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江西詩派的評價看本世紀宋詩研究的興衰

從對江西詩派的評價看本世紀宋詩研究的興衰作者：鄭永曉 在文學研究史上，沒有任何一類文學作品曾經像宋詩那樣飽受忽冷忽熱的遭遇。門戶之見或政治等非學術因素影響於文學研究者，莫此為甚。故總結近百年來宋詩研究中的盛衰，對剔除非學術因素對學術研究的干擾，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促進學術研究的的良性發展，當不無裨益。故筆者不揣淺陋，願申拋磚引玉之論，以就正於各位專家學者。鑒於黃庭堅及江西詩派詩歌在宋代詩壇的特殊地位和深遠影響，在立論時多以對黃詩的評論為切入點，併兼及蘇軾和其他詩人。茲從以下三個方面略述淺見∶一、「同光體」詩人對宋詩論述的得失；二、民國時期對宋詩特質的探討；三、建國以來宋詩研究概觀。一、「同光體」詩人論宋詩 「同光體」雖得名於本世紀以前之清「同治」、「光緒」年號，而其大部分詩人的活動時間則在本世紀前三十年。故論本世紀宋詩研究變遷，不得不首論「同光體」詩人的有關論述。眾所周知，「同光體」詩人推重宋詩，實與清代以來尚考據、重實證的風氣有關，清初首先有黃宗羲等有感於明、清易代的家國之痛，對七子貌襲盛唐，實則膚廓空虛的學唐之風予以發難，繼之者呂留良、吳之振、葉燮等，同聲相應，尤其是呂、吳合編之《宋詩鈔》問世後，影響較大，倡宋詩者根基漸穩。雖有王士禎、馮班等力主學唐，而總趨勢卻在朝有利於宋詩的方向轉移。乾、嘉之世，考據學盛行，乾、嘉學派對重視學問的宋詩當然會有所偏愛；同時，清中期以後，桐城文派流行。桐城派欲參究唐、宋詩文而出之以古文義法，故其對以文為詩的宋詩也另眼相看。降及晚清，遂有所謂「同光體」。「同光體」耆宿陳衍對「同光體」的名稱解釋說∶「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庄蘇堪誦君詩，相與嘆賞，以為『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①]「同光體」詩人眾多，雖然其中又有閩派、贛派、浙派之分，各人師承對象亦頗為不同，但在師法宋人這一點上是基本相同的，即使是學習唐詩，也是學習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等與宋詩共性較大的詩人之作，而非李白、杜甫，更非王、孟，溫、韋等人偏重空靈、情韻之作。「同光體」詩人的理論主張以陳衍《近代詩鈔》和《石遺室詩話》為最詳，其論宋詩有云：余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歷耳。[②]余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干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③]陳衍論宋詩，筆者以為有三點極可注意：第一、提倡宋詩在章法、句法等方面的變化。看到了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變化，也看到了只有在發展變化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才是宋人發展詩歌創作的唯一出路。第二，陳衍看到了唐宋詩體制上的相通之處，反對以朝代劃分詩歌發展疆界。唐詩發展到杜甫、韓愈，撇開思想內容方面不論，即就章法、句法等形式要素而言，也的確出現了一些新氣象，這是當今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宋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及陳與義、楊萬里、陸遊諸家無不是在唐人的新變中發現出路，沿其波而發揚光大的。陳衍在世紀之初即反對詩分唐宋，雖然其目的在於抑唐揚宋，但其所言「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其錯綜，變本加歷耳」的主張，確有獨到之處。第三，陳衍主學宋詩，並非以瘦硬苦澀為美，而主張淵雅有味。其《重刻晚翠軒詩序》雲∶「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語。暾谷學後山，每以此類，在八音中多(木兄)、敔少絲竹，聽之使人寡歡。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則四十五十尚何詩之可為。游淮北年餘，所作數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④]」 清末反對宋詩者當然亦不乏人。