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仕途：專制皇權之下豈有士人尊嚴

核心提示：士人，或者說士大夫、紳士、知識分子、官僚……他們是最應該擁有尊嚴的一群人。他們人格尊嚴的喪失與人文精神的淪落勢必影響整個社會的品格氣質，直至今日。在皇權獨大，一家專制的社會，不可能塑造出大寫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樂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階層也是國家的管理者。國家管理者是這樣一群不快樂的人，社會中被管理者談何快樂？

本文來源：《深圳商報》2010年2月11日第C03版，作者：楊黎光，原題：《<血淚仕途：中國士人的理想與困境>（之三)皇權之下豈有士人尊嚴》

明朝用「詔獄」處置士人

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根本就是個流氓地痞，時世造「英雄」，竟成了中國政治史上最典型的暴發戶。他本人及其皇子皇孫們特別喜歡無緣無故地跟士人找茬子，發威風：

他為人苛酷寡恩，濫殺功臣，用刑酷而濫；又由於其出身卑微，對士大夫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嫉恨，但又很難說出口，於是找各種岔子在精神上與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對士大夫的兩大酷政——詔獄和廷杖，都始於朱元璋。所謂「詔獄」，就是皇帝直接審理、處置官吏，不必經過司法部門和司法程序；所謂「廷杖」，就是皇上在朝上令錦衣衛當廷打官吏板子。（摘自《發現另一個中國》 王學泰 著）

到了明清時期，極端的皇權專制已經發展到了病態的程度。而朱元璋的「詔獄」完全是不講原則、不講道理，只憑個人好惡的胡作非為：

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與朱元璋辯論是非，朱說不過他，把他推到市上問斬。正要開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問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氣凜然地回答說：「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摘自《發現另一個中國》 王學泰 著）

這個坐在皇帝位上的朱元璋希望王朴求饒認錯，自己出了氣，又保全了皇帝的威嚴；而耿直的王朴這種擲地有聲的回答和嚴正的邏輯，把朱元璋氣壞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殺了。另一個直臣茹太素也敢於與朱元璋爭，朱既覺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時甚至讓他戴著腳鐐辦公，最後還是把他殺了。

對敢於直言的大臣如此，對那些時刻小心翼翼，不想冒犯聖意的老實人他也不放過。何滿子先生在《皇帝與文人》中引用明代前七子之一徐禎卿的《翦勝野聞》，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獄有疑囚，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上顧凱曰：「朕與太子之論如何？」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癲，拾啖污穢。帝曰：「吾聞癲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錐凱……

面對著一個皇帝，一個太子，袁凱分別讚揚他們「法之正」、「心之慈」，已經算是左右逢源，兩頭討好了。可朱元璋還是不滿意，硬說人家「持兩端」，這就關進了大獄。袁凱受了這樣的欺凌，「佯狂病癲，拾啖污穢」還不行，讓人用木錐子錐他。朱元璋對文人的迫害已經不可理喻，簡直就近乎荒誕妄為了。

比「詔獄」更有辱士人的「廷杖」

然而，對士人的人格尊嚴具有普遍殺傷力的，大約還不是詔獄，而是當眾打屁股的「廷杖」。

廷杖之慘，清初的胡承譜所著《續只望塵談·廷杖故事》里說得十分具體：「凡杖者以繩縛兩腕……縛囚定，左右厲聲唱：『喝閣棍。』則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令：『著實打！』或伺上不測，喝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聲動地，聞者股慄……（摘自《發現另一個中國》 王學泰 著）

歷史上最著名、最具規模的廷杖，大概要數嘉靖皇帝對楊慎等人「議大禮」的懲罰。

孝宗（弘治皇帝）死，武宗（正德皇帝）繼位。數年後，荒淫的正德皇帝三十一歲死於豹房，無子嗣，於是閣臣楊廷和以遺詔迎興獻王（孝宗的弟弟）之子朱厚熜入繼大統，是為嘉靖皇帝。楊廷和援引古例，請嘉靖皇帝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也就是以伯父為父，以父為叔父，這才合乎傳統禮儀制度。但是，「議三上三卻」，皇帝不同意。曠日持久的「大禮儀」之爭，即由此開端，雙方一直僵持不下。嘉靖三年，皇帝欲更易生母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以更示尊隆），更是激起群臣反對高潮。

「於是大小臣工二百二十餘人一齊跪伏左側門。上令司禮中官諭退，從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上大怒，傳錦衣衛先執為首者。於是楊慎（楊廷和之子，時任翰林修撰）、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震闕廷。上益怒，命收系四品以下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令何孟春等待罪。接著，對諸臣行廷杖，死於杖下者十六人。」（摘自 楊之水 《議大禮》）

