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別爾：用詩意記錄俄羅斯民族的受難

作者=江弱水

來源=《抽絲織錦》

讀巴別爾是一場震撼。他震掉了你的文化背景，震掉了你的道德預期，也震掉了你的自我。不錯，裡邊的故事特別殘酷，但真正令人震驚的是作者的態度，簡直冷酷。讀巴別爾，我想到《老子》那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王弼的注說：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

王弼接下來又講，「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這話真值得小說家牢記在心。小說家就應當「無為」「無造」，不加主觀涉入，卻能最大程度上對所敘之事「具存」「備載」，「不失其真」。像契訶夫所說的，只做證人，不做判官。可契訶夫筆下總還是處處溫情，遠不到巴別爾那種冷而且酷的程度。雖然契訶夫在小說《燈火》結尾里說，「世事一無可知」，但巴別爾在其日記里說得更絕：「我是一個外人。」

果真是「外人」么？當然不。但巴別爾絕不在小說中透露內心的感受，不褒，不貶，不給一點傾向性。受不了巴別爾的人，肯定是受不了他那個態度，就像一個大清早開張的屠夫，從肩上卸下半爿生豬，「嘭」的一下摜在肉案子上，然後挺著胸叉著胳膊，拿冷眼瞧你——那肉還冒著熱氣哩！

厄普代克說巴別爾是個「不眨眼的目擊者」，很對。舉例來說，在《路》裡面，火車上那對新婚的猶太教師夫婦，剛剛還談論著綜合教學法，現在雙雙沉入睡夢中，十個手指還交纏在一起。車停了，有人上來檢查，看了證件，便拔出一支又長又細的毛瑟槍，朝男教師臉上就一槍。跟上來另一個人，解開死者的褲襠，用一把小折刀割下生殖器，塞進教師妻子的嘴裡——

教師妻子柔軟的脖子一下子粗了起來。她一聲不吭。

巴別爾也一聲不吭，他接著寫別的去了。這真叫「殺人不眨眼」。論絕情寡恩，無過巴別爾。在名篇《小城別列斯捷奇科》中，身為猶太人的我，卻碰見哥薩克同志在屠殺猶太人：

在我窗前，有幾名哥薩克正以間諜罪處死一名白髮蒼蒼的猶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聲，掙脫了開來。說時遲，那時快，機槍隊的一名鬈髮的小夥子揪過老頭的腦袋，夾到胳肢窩裡。猶太老頭不再吱聲，兩條腿劈了開來。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輕手輕腳地殺死了老頭，不讓血濺出來。事畢，他敲了敲一扇緊閉著的窗。

「要是誰有興趣，」他說，「就出來收屍吧。這個自由是有的……」

但接下來竟然是一段水波不興的「閑文」：

哥薩克們拐過街角走掉了。我跟在他們身後，開始觀光別列斯捷奇科的市容。

於是我們傻了眼，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冷血的敘述者，就像王天兵所說的，「他只是木然而警覺地在看、再看、再接著看。此時的他兼具藝術家的敏感和野蠻人的麻木」。「而在事發後，他的身心又能迅速撤離現場」，總之，「像一匹馬那樣面無表情」（《哥薩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二○○八年版，151、 156頁）。

真拿這個人沒辦法。巴別爾完全不動聲色，道德觀也好，倫理學也好，到了巴別爾那裡都無效。善也好，惡也好，所有的判斷全失靈。你說哥薩克對老人、女人兇殘是么，可他們對戰馬又愛得死去活來。死了一匹心愛的馬，那真叫如喪考妣——這話卻又不對，因為考妣之喪對於他們來講有時候簡直不算什麼。《家書》裡面，做白軍的爹把大兒子費奧多爾一刀一刀地給割了，當紅軍的小兒子謝苗抓到了他爹，現在，兒子給媽媽寫信描述這事：

「爹，落到我手裡好受嗎？」「不好受，」爹說，「我要遭罪了。」於是謝苗問他：「那麼費奧多爾呢，他落到您手裡，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嗎?」 「不好受，」爹說，「費奧多爾遭殃了。」於是謝苗問他：「爹，您想過沒有，您也會遭殃的?」「沒有，」爹說，「我沒想到我會遭殃。」於是謝苗轉過身子對著大家，說：「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裡，您絕不會饒我。現在，爹，我們就來結果您的性命……」