章太炎云：「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近日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李、杜之徒，稍稍刪節其要，足以盡《風》、《雅》，之變[⑤]。」其論既不考慮朝代更替給予詩歌發展的影響，又忽視了詩歌自身發展嬗變的內在規律，只一味強調學古，在具體指導詩歌創作方面也沒有可操作性。章氏此論僅就詩學發展嬗變而言，強調「宋世詩勢已盡」；與之同時，論述同光體學宋詩誤國，導致清亡之禍者亦不乏人，如李詳《拭觚脞語》云：余學詩五十年，初嗜《文選》，繼宗杜、韓，又復留連義山；而深以宋派傷於徑直。涪翁、後山學杜，直可謂之生吞活剝。半山一老學究語。陳簡齋乃涪翁不肖之子。……乃清道、咸以降，涪翁派蔓延天下，又以定庵恢奇詭怪，淆亂聰明子弟，如聚一丘之貉，篝火妄鳴，為祥為制，至於亡國。聲音之道，不可不正也。」李氏論詩，肯定西昆派等以唐人為楷模者，而反對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變唐人詩為宋人詩者，此處李氏實際上把對同光體詩人的一腔怨恨灑向宋人，故對王安石、黃庭堅、陳與義等極盡諷刺誚罵。喜好唐詩抑或宋詩，本與個人文化修養、欣賞習慣、性格愛好等因素有關，李氏之偏愛唐詩，本無可厚非。但他以為同光體盛行導致清朝亡國，則太過看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偏激之嫌。與其議論同聲相和者有柳亞子等，柳氏於清末民初組織南社，以抗衡同光體作家。其《妄人謬論詩派，書此折之》詩云：詩派江西寧足道，妄持燕石詆瓊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兒問毀譽！」「分寧茶客黃山谷，能解詩家三昧無?千古知言馮定遠，比他嫠婦與驢夫。其《論語五絕答鵷雛》之二云： 閩、贛紛紛貉一丘，何勞宗派費搜求。經生家法從來異，渭濁涇清肯合流！[⑥]對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及推尊宋詩的同光體詩人提出了極不客氣的指責。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以柳亞子為代表的南社成員無疑更具領先時代的意義，當此革命蓬勃發展之際，像部分同光詩人那樣一味躲進書齋，作窮愁抑鬱之語，哀悼清廷的衰亡，顯然是一種極端落後的思想意識。然而，事物的本質卻常呈現極為複雜的態勢，同光體詩盛行一時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是一回事，同光體詩人對宋詩的評價則是另一回事。若從學術角度而言，同光詩人對唐、宋詩特質的分析及對宋詩價值的判斷無疑更具有深刻性。他們的宗尚宋詩，顯然有更為深刻的內在因素在起作用∶宋詩的特質之一在於以學養入詩，當各領風騷數十年的神韻說、性靈說、格調說在道光以後日見其弊時，以推宗宋詩矯正詩壇的膚廓正是順理成章的事。宋人變化於唐人，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中國舊體詩歌在唐宋以後已體制大備，後人宗唐或宗宋，均無法擺脫其藩籬，除非徹底拋棄這種詩體，否則想要變化生新，較之宋人變化唐人尤為困難。近代詩史上創作的那些夾雜著西洋科學名詞的舊體詩作，很難說是一種成功。同光詩人當此之際，以宋詩為宗，以學問為根基，力求保持傳統詩歌的特質似無可厚非。二、「五四」以後至建國以前的宋詩研究「五四」以來，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新文學運動得到了迅速發展。一方面，因為去舊未遠，新時期的大部分作家都有良好的古典文學素養，兼擅舊體詩詞創作者頗不乏人，在對古代作家作品發表意見時，能夠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西方學術思想的引入，也促使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等學科得以迅速建立起來。視野開闊，方法先進，能夠從學術角度對昔日的派別、門戶之爭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是這一時期宋詩研究中的特點。本世紀文學史的編撰肇始於清末，開風氣之先者是由黃人和林傳甲分別編撰的《中國文學史》，但其草創之功雖不可沒，畢竟過於疏略。1918年初版的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⑦]則顯出現代文學史編寫模式的雛形。此書在引證前人有關論述外，本身的觀點亦頗有可資參考處。該書於宋詩部分闡述蘇軾、黃庭堅詩時認為，「蘇、黃要自未易優劣，雖才氣各有短長，體格究未相遠。詩至唐已盡其妙，蘇、黃不得不獨出奇變。」「蘇、黃惟在不屑屑擬古，故自成一派。而江西餘風遂多為後世言詩者所宗也。」此論言簡意賅。