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再出發

　　【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召開之後，中國的改革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本文據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2014年10月中旬某次演講整理而成，以獨特的角度解讀這兩次會議帶給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於今讀來，仍有收穫。

　　在中國歷史上，「三十年」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過去都說「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輪迴」，但現實是往往三十年就會有大變化。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是這個意思。看看中國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還真就差不多是這麼走過來的。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8年;1949年後，「文革」之前是17年，「文革」10年，加起來又將近三十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又有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

　　大家都知道，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把它叫作改革開放時期。現在回過頭來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把一些事想得有點簡單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當時沒有想到。什麼意思呢？當時，我們腦子裡想到的改革，不外乎就是從某個起點走向某個終點，起點是舊體制，終點是新體制。這個過程的結果會怎樣呢？按照當時的邏輯來說，我們只能想到兩種結果，一個是成功，一個就是失敗：如果最後走到終點，改革就成功了;如果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改革就失敗了。

　　但是，其實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這是當初我們沒有想到的。就是走到半路的時候，它不走了，不動了。它不但不動，還把這種狀態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這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初沒有想到的，但是後來發生的恰恰就是這種情況。

　　這樣看來，我覺得可以把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分成兩段，轉折點是中國加入WTO、體改委被撤銷、成立發改委，這些都發生在世紀之交。前面這十幾年是真正改革的時期，後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部分是在這時候形成的。過了這個轉折點之後，大家在現實生活當中都能感覺到，雖然在領導人的講話當中，在有關的文件當中，「改革」這個詞還經常被提到，但是具有實質性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不但越來越少，政府還把過渡期間的這種狀況定型為相對穩定的體制，這種體制的突出特徵是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社會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產生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從這時候開始，人們覺得中國社會好像和原來有點不一樣了，20世紀80年代那種生機勃勃的狀態很難見到了，年齡稍大一點的朋友一定記得那種氛圍，年輕一點的可以看看相關紀錄片，也能感受到。現在，那種氛圍很難再感受到，社會變得越來越沉悶，死氣沉沉。大家都感覺到現在各種矛盾和問題越來越多，到了這個階段，甚至很多好事被辦成了壞事。中國加入WTO，這是中國走向國際市場、走向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步驟，但它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為了參與國際競爭，得把國企做大做強，國進民退就是這時候開始的。

　　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就在中間這裡，一邊是過去的三十年，一邊是未來的三十年，我們正處在兩個三十年之交。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點召開的，它在這樣的時間點做了一個決定：打破過去十幾年形成的僵局，把社會變革繼續向前推進。我不知道未來三十年會是什麼樣，路會怎麼走，但是可以說，如果不打破這個僵局，後面的、未來的、所有的都談不上。打個比方，前些年的社會有點像一輛車壞在那裡，往前走走不了，往後倒也倒不了，現在不管怎麼說，有人下來鼓搗這輛車，不但鼓搗了，而且一擰鑰匙打著火了。所以，想要理解改革，關鍵就是看到這個僵局在被打破，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未來三十年的走向。

　　現在這場改革和上一輪改革有一定的繼承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上一輪改革，它是一輪新的改革。這兩輪改革要面對的問題，要改的東西是不完全一樣的。上一輪改革改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一輪改革則要面對兩個東西：一個仍然是原來的舊體制，舊體制在上一輪改革當中受到了一定觸動，但當中一些關鍵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這一輪改革除了要面對舊體制之外，還得面臨新問題，那就是在上一輪改革停滯那一段時間形成的新弊端。概括一點說，上一輪改革面對的是舊體制，這一輪改革要面對舊體制、新弊端兩個方面。這一輪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上一輪改革。

　　舊體制最突出的特徵是什麼？我覺得就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權力。新的弊端是什麼呢？我覺得是在權力和市場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利益格局、一批利益集團，說得更明確點，即權貴既得利益集團。

　　十八屆三中全會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需要解決什麼問題？有的專家會說，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我個人的看法，這不是第一位，是第二位，第一位是要破除權貴壟斷。最近一兩年時間，中國陸續打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可以看出，權貴集團掠奪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的財富，對幾百萬、小几千萬大家好像都沒什麼興趣了，案值動輒就是大幾千萬，甚至幾個億。