面對這樣的文本，我們平時的那種道德的慣性，思想的慣性，都不起作用了。我們都像履帶式坦克，帶來了整套的理論裝備，卻發現只在一片泥淖中打滑，得不著力了。我們處理不了它，它超出我們的想像。可這個東西，沒有讓我們安心的時候。

巴別爾自己安心嗎？他處在萬千思緒的風暴中心，反而出奇的平靜，彷彿是太上忘情。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為巴別爾小說的首個英文譯本（一九五五）所作導言中說：

在寫下這些事情時，他佯裝對「意義」和「價值」漠不關心；他似乎在說，儘管他能夠把正在發生的一切說得一點不差，但他並不僭越地去解釋它，也簡直不想去弄懂它，當然更不去評判它。他安排的故事自己會說的，而且已經說了；或者他借一個說話人來說它，而這個說話人心知肚明他與這事的結果毫不相干 ——我所稱的巴別爾在暴力之中的抒情快樂，實際上也就是他經營超然的語調的一種詭計。當然，我們被那試圖暗示作家幾乎不動聲色的超然的精巧策略所矇騙也不會太久。我們很快就會明白他要幹什麼。他對故事冷峻的美學表象的全神貫注，對事與物的執迷，我們有點兒懂了，乃是與天地同心（cognate with the universe），是宇宙本質的表現，是人的真相存在於其中的混沌（unyielding circunstance）的表現……

換成我的看法就是，巴別爾是處在佛陀的高度，偶開天眼覷紅塵，但看下界的生生死死、恩恩愛愛、打打殺殺，似有悲憫，終卻無言，因為他觀照一切，洞悉芸芸眾生的過去、現在、未來。

俄羅斯十九世紀的小說到了頂峰，也就是說，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兒淹沒在北方的霧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頭腦，屬於靈魂，完全是思想的 ——不是智力，智力是不帶熱情的思想，博爾赫斯是純粹的冰冷的智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帶有熱情的思想，只不過是高寒地帶的巨人們的思想，灼然卻又凜然，卻缺乏行動。之所以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他很像黏液，像淚，而淚是人的霧水。

但是，巴別爾是行動的詩，是血，是生命，是陽光。陽光的東西是指身體的東西。巴別爾對生命的感覺，有著拉伯雷式的「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正如巴赫金所說的，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繪的陰鬱的靈魂世界正好相反，拉伯雷是酣暢淋漓的狂歡化世界，他為我們呈現了人類豐沛恣肆的「物質—肉體 」形象。博爾赫斯在一篇很短的文章中提到巴別爾，說他最喜歡福樓拜、莫泊桑，還有拉伯雷。巴別爾那些打著飽嗝、放著響屁、流著珊瑚紅的血的文本，確實也就是拉伯雷「下半身寫作」的嫡傳。在《騎兵軍》中，有數不清的喘息、打呼嚕、汗、膿血、罵罵咧咧、揍、挨揍，當然還有吃吃喝喝。「這是一部史詩——我們的吃相。不錯——豬肉，雞肉，鵝肉。」（巴別爾：《日記》，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這還是在哥薩克紅軍匱乏的前線。到了《敖德薩故事》里，就經常是酒林肉池、胡吃海喝了。那裡面的人物，與龐大固埃實在有家族相似：

她坐在長凳上，給自己縫嫁衣。幾個孕婦跟她並肩而坐；一堆麻布在她支棱八翹的碩大的雙膝上移動；孕婦把各種各樣的吃食灌入她們的腹內，一如母牛在牧場上把春天玫瑰紅的乳汁灌入它們的乳房。就在這時，她們的丈夫一個個放工回家了。喜好罵架的女人們的丈夫在水龍頭下把他們亂蓬蓬的絡腮鬍子洗凈擦乾後，將地方讓給彎腰曲背的老婆子們。老婆子們在洗衣盆里給胖嘟嘟的小不點兒洗澡，拍打著孫兒白嫩的屁股蛋，然後用她們的舊裙子將他們包裹好。由圖利欽來的芭辛卡親眼目睹了生養我們的富饒的福地莫爾達萬卡的生活——在這種生活里隨處可見吃奶的嬰兒、晾曬的尿布和以大兵式的不知疲倦的耐力忙著男歡女愛的其味無窮的城郊之夜。（《父親》）