書中所言蘇、黃「體格究未相遠」，及蘇黃因不屑擬古而自成一派等語尤足發人深省。初版於1928年的李維《詩史》[⑧]是我國現代史上第一部詩學專著。其著書目的顯然有將中國詩史系統論述的意圖。作者概括中國詩學嬗變的總趨勢雲「歷兩宋遼金元明清千餘年之詩學無一人能出魏晉六朝及唐人之外者，非其才之弗逮，其勢固如斯也。」雖然作者仍未擺脫視唐以後無詩者的嫌疑，且其對「勢」也未作出深入系統，令人信服的闡釋，但他以為宋詩並非摹擬唐詩而自有其特色，則殊為卓見。其論宋詩云:「兩宋詩學，仍不乏佳制，蓋其勢雖盡，而支分派衍，正未艾也。」「宋人於詩，每自謂效法唐人，實則皆為摹唐而成之宋人體。」作者對不依傍前人而能自鑄偉辭者如黃庭堅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以為「山谷詩本淵源唐人格律一派，而能自出機杼，遂至別成一家，為後世言宋詩者之祖。」這種論述，顯然不僅超脫了宗唐宗宋之爭，而且即就宋詩而言，也認為黃詩異於蘇詩、四大家詩異於黃詩是一大進步。這種辯證發展的觀點在當時而言十分難能可貴。三十年代的文學研究著作涉及於宋詩者，胡云翼《宋詩研究》[⑨]、呂思勉《宋代文學》[⑩]，和梁昆的《宋詩派別論》[11]為其著者。胡氏的著作基本上是站在唐詩愛好者的立場立論，故其所作分析頗能引發部分唐詩愛好者的贊同，一度產生較大影響。該書雖然也認為宋詩「成績自不可侮」，但在具體分析時，卻並未闡明宋詩的獨創性，而多以唐詩的創作範式要求宋詩。在此書作者看來，既然詩歌的時代已經過去，那麼包括江西詩派和大部分宋代詩人充其量不過是在玩些「敲字」的遊戲。這種論點既不是在全面考察宋詩的基礎上得出的，也沒有對某一作家如黃庭堅的創作歷程作動態的考察。《宋代文學》的作者則對宋詩能持較為客觀公允的看法，以為「宋之變唐，有不得不然者。無論何種文字，皆貴戛戛獨造，而賤陳陳相因。」「故宋詩者，實能卓然自立於唐詩之外，而不為之附庸者也。」出版於1938年的《宋詩派別論》是本世紀僅有的一部綜論宋詩流派的著作。該書突出了黃詩在汲取眾多前代及當代優秀詩人創作經驗的基礎上能不囿於前人而善於開拓詩境的優點。該書在體例編排上也頗有獨到之處，各派源流、嬗變一目了然。然而也正由於作者以派論詩，試圖把宋代所有詩人全部納入派系之中，便難免出現牽強附會之處。作者將陳與義、楊萬里、陸遊等視之為江西中人難免有故壯聲勢之嫌。除上述者外，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尚有數種文學史類著作也對宋詩有所涉及。它們對宋詩的評價在擯除門戶之見的基礎上，引導宋詩研究向科學方向發展。舉其著者，如柯敦伯《宋文學史》[12]、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13]等。容氏在論述宋詩特色時，指出宋詩的體裁較唐詩而言為解放、為自由，唐代律詩地位尊崇，講究屬對精工；而宋人較為崇尚自然，做律詩也要打破聲調與格律的限制，他們並非故意做「拗體」，實在是要向著自由解放的方向，「不是復古而是恢復自然」。容氏的論點雖尚有可資商榷之處，但他觀察問題的角度的確頗富啟發意義。黃庭堅晚年的詩作和受呂本中「活法」說影響的一部分江西派詩人，的確並未在使用冷僻典故和拗口字句上下功夫。正是由於呂本中、曾幾等人倡導活法，也由於黃庭堅等所堅持的貴在自得的傳統，才使得南宋陸遊、楊萬里諸人從江西詩派入而不從江西詩派出，並最終探索出適合自己特點的詩歌創作道路。容氏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沒有從眾指責宋詩的生硬拗澀，而是用進化的觀點，努力發現宋詩在特定生存環境下所形成的獨特藝術風貌。錢基博《中國文學史》[14]繼承並發揚了我國古代史家「知人論世」的傳統，在探討作家所處時代環境、政治思潮、社會思想等狀況對文學的影響，考察歷代文章利病與其升降得失的歷史根源方面頗有獨到之處。用綜合排比等方法，對宋詩的發展、嬗變、流別等作了深入細緻的揭示，其雲:「詩則歐陽修以韓學杜，以文為詩，仗氣愛奇。而蘇軾抑仰爽朗，天生一枝健筆，有必達之辭，無難顯之情，意到筆隨，無不如己所欲出。而以俗為雅，以故為新，蘇軾為其易，黃庭堅為其難；蘇軾抒以疏快，黃庭堅欲為生拗；而要之以文為詩，以韓學杜，固一脈相衍。於是宋詩之體以成。」此論打通唐宋朝代之隔閡，從繼承、發展的觀點著眼，進行前後、上下、平行的比較研究，以見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在運用傳統治學方法寫成的文學史中，錢氏此著堪稱佼佼者。其書美中不足之處在於雖對各個作家的特點辨析頗精，卻未能進而把握每個作家本身的發展變化。如其論黃庭堅與西昆派雲:「庭堅未免斧鑿，實傷雕琢；而其好用事以語僻難曉，則與西昆不同體而同蔽。西昆麗典新用，特以比興為妍；庭堅整語碎用，欲以剪裁出奇。西昆比引有跡，庭堅點化無痕；此其所自得意而能勝一籌者也。」