　　權貴集團不但獲取了大量財富，而且壟斷了中國相當一部分資源和機會。現在中國社會最好的資源、最好的機會在哪裡？我覺得也就在兩個地方，一個是壟斷性國企，一個就是權貴。沒有這兩樣背景，你想得到點像樣的機會可能不容易。建立一個公平、規範的競爭時代，首先要破除權貴壟斷。

　　我想到曾有一個叫吳向宏的財經評論人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民營企業為什麼難以分享改革紅利。吳向宏說有一個民營企業的老闆找他，討論最近一些關於投資的設想，說一個就被吳向宏否定一個。這個老闆就有點不高興，說：「我這十幾年來白手起家賺了十幾億，現在還是按照原來的思路做，怎麼就不行？」吳向宏就跟他說：「你過去做得很成功，但是你那些項目都是通過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以小博大獲得超額利潤。但你一定要明白，現在時代的背景變了，現在可是一個自信的時代。什麼自信？就是權力集團日益自信。剛開始搞市場經濟的時候它不自信，很多事情不敢做、不會做，所以外包出去。和市場打了幾十年交道後，它發現沒什麼可怕的，也慢慢學會了原來不會的。自己不能做，親屬可以做，同學可以做，不但可以做，甚至做得一點不比你差。這樣，市場給你的機會就減少了。」所以，一定要破除權貴集團壟斷，不這樣做，市場就只能是權貴的。

　　轉變政府職能是第二個關鍵，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怎麼減少？假如另外一個學者在這裡講，他講的可能是減少那些名目繁多的審批項目。我想沒這麼簡單。為什麼？你查一下資料就可以發現，十幾年來政府審批的項目已經減少了2/3。但各位覺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了嗎？沒有，甚至有人感覺比原來更厲害。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審批，而在於這種權力的特點：無所不在，滲透一切，在這個地方找不上你，在別的地方一定找上你。打個比方來說，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如來佛給他規定了審批項目嗎？一個都沒有。只是如來佛的手心法力無邊。現在中國政府的權力有點像如來佛的手心，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建設「有限政府」。在市場那裡，法律沒禁止的都可以做;在政府那裡，法律沒授權的都不可以做。權力有邊界，才能解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問題。

　　所以，這場改革是新的改革，對一些問題要有新的思路。一些企業家朋友現在一見面就抱怨，說以前是飯也吃，錢也收，章也蓋，事也辦;現在是飯也不吃了，錢也不收了，章也不蓋了，事也不辦了。前段時間有人在會上跟某位領導人說了這個現象，領導人的回答是：不作為也比亂作為強。這話也可以這樣理解：你不是不蓋章嗎？以後這章還真的不見得需要你蓋了。這是真正的轉變政府職能。

　　這場改革面臨巨大的阻力，需要下很大的決心才能克服。剛才說過，這場改革面臨兩個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既得利益集團問題，它想維持現狀，把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既獲取資源，又可以變現，它發自肺腑地說現在是中國五千年來最好的時期。所以要把社會變革向前推進，非常不容易。

　　這場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什麼？不是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國家治理問題。最近我常在想，過去一段時間，整個社會是不是誤讀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人們寫了很多文章去解讀這次會議，但多數解讀都認為它的核心問題是經濟體制改革，包括金融、財稅、土地、國企改革等等，但我的看法是：這次改革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更是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一定要意識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全面」這兩個字不是隨便用的。

　　問題在於，怎麼理解「全面」？不是這個也改、那個也改、都改，而是一定得找出一個貫穿統領它的東西來改，那就是國家治理問題。換句話來說，這場改革的核心問題不是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要轉變。這樣，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時提出依法治國的主題，我們就完全能理解了。

　　怎麼看待十八屆四中全會？我覺得要把它放到總的歷史進程中看。這些年法治倒退、公權力被濫用、社會不公加劇、經濟社會生活失序，面對這些狀況，十八屆四中全會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轉折點？判斷的標準就三點：一是民眾的權利能不能得到最起碼的保障，二是公權力能不能得到初步制約，三是經濟社會生活嚴重失序的狀況能不能得到基本扭轉。我的判斷，在可以見到的未來，這三個標準在現實中將會以這樣一種順序實現：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可能明顯改善;對中下層公權力的約束會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放開;最大的弱項是對民眾權利的保障，需要我們不斷推進這個進程。總體來說，我們期待通過這場改革，能夠構建一個公平、規範競爭的新時代。

　　（前 行摘自正和島《決策參與》，本刊有刪節，鄺 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