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歲以下想要住保障房都是可恥的

06-09

50歲以下想要住保障房都是可恥的中新網新聞中心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唐代詩人杜甫千年的夢想，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中國那樣糾結：在資產化金融化的道路上，它是大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財產；在千年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下，它又是大多數流動中的國人最大的稀缺。正因此，它集萬千愛恨於一身，人們愛它，恨它，罵它，卻又離開不它。瑞銀(UBS)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房地產和住房建設主導著中國內地的增長模式。它們是決定大宗商品需求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國外部盈餘最大的非主流推動力，而且事實上是真正理解家庭資產負債表、儲蓄和投資的關鍵因素。」安德森表示：「從宏觀角度看，如果你不理解中國房地產，你大概就不會理解中國。如果你在追蹤這些大宗商品和行業(比如金屬、水泥、鐵礦石、煤炭、汽車零部件、建築設備、發電機械等等)，你最好能對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市場做出正確的判斷。」同時還可以說，如果你想了解中國的思潮，必須也只需了解中國的房地產思潮足矣，因為這裡是市場派、福利派、現實派、烏托邦派、政府強制派等等各種思潮集中展示的舞台。

　　從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房價高，屈指算來，人們對高房價的抱怨至少已經22年了。22年來，抱怨和打壓房價的呼聲從未止息，政府的調控之手也幾乎從未閑著，但房價卻我行我素一路衝天。蓋因為房價高、物價高的根本原因，是高稅收、低附加值外向型經濟、行政壟斷和投資型政府推高物價等一系列因素所致，頭痛醫痛腳痛醫腳，註定起不到好效果，甚至適得其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2010年底2011年初以來，中國實行了史上最嚴厲的住房限購限貸政策，銀行準備金率大為提高。結果事與願違，按下葫蘆浮起瓢。短短半年時間，遭限購的一二線城市房租大漲，而未限購的三四線城市房價大漲——我老家的小縣城，房價一年漲了30%以上；遼寧丹東，一年漲了100%……

　　限購限貸、銀根緊縮意在房地產，卻殃及池魚，大量中小製造企業資金緊張，被迫借高利貸，引發了史上空前的高利貸和中小企業危機。而高利貸的相當一部分資金來源，同樣來自銀行，以房屋、土地抵押、中小企業經營貸等形式流出。2011年10月10日《北京晨報》消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阿里巴巴(中國)10月9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小企業主們對於未來有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悲觀的看法。72.45%的受訪企業預計未來6個月沒有利潤或小幅虧損。另據10月12日《廣州日報》報道，有業內人士指出，如果現在政府不救治，年底將有近四成企業面臨停產。很多企業家對未來很悲觀，大家都基本沒有做實業的信心了。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給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而不是一會兒收一會兒放，在放的時候，大家都在上規模擴生產，攤子鋪大了，需要再進行投入的時候，政府又收緊了。企業資金運轉不過來只能關門。」《東方早報》報道，今年1-9月浙江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為近年同比最高。早報記者獨家獲取的浙江官方關於企業主逃逸的調研報告顯示，這些企業共拖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欠薪人數和欠薪數額均為歷史之最。浙江已經有多人因高利貸資金鏈斷裂而自殺。緊隨其後的便是失業潮，中國90%以上的就業依賴民營中小企業。　而限購限貸並沒有限制住民間炒房資本進入房地產。10月11日《新京報》報道，房地產調控之前，傳統民間資本投資房地產主要在需求端，即直接購買已開發的房地產物業。隨著銀根收緊，民間資本轉為通過「短期放貸」填補地產商的資金缺口，其投資形式逐步從需求端轉向供應端，如投資開發房地產、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過橋貸款等。人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在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中稱，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約1100億元，其中20%被用於房產投資或集資炒房。到2010年，溫州市百強企業中有50家涉足房地產。央行最新報告分析了溫州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其中來自銀行信貸資金間接流入的資金佔10%，其規模超過百億。但高和投資董事長蘇鑫則表示，中國房地產中直接融資不足10%，80%以上資金來自銀行，使得房地產的行業風險很容易傳導到整個金融系統，一旦出現問題，就會牽扯整個社會經濟。