此處「點化無痕」與「實傷雕琢」頗有自相矛盾之處，實則黃氏早年詩作尚奇好硬，力主生新，至其晚年，則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誠如該書所引黃庭堅語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猶恨雕琢功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耳。此語見於《黃豫章集》卷二十五《與王觀復書》，同書黃氏又雲:「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黃氏晚年的這些理論與其當時的實際創作是完全符合的，出川以後及羈管宜州時所作均能剝落浮華，達到質樸平易的境界。如《跋子瞻和陶詩》、《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書摩崖碑後》等作品，章法嚴謹平直，屬詞淺顯而意境老到，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境之美。宋詩研究發展到四十年代，論述的深入性和科學性明顯提高。論者不再泛泛而論宋詩對唐詩的繼承或生新，而是總結宋詩的美學本質並進而論證形成這種本質的根本原因，朱維之的《中國文藝思潮史》[15]、陳子展《唐宋文學史》[16]、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卷[17]對宋詩的分析均頗有獨到之處。繆鉞《詩詞散論》[18]中的《論宋詩》和錢鍾書《談藝錄》[19]論唐宋詩之區別頗多精義，是四十年代宋詩研究的經典之作。繆氏作於1940年8月的《論宋詩》一文從時代精神和宋人審美觀念、心理情趣等方面較為準確地闡述了宋詩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從用事、對偶、句法、用韻、聲調等角度論證了宋詩之技巧確有精細勝過唐人之處，較為準確地概括了唐宋詩各自的特點及優劣，從較為超脫的立場對唐宋詩各自的成就作了頗為持平公允的評論，並初步涉及唐宋詩中部分風格相近的詩作問題。《談藝錄》開宗明義即以風格論闡述唐宋詩之區別，說明唐宋詩的區別關鍵不在朝代而在人的體格性分之殊。這就透過表面現象把握到了問題的深層意蘊。以唐宋詩本身而言，在體制、句法、格律及題材的廣闊、對描寫對象的精雕細刻諸方面，由於有唐人的一大筆遺產可供繼承，宋人的詩在題材的開掘方面的確較唐詩更為精細，描寫層面更為廣闊；在體制、句法、格律等形式要素方面，則更能極盡詩歌之能事，豐富完善了唐詩的各種已有和沒有完善的技巧。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宋詩並非另起爐灶，而是在諸如杜甫、韓愈、白居易或李商隱等唐代眾多詩人詩學理論和創作的基礎上翻空出奇，後出而轉精，其詩學規範並未超出唐詩。宋詩的特色首先是由於宋人性分、才情異於唐人所致。如宋代詩人多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又多兼有政治家、思想家於一身的多重身份。兩宋大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無不因學問宏通廣博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蘇、黃等更明確提出把多讀書以增進學問見識作為詩人必不可少的條件。致被嚴羽譏為「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但是蘇黃等人這種以增長學問知識為作詩基本前提的作法並非只是為了掉書袋，從前人那裡乞討典故、技巧，多讀書、多窮理，除了可以豐富自己的創作經驗和創作技巧外，主要在於通過增長「學問」可以提高詩人自身的藝術修養和文化品位，培養自身的高尚的情操和寬廣的胸襟。如黃庭堅不止一次將作詩與加強個人修養結合起來，其《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雲∶「須要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藏否，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20]故晁補之《書黃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後》讚揚黃雲∶「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21]陳模《懷古錄》亦讚揚黃雲∶「人品素高，胸次灑落，信筆而成，不過寫胸中之妙耳。未嘗以為詩，亦未嘗求人稱其好，故其好者皆出於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22]皆是著眼於黃庭堅在人格上的完美與創作的關係。