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嫁給他41年，無性，無愛，無後，也一生無安

提到魯迅夫人，多數人只知道許廣平女士，卻不知在魯迅身後還有一個叫朱安的女人。

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有名無實，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最後孤獨地長眠於北京西直門外保福寺處。

朱安家人合影。朱安（右一）

朱安與魯迅是同鄉，祖上曾做過知縣一類的官。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朱安，雖然識字不多，但是懂得禮儀，性格溫和，待人厚道。

朱安和舊中國很多家庭的女兒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三從四德，溫良賢淑。

父母惜之如掌上明珠，取名為「安」，想來必是希望女兒平安、恬淡度過一生。而朱安最終卻是用「安靜」兩個字詮釋了自己的名字，她安靜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安靜到像一個幽靈，沒有人注意過她的存在。

從朱安為數不多的照片中可見，朱安個子不高，小腳、低低的眉眼、寬額頭，塌鼻子，頭髮全都向後梳，在腦後挽成一個髻，典型的舊式婦女打扮。

朱安定親時，按照現在的說法，已是「大齡剩女」了。朱安比魯迅大三歲，鄉里有俗語：女大三，抱金磚。彼時周家雖然敗落，但周家也稱「周家台門」，看起來還是門當戶對的。

青年魯迅在日本

1906年，魯瑞裝病將魯迅從日本騙回家與朱安成親，時年魯迅26歲，朱安29歲。

聽說新郎官喜歡大腳，因此新婚的朱安穿了雙大鞋，裡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討新郎的歡心，可是在出花轎的時候，轎子太高，鞋子掉了下去，露出了三寸金蓮。

成親時掉鞋，是凶兆。

這就像一個魔咒，詛咒了朱安以後的人生。

周冠五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

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

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周家的傭工王鶴照當時18歲，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

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裡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魯迅、朱安的洞房

1919年，魯迅賣掉周家老房，在北京買下了八道灣的宅子，準備把家人接去同住。對朱安來說，這意味著她從此要離開故鄉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這無異於和娘家人生離死別。

朱安謹遵從小被灌輸的三從四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跟隨魯迅來到北京，此生再也沒有回去。

自1919年起，魯迅搬了三次家，朱安也跟著一次次地遷居。

1924年5月25日晨，魯迅攜母親、朱安遷居到西三條衚衕21號的住宅，開始了他們在新家的生活。

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為他終於回心轉意了，然而，這一切只是朱安自己的幻想……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與魯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魯迅忍受了漫長的煎熬，最終還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許廣平；

而朱安，卻真的「做一世的犧牲」，陪伴她的，只有年邁的魯老太太，遲遲的日光，夜夜的空房……

1923年秋天，魯迅應好友許壽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課，就在這裡認識了許廣平。

這樣的師生關係延續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於許廣平寫信向魯迅求教，他們之間才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原本疏遠的師生關係才有了突破。

魯迅、許廣平和兒子海嬰

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並生下海嬰，對朱安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房東的妹妹俞芳問她「那你以後怎麼辦呢」，她一下子被觸動了心事，顯得相當激動：

「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兒一點兒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她說這些話時，神情十分沮喪。她接著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魯迅母親)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這也是朱安唯一一次向別人袒露心跡。

1943年，魯瑞去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

魯迅去世後，朱安將魯迅著作權的所有版權全權委託給許廣平打理，《魯迅全集》才得以順利籌備出版。

晚年的朱安和一位老女傭相依為命。

貧困潦倒、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僅靠周作人每月供給的150塊錢根本無法維持生活，許廣平又聯繫不上。

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製的腌菜，即使這樣，也常常難以保證，到1944年已欠債四千多元。

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

同時，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

1944年唐弢造訪朱安，看見她也只是默默地喝著湯水似的稀粥，吃著幾塊醬蘿蔔。

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她沖著客人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在困頓的歲月里，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樣的吶喊。

這是她一生最後的吶喊，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為自己的申訴。這句悲號積攢了朱安一生的委屈與壓抑，也用盡了她一生的力氣。

朱安並不迂腐，相反，她異常清醒，對於自己的處境，對於生活和時代強加給她的一切，她無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朱安去世前一日，對前來探訪的記者說：「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而對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她雖終生未見，卻充滿了挂念。據親友給許廣平說，她臨終時，「淚流滿面，她念大先生，念先生又念海嬰。」 她唯一的遺憾，是沒有見到過海嬰。

朱安曾說：「靈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她至死都想著要跟魯迅守在一起，可是，就像生前不能如願，遺願也沒有實現。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走完了她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暗潮洶湧的一生。

這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她寂寞地活著，寂寞地死去。

她的葬禮按許廣平的意思舉行，墓地設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六十九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長歲月。最終，朱安這個「母親的禮物」還是還給了母親。

她 名 為朱 安

卻一 生 欠 安

陳丹青曾說：「我有一個看上去有點兒過於大膽的想法：魯迅生命中的兩個女人，朱安與許廣平，若論誰對魯迅的影響更大，不是許廣平而是朱安。」

正是朱安，使魯迅體味了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和命運的荒誕，斷了他的後路，刺激他與傳統徹底決裂，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地反抗封建禮教，與命運進行『絕望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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