　　不出所料，調控沒能打壓房地產投資，只不過改變了投資路徑；同時調控助長了高利貸，增加了整個中國金融甚至整個社會經濟的風險。

　　英國作家孟肯說，「對於所有複雜的問題，都有一種簡單、明顯但卻錯誤的解決方法。」我們以為憑良好的願望和意志可以超越經濟規律，把大量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化作簡單粗暴的調控手段。殊不知社會普遍聯繫，牽一髮而動全身。很多貌似直觀有效的果斷辦法，事實上不是猛葯是毒藥，飲鴆止渴。2008年，來一個四萬億，水漫金山，得到大量銀行貸款的國企攻城掠地，一批民企死了；2010年底，再來一個令人措手不及的緊縮，天下大旱，錢太多的國企參與放高利貸，接高利貸的又一批民企死了。

　　眼看著打壓房價的努力20多年不成功，社會上又流行起保障房思潮。2011年1000萬套保障房和未來五年內3600萬套保障房則是這種思潮的直接體現。可是錢從哪裡來？土地從哪裡來？土地名義上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但都已「名花有主」有實際的使用權人。征地時，土地使用權擁有者是根據周邊最高房價地價進行要價的——這合情合理，而高達14萬億元的地方債，卻幾乎全部依賴政府儲備土地的升值。這種邏輯之下，第一，商品房價上去了就難以降下來——商品房事實上還補貼了市政、保障房甚至工業用地及資金；第二，保障房不可能一枝獨秀離開商品房的健康發展而獨自發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顧實際的保障房大躍進，只會導致兩種結果：偷工減料，作假虛報。所謂「商品房要錢，保障房要命」。層層向下壓任務的方式，還會導致大量保障房空置浪費。很多三四線城市，商品房都大量空置，還建那麼多保障房何用？　政府自身並不創造財富，保障房的每一分錢、每一寸土，都來自商品房的補貼或者老百姓的稅收，過於強調政府的保障房任務，實際上是給了政府更大的資源分配權，即使不算腐敗成本，也勢必增加行政成本。這些成本的增加，較之市場分配的高效、及時、公平而言，納稅人的負擔勢必整體上加重。

　　談到保障房，人們都拿新加坡和中國香港說事。但港新是新移民相對有限的城市政府，而中國今天的城市，面臨的是史無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任何一個中國內地的城市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港新模樣。而即使在香港，保障房也不像人們想像的天堂。戰地玫瑰、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2011年9月16日 20:42在她的微博上圖文並茂地講述了一個香港家庭：「住在用木板隔出來的單間里的一個香港家庭，二平方米，放不下冰箱，只能用膠袋包住未吃的食物。唯一的做飯工具就是電飯煲。單親媽媽帶一個孩子，心愿是申請到公屋，比同齡孩子瘦小的孩子能有機會多吃點肉。」

　　不要以為天上會掉陷餅，所有的財富都是創造和奉獻的副產品。著名記者唐老鴨唐師曾在微博上透露：北大名教授張中行，「85歲才分得一套78平米的三居室，白灰牆水泥地，沒做任何時興的房屋裝飾。室內一床一桌一椅一櫃，別無他物。屁股下的破藤椅是1932年在北大上學時買的，扶手、椅背磨得油亮，破損之處纏著白塑料繩。桌上床上攤著文房四寶和片片稿紙，井然、簡潔而有條不紊。」在一次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節目上，何祚庥院士也親口說自己76歲才分到房，150平米。天，201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才72.5歲呢！讀者諸君可能有人會說，張中行何祚庥他們，年輕時有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是啊，他們當年拿政府人為壓低的低工資，住公租房理所應當。今天我們拿著市場化的工資，卻仍然哭著喊著鬧著要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甚至有產權的保障房，有道理嗎？我甚至覺得，50歲以下的人想住保障房都是可恥的，那是不勞而獲地想社會上的其他人替他作奉獻！再想想我們的父輩，即使是農民，宅基地是自己的，不花錢，人工也是鄰里親戚互相幫忙，再請幾個小工，可是在1998年以前，有多少50歲以下的農民能夠自己蓋得起房，尤其是像今天一樣的磚混結構房？

　　世界經濟現象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各種簡單直接的訴求，給人類帶來的往往不是福利而是災禍。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越來越多的是探索「複雜世界」的學者。201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紐約大學的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兩人曾經一起供職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因此也造就了這個學派與哈佛大學等強調政府干預的學派不同。雖然這個學派內部的意見也不統一，但總的看法是政府的決策往往難以收到實效，因此需要考慮更多現實中的複雜因素。把經濟學原理過度簡單化是政府決策的最大障礙。凱恩斯說：政府應該盡量不干預經濟，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預經濟活動時，要注意政策的信譽，即政策的連貫性。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