人格、氣質、才情諸因素的不同，是導致唐詩宋詩差別的主要原因所在，故《談藝錄》有「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之論。不難看出，宋詩研究在本世紀前期近五十年時間內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第一，基本擺脫了門戶之見和派系之爭對正常學術研究的不良影響，能夠按照宋詩的本來面目，對宋詩主要作家和作品進行較為客觀的評價，某些研究領域如唐宋詩之區別、宋詩的成因、宋詩對唐詩的繼承、宋詩主要作家的成就等甚至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研究成果至今為學術界所引用。建國以來對宋詩作家作品的研究從總體格局來看，並未超出本世紀前五十年的研究框架，建國以來的某些文學通史、斷代史所論作家大多沒有超出前人的研究範圍，這除了說明學術研究具有一定的承傳性外，也說明這近五十年的宋詩研究的確成果不凡，為後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世紀前期的宋詩研究顯然也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由於運用現代文學史理論尚處於草創階段，還不擅長運用現代相關學科如美學、文藝學等對宋詩作多方位的觀照。某些較為突出的研究成果反而是傳統治學方法的結晶。其次，宋詩別集整理的滯後也使宋詩研究未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除李之鼎整理的《宋人集》甲、乙、丙、丁四編和胡思敬《豫章叢書》所整理的宋人別集71種外。僅有《西江詩派韓饒二集》、《石林居士建康集》、《王安石全集》等數種別集印行，且多無校勘、輯佚。從總體上說，在沒有宋詩總集的情況下，別集整理本的缺少必然對宋詩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產生制約作用。三、建國以來的宋詩研究 宋詩研究在建國後經歷了一個頗為曲折的歷程。五十年代和六十代年初期的宋詩研究由於引入了現實主義、反現實主義、政治態度等一系列概念，學術爭議較多。如有關蘇軾政治態度問題的討論[23]、錢鍾書《宋詩短論十篇》和《宋詩選注·序》的爭論[24]等。此時的宋詩研究受極左思潮影響尚處於開始階段，某些論文敢於發表自己的真實見解。如葉詩臨《〈飲湖上初晴後雨〉表現了沒落階級的情感嗎?》[25]、林家評等《為江西詩派一辯》[26]等。但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宋詩研究由於吸收運用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尚處於嘗試階段，生搬硬套名詞的現象較為突出，探討宋詩藝術特色的論文尚不多見，能從詩歌發展的必然規律等方面著眼的闡述更屬鳳毛麟角。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兩部卓有影響的文學史既是當時文學史研究最高水平的體現，也集中反映了那個時期宋詩研究的成果。由於受當時文藝理論思潮的影響，這兩部文學史很自然地以是否符合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理論為標準衡量幾乎所有的作家作品。文學所編撰的文學史在論述江西詩派時以為黃庭堅、陳師道等人在創作技巧方面有可取之處,然該書對江西詩派的總體評價很低，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流派，其錯誤的理論和實踐阻礙了我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同樣，北京大學編撰的文學史也認為江西詩派雖努力向杜甫、韓愈以來的詩人學習，卻未能更好地繼承杜甫、白居易以來詩家的現實主義精神。擺脫了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類似這類論點也見於當時並不很多的論文中。這些分析的意義在於從社會學的角度給於讀者一種不同於舊文學史的視角和對古典文學作品的理解，從對社會現實是否有針砭作用來衡量古代作品的思維定勢。但也正由於這種理論的僵硬、脫離中國古典詩歌創作中豐富多樣的具體形態，難免作出並不符合創作實際的結論。這種批評定勢持續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後更有走向極端之勢。而此時魯迅當年所作《答楊霽雲函》中所言「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27]又影響甚大，論者每引此語論證唐以後沒有好詩，宋詩當然亦在其中。然客觀而論，魯迅之意，不過是認為唐詩是我國詩歌發展的頂峰。