關於這次大規模的廷杖，李潔非先生又有一種說法：

「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鬧事者被打屁股……這是往死里打，『與我著實打』，被打官員中，直接打死或事後因為創傷過重而死者，共十九人。」（摘自 李潔非《萬歲，陛下》）

這場因為「大禮儀」引發的爭端由群臣的「文攻」起，以皇帝的「武衛」終。「禮儀」何在？試想，這是怎樣一個讓士人們斯文掃地的場面呀：一百八十多名臣工在朝廷上齊刷刷地撅著屁股，被錦衣衛揮著棍子「打！」……「著實打！」……「用心打！」……

「奉旨申斥」——清朝士人尊嚴被剝削殆盡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間的關係更加懸殊，大臣在皇帝面前上奏或回話，都要跪下，成了名副其實的奴才。康雍乾三朝現在被一些「辮子戲」吹捧為開明盛世，引來許多歷史學家嗤笑。事實上，那正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最愚昧，士人最沒有尊嚴地位的黑暗時期。專門整治士人的「文字獄」連綿不絕，羅織罪名，抄家滅族，誅連同僚……搞得士人們噤若寒蟬，人人自危。更荒唐的是，清代皇帝還發明了當廷「奉旨申斥」制度。

「奉旨申斥」是另一種羞辱大臣的方法，皇帝要羞辱誰，可派太監當朝「申斥」他，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監都是粗人，他不管娘老子地在那個倒霉的大臣耳根子旁痛罵一陣，因為太監是代表皇帝罵的，不能質疑、反駁，更不能回罵，被罵者有時被罵哭了……（摘自《發現另一個中國》 王學泰 著）

一個「廷杖」，一個「奉旨申斥」，把「莊嚴」的朝堂弄得與市井差不太多了；一個打，一個罵，把士人的人格尊嚴剝奪殆盡了。

現在我們來說說清代三朝元老，《康熙字典》、《雍正實錄》，以及《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的總纂官大學士、軍機大臣張廷玉的故事。

張廷玉是康熙三十九年的進士。在康熙一朝就已歷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到雍正一朝更是得到重用。清史稿《張廷玉傳》說：「廷玉周敏勤慎，尤為上所倚」。雍正皇帝是如何倚重張廷玉的呢？史料上說，雍正五年(1727)，張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對近侍說：朕連日來臂痛，你們知道嗎？近侍們吃驚。雍正則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 張廷玉受雍正器重，當然是有原因的。清史說：「凡有詔旨，則命廷玉入內，口授大意，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皇帝口授幾句，他就可以當場伏地揮筆而就，每天不下幾十次。由此可以看出，張廷玉文筆之好。雍正識張廷玉，顯然是從喜歡他的文章開始的。再則是幫助雍正設立軍機處。張廷玉在任軍機大臣期間規劃和建立了軍機處的制度，加強了中央控制，提高了效率。清史說：「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從此，軍機處成為清朝的中樞機構並深深影響了清代中後期的全部歷史。再者，則是張廷玉的勤勉。張廷玉身為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戶部、吏部、翰林院，又擔任國史館和其他好幾個修書館的總裁官，職務繁多，工作忙碌。雍正經常召見他，從內廷出來，到朝房辦公，屬吏請求指示和批閱文件的常達幾十上百人。他經常坐在轎中批覽文書，處理事務。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可以這麼說，在雍正一朝，張廷玉同皇上的關係，已到了「名曰君臣，情同契友」的地步了。如皇位繼承這樣極其重大的事情，雍正在其去世前三四年即已擬定，當時只給張廷玉看過，後又讓同為顧命大臣的鄂爾泰作為旁證。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和感情，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張廷玉以及鄂爾泰在其身後「配享太廟」，就是死後進入皇帝家廟到地下去陪伴雍正。

名士張廷玉最終難逃皇權淫威

到乾隆即位後，初始對前朝重臣還表示尊重，後來就越來越不以為然甚至有戒心了。在專制制度里，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皇上個個都充滿著防範心理。而天子又基本上把士大夫階層當作可以利用的對象，用完了，用舊了，用厭了，就棄之如敝屐，像一雙舊鞋子一樣扔出去了。這就決定了皇上與土大夫之間關係的脆弱性。

但張廷玉是一個極小心的人，乾隆一時也找不到什麼茬。乾隆十年，因張廷玉的部屬在皇后祭文中誤用了一個詞，乾隆大加斥責。皇上的小題大做讓張廷玉感到心中不安。因此，在乾隆繼位之後，張廷玉已不斷地示意在北京的家人親屬，以各種事由先後辭官回家。他自己也屢次上奏，要求退休回家。這段歷史，清史稿中有大段記載。

