定要仔細考究衡量而後應戰的多半會打勝仗；隨意而沒有仔細考究衡量，輕率地發兵向敵人進攻的多半會打敗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應常常存留著一顆不敢為先之心，必須讓對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與強悍敵人交手，總要以能看出敵人的漏洞和毛病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敵方完全沒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貿然前進，那麼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對方看出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緒的時候，不要為大家的議論所動搖，自然能夠瞄準敵方可破的漏洞。" 　　這個世界是憑實力來講話的，沒有實力就有發言權，這是現實世界一條亘古不變的規律。因此，一個成大事必須懂得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在自己實力不夠時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識時務方為俊傑 　　曾國藩語錄：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 　　譯文：凡是做大事，以見識為最主要的，而以才能為次要的。 　　曾國藩憑著自己幾十年的仕宦生涯，對封建社會官場的險惡看得最清楚，深知一人仕途人則毫無"自由"，即使是一隻猛虎，也只能變成犬鼠可欺的可憐蟲了。韓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於匣"一節，意思是說老虎在深山，在野獸中稱王稱霸，一人牢籠就會搖尾巴乞求同情，不 論"虎性"是否改變，都不能不屈服於現實。為虎設籠不是為了防備老虎，而是要讓虎入牢籠，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夠制伏老虎。但是，幾千年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誰能改變得了?更何況，一個有抱負的人不藉助權力可以說是毫無作為的。因此，出--進官場之局，處--居江湖之遠，就十分難以決斷了。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5) 　　曾國藩自己對出處之際雖然感到難以決斷，但憑他的老道經驗還是能夠掌握火候的。這裡說的是對其九弟曾國荃出處之疑的安排，可見曾國藩的韜晦。 　　曾家兄弟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幾條，尤其是曾國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國藩的話說是千古以來最艱難的一次攻堅戰。攻佔南京後，曾家成為大功臣，按曾國荃的設想，清廷 　　應功高厚賞，自己該做個總督巡撫，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對這位敢作敢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國荃雖讀過幾年書，但學識淺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滿天下，尤其處死李秀成後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同時，清政府對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離軍營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撫。 　　曾國藩無奈，只好以病情嚴重為由，奏請曾國荃開浙江巡撫缺，回鄉調理，以避開輿論的鋒芒，解除清政府的這塊心病。不出曾國藩所料，這一奏請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國 　　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獲批准，並賞給曾國荃人蔘六兩，以示關懷。這本來是曾國藩的韜晦之計，暫時退避正是為了永久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國荃在曾國藩移駐江寧那天，當著滿堂賓客大發怨言，致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為了開其心竅，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那天，曾國藩除派趙烈文專門勸慰外，還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據傳；當曾國荃讀至"刮骨箭瘢天鑒否，可憐叔子獨賢勞"一句時，竟放聲大哭，以泄胸中 　　抑鬱之氣。11月2日曾國荃帶著滿腹委屜和怨憤返回湖南， 由於怨氣仍未平消，終致大病一場。 　　是年11月初，曾國荃迫於清廷的壓力開缺回籍養病，從南京啟程歸湘。多年征戰在外，此時退隱鄉間，本是休養身心的最好時機，但曾國荃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對於清廷有意牽制曾氏兄弟的舉措表示不滿，不時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國藩老謀深算，一再囑咐曾國荃不要輕易出山，時局嚴重，不必惹火燒身，最好在家靜養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書中指出："有見識的人士和相愛的朋友大多奉勸弟弟暫緩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讓弟弟多調養一段有病的身體，在家閉門三年，再插身而出，擔當天下的艱巨大任。"進一步，他又在其他書信中具體安排曾國荃如何打發時光的計劃。一是修身養性，不要干預湖南地方事務； 　　"弟弟子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發泄公憤，同時又對朋友情誼深厚，非常仗義，這個時候告病在家，千萬不要對地方公事干預絲毫。"二是趁休閑之際補攻講求詩文奏議之學；"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為深深的恥辱，……眼下用力於奏議文章的學習，也應當稍稍具備當年發揚拚命的那種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囑咐曾國荃趁空閑時間，讀些有關文史方面的好書，以加強自身的學識素養。同時，又 寄去歷年所寫日記，希望曾國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謂"近來衰憊之狀"，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於侄輩讀書做人。在曾國藩的耐心開導之下，曾國荃耐著性子終於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時間，清政府曾詔諭他出任山西巡撫，他硬堅辭不受。於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頒詔命曾國荃改任湖北巡撫，並幫辦"剿捻"軍務。此時，曾國藩認為時機已成熟，力促曾國荃出而任事："惟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為自裝身份太重。余此信已為定論下次不再商矣"；"君恩過厚，無令外人疑為裝腔做勢也。"於是，曾國荃決定再度出山。 　　一個人無論有多大的實力，他總是受周圍環境及諸多因素的制約，不可能為所欲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後吃虧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一個人要知進退，識好歹，明時務，常言說："識時務者為俊傑。"