唐代以後，宋、元、明、清四代，詩人所作詩歌均未超過唐人水平，這在今天看來也是持平公允之論。但是這並不能作為魯迅貶低唐以後詩歌的依據，魯迅的意見與元明清以來持門戶之見，或宗唐，或祧宋而攻擊趣尚異己者有本質區別。唐詩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個高峰，並不能否定宋詩是另一個高峰，儘管它也許比作為唐詩的那個高峰低矮一些。1965年7月，毛澤東同志與陳毅通信談詩，其中談到唐、宋詩云∶「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28]應該說，對喜好唐詩者來說，視宋詩為味同嚼蠟原也無可厚非，不幸的是，在那個個人崇拜發揮到極致的年代，領袖的這一句極普通的話就將宋詩判了死刑。加上文革對學術研究的嚴重摧殘，十餘年間未見宋詩研究論文發表。直至七十年代末，學術研究開始復甦時，「味同嚼蠟」說的影響依然。新時期伊始，我們見到的最早的宋詩研究論文即是《宋詩不用形象思維的原因之一》、《「味同嚼蠟」的宋詩》、《宋人怎樣一反唐人規律》[29]等。這種狀況隨著新時期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深入終於在八十年代發生了變化。八十年代初期學術界為宋詩爭得一席之地的呼聲頗高，再次掀起了一個比較唐宋詩優劣的小高潮。與以往所不同的是，這次比較唐宋詩優劣不是基於宗唐宗宋的門戶之見，而主要是撥亂反正，是從正常的學術研究出發為宋詩在詩歌史上爭得一席之地。經過幾年的探討，宋詩的地位得到承認，伴隨錢鍾書《談藝錄》和繆鉞《詩詞散論》的再版，錢繆二人關於宋詩特質的論述成為學界共識。宋詩研究經過三十年的曲折發展，竟似回到了四十年代末的水平。 隨著宋詩地位的確認，宋詩研究開始向探討宋詩的審美特色和文化意蘊等深層次發展。對作家作品的研究亦趨於深化。八十年代以來，相繼舉行過數次蘇軾、黃庭堅、陸遊等著名作家作品的專題研討會。對宋代優秀作家在繼承唐詩基礎上自覺確立宋詩特色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如1986年在江西修水黃山谷的故鄉舉行的首次黃庭堅學術討論會上，不但對以往黃庭堅研究作了總結，而且充分肯定了黃庭堅不依傍前人，在詩歌領域積極開墾，終於和其他作家一道確立宋詩面目的努力給於了很高評價，對圍繞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種種非議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說作了富有說服了的辨證。1991年七、八月間在成都召開的國際宋代文化討論會上，在研討宋代文化特色的背景下觀照宋詩，視野更為開闊，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論點。如台灣學者張高評先生以為，宋詩是在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孕育，在宋人自發的省察中形成，是時代精神的投影，是士人素質的體現。宋詩特色完全發自於宋代詩人的自覺，「以故為新」、「點鐵成金」等皆在強調承傳古學之餘，貴能有發展與變化，傳承古學是手段，有所發展與變化才是目的[30]。這個時期有關宋詩的論文已經不是在為宋詩的地位論爭，而是運用傳統詩學和比較詩學、美學、文化學、闡釋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分析、闡發宋詩之所以為宋詩的根本特色，論證宋詩形成的文化背景和內在原因，比較客觀地論述宋代詩人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部分學者在具體治學方法上顯示出既注重從史的角度縱觀詩學發展的規律，也注意從微觀的角度細緻分析宋人的生活嗜好、作詩方法，具有宏通與詳博相結合的特點，標誌著宋詩研究在進入九十年代後已經趨於成熟。也預示著新時期宋詩專史的出現。1992年出版的許總著《宋詩史》[31]是筆者所見本世紀唯一一部有關宋代詩歌的專史。該書以為宋詩的發展過程，是對唐詩傳統由皮毛而至精髓的領會與把握。該書最成功之處在於徹底擺脫了唐宋詩孰優孰劣的功利批評定勢，而致力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明宋詩的審美意趣，從審美方式的嬗變來闡明詩歌的演變軌跡。如對於黃庭堅倍受指責的「點鐵成金」之說，作者以為這正是黃庭堅詩學思想的最高範疇與創作理論的核心體現，構成了宋詩「陶冶陳言」、「融整境界」的最高美學理想。黃氏此論的關鍵在於「真能陶冶萬物」，與傳統緣情詩論「物之感人，」、「瞻萬物而思紛」的消極接受景物感發不同，而是擷「萬物」為我有，以主觀情感「陶冶」，是使對象人格化，從而融鑄為文的積極態度。