三朝元老張廷玉深知，以他在前朝的地位，要想繼續呆在京城皇帝的身邊是很危險的了，他決定請求退休回安徽桐城老家。其實，張廷玉的父親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也是清代著名大臣，在京做官多年，張廷玉是生在北京長在北京，他的三個兒子也都在朝廷為官，一家老小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張廷玉說得一口圓潤的京腔，我甚至都懷疑他聽不聽得懂老家桐城那濃郁的方言。還有，桐城離我的家鄉安慶只有100多公里，我深知那兒的氣候，冬天潮濕陰冷，又不像北京有暖坑等取暖設施，當地人冬天臉上手上長凍瘡是非常普遍的。作為一個已經80歲的老人，這樣的冬天是很難過的，可張廷玉還是一心想告老還鄉。但數次上奏，都被乾隆駁回了。有一種說法，乾隆既不想重用張廷玉，又覺得此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怕他回鄉說些不該說的話。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張廷玉再次提出了回鄉的事情。不過，這一次，他不敢再說退休，只說是「暫歸」，乾隆這才允許張廷玉致仕(辭官之意)。

張廷玉在感謝皇上恩典之時，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遺命——他死後「配享太廟」的事情，希望皇上「立字為據」。乾隆聽到這番話後就不高興了，不過「配享太廟」是先皇的遺命，乾隆第二天給他頒了「手詔」賜之。這天因有大風雪，80歲的張廷玉讓兒子代自己去謝恩了。乾隆竟然計較得大發雷霆之怒，要「降旨切責」。當時在皇帝身邊值班的協辦大學士汪由敦為張廷玉求了情，並把皇帝生氣的事告訴了張廷玉。張廷玉得知後嚇得趕緊於次日，冒著風雪顫顫巍巍地親自上朝謝恩。嚇得半死的張廷玉也不敢再提回鄉了。

一年之後，張廷玉以為乾隆恐怕已經忘記此事了，準備早早登上返鄉之路。不想就在張廷玉準備啟程之時，遇到了皇帝長子永璜去世。張廷玉曾經做過永璜的師傅，因此必須參加喪禮。熬過了初祭以後，張廷玉給乾隆上了一道奏摺說自己準備返鄉了，不料這又一次令皇帝勃然大怒。乾隆說，皇長子才過初祭，張廷玉就要南還，可見其對皇室並不忠誠。於是張廷玉被皇帝明令取消配享資格，灰溜溜回到了桐城老家。據說，地方大員為了避嫌，無一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率幾位家人，把他接進了老屋。

張廷玉剛剛平靜下來，朝廷中又出了一件禍事：他的二兒子的岳父四川學政朱荃，在母親去世後，為了掙點「考試補貼」，居然隱瞞母喪消息，「匿喪趕考」，為御史所參。 乾隆在處理這事時又一次想起了張廷玉。於是在處理了朱荃後，乾隆又決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對張廷玉的一切賞賜，以示懲罰。乾隆十五年八月，欽差大臣德保來到了桐城。張廷玉率領全家老少，跪在門口迎接。他早早已經把三代皇帝賞賜給他的字畫、珠寶、衣服器物收拾裝箱，準備交給德保。不想德保從安慶知府那裡借來了二百名兵勇把張廷玉的家抄了。結果，張廷玉家並沒有多少財寶，德保把抄家過程中翻出來的所有帶文字的東西：書籍、文章、信件乃至便條都帶走了。

據說是，德保出京之前，乾隆把他召到宮裡秘密囑咐，到了張家，要嚴格檢查張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書，看看其中有沒有對乾隆的怨懟之詞。抄到這些東西後，德保審查了半個月一無所獲。 這次抄家，引得朝庭內外全國上下議論紛紛。乾隆也覺得此事做過了，不得不下了道諭旨，說是德保弄錯了旨意。皇帝發布上諭，寬免張廷玉與朱荃這樣的卑污小人有染的「罪過」，又借題發揮把張廷玉痛斥了一頓。經過這最後一次打擊，張廷玉日日呆坐家中，終日沉默不語。乾隆二十年，張廷玉終於死了，享年83歲。

士人，或者說士大夫、紳士、知識分子、官僚……他們是最應該擁有尊嚴的一群人。他們人格尊嚴的喪失與人文精神的淪落勢必影響整個社會的品格氣質，直至今日。在皇權獨大，一家專制的社會，不可能塑造出大寫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樂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階層也是國家的管理者。國家管理者是這樣一群不快樂的人，社會中被管理者談何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