看來此話一點也不假。建立於1847年的西門子電氣公司是德國最大的私人企業和第二大工業康采恩，也是世界上第五大跨國電氣企業。他的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一生中不知進退了多少次。1839年，西門子發明了鋅版印刷術，並成功地製成了一架鋅版印刷機，此時，他的發明事業進入輝煌階段。然而就在此刻，他放棄了研究到柏林大學去深造。當他畢業後拒絕留在柏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而是繼續回到原地從事新產品的發明工作，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 曾國藩的進退之智(6) 　　善於藏住鋒芒 　　曾國藩語錄：機遇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修鍊涵養，勿為不學無術之輩。 　　譯文：對於一個人而言，機會雖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修身養性的涵養，千萬不要做不學無術的那種人。 　　古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有人說，曾國藩能夠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諳藏鋒的道理，何嘗不是這樣呢？ 　　梁啟超先生說曾國藩"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當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他處"。又說："吾乎生短於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難道他真是一個鈍拙愚柔短才的人嗎?實在說起來，這又不盡然了。曾國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實是百年難遇的將帥之才，何以他反自稱無才呢?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謙德。因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濫橫流，近乎小人了。這完全都是勉人為學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對子弟的賢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話。何以又這樣重視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種矛盾思想，其實不然，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謂"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是一樣的道理嗎?倘不明乎此，則讀曾國藩的書籍，直如隔靴搔癢，處處都覺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稱愚柔，而致九弟書云："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弟能奪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這能說他沒有大才嗎?他的祖父告訴他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了。"可見曾國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頗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與學相濟的道理是如此，志氣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樣的。曾國藩在初入北京會試的時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歲暮雜感詩道：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 　　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 　　竟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鏟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為臧為否兩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萬事拼同驕拇視，浮生無奈繭絲多! 　　頻年蹤跡隨波譎，大半光陰被墨磨。 　　匣里龍泉吟不住，問予何日斫蛟鼉? 　　在詩里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來，一個25歲的青年，就有氣吞雲夢，剷平君山，何日斫蚊屠鯨的豪情，可見，曾國藩不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將才氣內斂，這才是他真正高明之處。 　　屈是為了伸，藏鋒本是蓄志。不屈難以伸展，不藏鋒志從何來?曾國藩的"藏鋒"表現在他與君與僚屑的共同處事上，這種藏鋒來自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認，來自一種儒釋道文化的綜合。 　　一般談曾國藩的思想往往只談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作為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面研究過的人，曾國藩對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鍾，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終身都喜讀《老子》，對受道家文化影響很深的蘇軾欽佩不已，而且周敦頤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為人上，曾國藩是一個儒家；在軍事上，在養生上，曾國藩又是一個道家。 　　曾國藩認為，人單有志不行，還要修鍊自己，蓄勢而發。此間最重要的是戒傲氣、少言實幹。他在寫給九弟的信中說：自古以來講凶德致敗的道理大約有兩條，一是長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囂訟，就是多言。歷代公卿，敗家喪命，也多是因為這兩條。 　　我一生非常固執，很高傲，雖不多言，但筆下卻近乎囂訟。安靜下來自我反省，我所以處處不順，其根源也是這兩條。溫弟性格與我相似，而說話更為尖刻。凡是傲氣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語表現，也有以神氣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溫弟神氣有英發之姿，而面色時有蠻狠之象，最容易厲氣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現出來，從門第來說，我的聲望大減，恐怕要使於弟受連累，從才識來說，近來軍中鍛鍊出來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沒什麼過人之處，這些都不可依仗。只應該抑制自己，講忠信，講禮義，這樣可以彌補過失，整頓風氣。否則大家都討厭你，鄙視你。沅弟處世躬謹，很是穩妥。溫弟卻是談笑譏諷，既要強克老手，就不免帶有舊習氣。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聽說在縣城時，經常隨意嘲諷，應迅速改正。我在軍中多年，怎麼會沒有一點可取呢?就是因為"傲"字，百無一成。所以我諄諄教導各位兄弟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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