這種由「古人之陳言」與主觀情感交互感發而生成的作品，與「蹈襲」、「剽竊」有實質的區別。此書雖然在宋詩文本的分析等方面尚有不足，但作為本世紀為唯一部宋代詩史，其填補空白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也達到了較高水平。出版於1995年的張毅《兩宋文學思想史》[32]雖非專門研究宋詩的著作，但因其立足於闡明文學創作中表現出來的創作傾向和審美追求，故對宋詩亦有許多獨到的發現與見解。其論宋蘇、黃為代表的元佑文人的創作思想和文學主張時認為，熙寧變法後的新舊黨爭和「文字獄」，迫使作家創作由社會現實轉向人生問題蘇、黃等人的詩歌創作中追求的是胸懷淡泊、思致細密、情意深邃的老境美，體現為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及經歷憂患後的思慮漸深和悲愴凄涼。作家們大多具有集大成的自覺意識，強調學問和功力，主張技道兩進。所謂學問，不僅指讀書積學，也指反觀自身時的治心養氣。蘇、黃詩學之所以由技藝間事契入禪理氣術，原因即在此。這就抓住了宋詩學中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鍛鍊字詞與主張平淡的關係問題。蘇黃等人尤其是黃庭堅主張多讀書，不僅是資書以為詩的問題，更是涵養其德行修養的問題。證之黃庭堅晚年的詩論，可知黃氏決非「剽竊之黠者」。本世紀的宋詩研究經歷了一個十分曲折的歷程，世紀之初宋詩在沿續數百年來唐宋詩優劣論的爭鬥中被當成了撻伐他人的工具。雖說在盛極一時的同光體光環中曾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畢竟受門戶之見的影響，純學術的因素不多；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文學史著作開始接受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著手對文學也包括宋詩做出比較合乎實際的評價。伴隨研究主體的成熟宋詩研究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對宋詩的總體評價和基本特質的認識在今天仍具指導意義。宋詩研究的初步繁榮是在八十年代以後，宋詩研究在本世紀的這最後二十年間取得了不凡的成績，為二十一世紀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也是很艱巨的，已經涉及到的領域和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尚待擴大，研究方法也有待於在汲取傳統治學方法長處的同時進一步更新。從作家和流派研究來看，近年來江西詩派和江湖詩派的研究較為深入，而其他為數眾多的中小作家如宋末遺民詩人則尚待作出深入研究，即就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大作家而論，也還頗有值得探討之處。例如，蘇軾與黃庭堅二人的詩歌究竟是什麼關係，二人詩風有無相同之處?以往多認為黃庭堅與蘇門其他文人一樣是在跟隨蘇軾以後才成熟起來，實則黃庭堅在任大名教授和吉州太和令時已創作了大量自具風貌的作品，並形成了「山谷體」。與此相聯繫，「元佑體」成不成體?如果成體，其特色是什麼?它與「江西詩派體」關係如何?最能代表宋詩風貌的的是「東坡體」，還是「山谷體」抑或黃庭堅為宗主的「江西詩派體」?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較為清晰徹底的解釋就很難真正把握宋詩的特質所在。宋詩與宋代的社會政治、文化氛圍、理學、佛學的關係問題仍有待於作出深入的探討。包括蘇、黃在內的宋代詩人大都與政治風浪關係密切，即使是被某些論者視為形式主義詩人的江西詩派作家也大都是抗擊異族侵略的支持者。宋詩與宋代政治，與這個朝代的關係究竟如何?雖說唐宋詩之別在於詩人的體格性分之殊，然而撇開宋代這個具體歷史朝代來談異於唐音的「宋調」仍令人費解。宋詩的主要特質是古典詩歌發展到宋代這個具體的歷史朝代所集中形成的，與宋王朝的具體歷史環境密不可分，與宋代理學發展、藝術趣尚民風民俗關係密切。從近年來的研究狀況來看，學術界對宋詩與宋代士人的心態、藝術素養、宋詩與理學、佛學的關係等問題作了一些的探討，但還遠遠不夠。同時，對宋詩詩歌本身的嬗變規律更需要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釋。從研究方法來說，雖說研究方法的更新往往能導致對研究對象的突破。但也不可一概而論，不能拘泥於對方法本身的欣賞，而應從研究者個人的實際出發，針對不同的問題，運用不同的方法，提倡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求得對某一問題較為深入的解釋。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宋詩研究，應該是在全面、細緻掌握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將傳統治學方法和現代文學理論完美地結合起來，在宋詩特質、宋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宋詩發展規律、作家流派研究、詩人心態研究、宋詩美學研究等等方面作出突破性的發展。當時代的車輪邁入二十一世紀時，我們也許會藉助日新月異的計算機技術建立一套科學簡便的宋詩資料庫系統，可以極為方便地進行辨偽、輯佚、考據工作；同時，也會出現較多的評註、箋注、選注本，為宋詩的普及和更深層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將對宋詩的分期和流派等問題作出更加清晰科學的分析，對各個歷史時期的詩風特色和流派作出更加科學的解釋；重點作家的研究將步入一個新的台階，不再僅僅論述其代表性作品，而是能從新的視角發現作品的獨特意義，對作家的絕大部分作品作出科學的論斷，並儘可能多地發掘出詩人詩作的文化內涵，為當代的文化建設提供借鑒。以上是本人對本世紀宋詩研究的一些粗淺認識，見聞所限，對近百年來宋詩研究成果的評述難免掛一漏萬；對宋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今後宋詩研究的展望，也僅是就本人感興趣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些許意見。宋詩研究中待總結和研究的問題尚有很多。遺漏和不當之處尚祈各位專家學者提出批評指正。-----------------------------------------------------------------[①]《石遺室文集》卷九《沈乙龕詩敘》。[②]《石遺室詩話》卷十四。[③]《石遺室詩話》卷一。[④]《石遺室文集》卷九。[⑤]《國故論衡·辨詩》，《章氏叢書》本。[⑥]以上二詩均見《磨劍室詩二集》卷五。[⑦]中華書局1918年出版。[⑧]1928年10月石棱精舍印行。[⑨]商務印書館1930年12月出版。[⑩]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11]商務印書館1938年7月初版。[12]商務印書館1934年4月出版[13]1935年9月朴社初版。[14]1939年國立師範學院排印本。[15]開明書店1946年12月初版。[16]作家書屋1947年9月出版。[17]中華書局1949年出版。[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19]開明書店1948年6月初版。[20]《山谷題跋》卷三，《紛欣閣叢書》本。[21]《雞肋集》卷三十三，《四部叢刊》本。[22]《懷古錄》卷中，清鈔本。[23]參見王季思《蘇軾試論》，《文學研究》1957年4期；何明《不要美化蘇軾》，《光明日報》1958年7月6日《文學遺產》216期；黃昌前《對王季思先生的〈蘇軾試論〉的幾點意見》，《文學研究》1958年4期；徐振展等《關於蘇軾及其作品評價的幾個問題》，《福建師範學院學報》1959年1期；艾治平《全面地歷史地評價蘇軾》，《理論與實踐》1959年6期。[24]參見錢鍾書《宋代詩人短論十篇》，《文學研究》1957年1期；曹道衡《對〈宋代詩人短論十篇〉的意見》，《文學研究》1958年4期；胡念貽《評〈宋詩選注序〉》，《光明日報》1958年12月14日《文學遺產》239期；周汝昌《讀〈宋詩選注序〉》，《光明日報》1958年12月28日《文學遺產》241期。[25]《黑龍江日報》1961年7月4日。[26]《文匯報》1961年8月23日。[27]《魯迅書信集》下冊669頁。[28]《人民日報》1977年12月31日。[29]分別見於《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2期；《新湘評論》1978年5期；《武漢大學學報》1979年1期。[30]張高評《宋詩特色之自覺與形成》，《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10月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31]重慶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32]中華書局1995年4月出版。原載《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董乃斌等主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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