我們滿可以借用巴赫金描述拉伯雷的世界的話說，「這個片段的主題是物質—肉體的豐裕，過剩的、生育的和成長的豐裕」。可見，巴赫金有一句話是錯了的，因為他說，世界文學的所有經典作家中，唯獨拉伯雷未曾進入俄羅斯文化並有機融合。他忽略了巴別爾。巴別爾只不過是把拉伯雷的廣場搬到了戰場和市場，而且和拉伯雷一樣，「讓世界末日論在絕對的物質—下半身形象中被降格和革新了」（《巴赫金全集》第六卷，253、163頁，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若論褻瀆神聖，巴別爾比拉伯雷也不遑多讓。在《潘·阿波廖克》、《耶穌作的孽》中，簡直到了放肆無恥的程度。不光諷刺宗教，他還諷刺最終使他喪命的東西：

啊你鋪設了一條神速的鐵路穿越俄國紀事（指古羅斯最大的編年史彙集《往昔紀事》）陳腐的泥淖。你使梁贊的三顆懷著耶穌的激情的單身漢的心成為《紅色騎兵報》的編輯，你之所以使他們成為編輯，就是要他們編寫出一張充滿大無畏精神和粗俗的笑料的報紙。（《夜》）

一九一四年以前，我一直在家幫助父母種田，一九一四年以後我不再種田，轉到了帝國主義者的行列，……我就此做了牽線木偶，替他們賣命，直到列寧同志撥正了我兇殘的刺刀的方向，指明我的刺刀應該扎進什麼樣的腸子，什麼樣的腸網膜，我的刺刀這才長了眼睛，在刀尖上刻著2400這個［黨證］號碼……（《叛變》）

巴別爾是隨時讓人發笑的，而且庄中有俳，謔而近虐，正是因為他的生命意識接近拉伯雷。巴赫金說，對於《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而言，房間、市場、街道，「所有這一切全是人的內心裡的上帝與魔鬼爭鬥的舞台；每一話語、每一思想都與遭遇、地獄和天堂、生和死相關聯。然而明顯的特點是，生與死在此全是在內心的層面上，只涉及心靈，肉體的毀滅不威脅任何人，這裡完全沒有世俗層面上的生與死的鬥爭，主人公生活在相當安全的世界裡」（《巴赫金全集》第六卷，574頁）。巴別爾卻不是這樣，他的生與死都是在場的，即物的，到肉的。他是對整個生命的強有力的擁抱。

從語言上來講，巴別爾讓我只想到一個人，這就是莎士比亞。大家都說他像海明威，質樸無華。才不是呢，這傢伙華麗得要命！在巴別爾的行文中，經常有一個同樣的聲音在說話，這就是莎士比亞的聲音。

我們來看一篇《巴格拉特-奧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漢譯不到一千字，據以色列學者西哈爾（Efraim Sicher）說，它常常被拿來當做巴別爾「華飾文風」（ornamentalist style）的一個樣板，可是他又說，其中的喻象讓我們想像到安納托利亞半島神秘的土地和《一千零一夜》（Style and Structure in The Prose of Isaac Babel,Ohio:Slavica,1986, p.71—72）他忘了莎士比亞。敘述者用的第一個比喻就是莎士比亞式的：「這牛美如十二個明月同懸天際。」而弄蛇的巫師也像是莎劇里的巫婆在說話：「先知的綠披風從未遮蔽過克亞齊馬任意妄為的絡腮鬍。」誰能在一千字的小說裡面，像莎士比亞一樣地揮霍語言？只有巴別爾：

在你公牛的眼睛裡，我找到了我們那個心存邪念的鄰人麥麥德-汗的映像。在這雙眼睛濕潤的深處，我發現有面鏡子，鏡子裡頭我們的鄰人麥麥德 -汗那堆背信棄義的綠火正在熊熊燃燒。我在這頭遭到殘害的公牛的眼睛裡，看到了我被扼殺的青春和鑽過冷漠的荊棘籬笆的我的壯年。在你公牛的眼睛裡，我發現了我曾三度踏遍的敘利亞、阿拉伯和庫爾德斯坦的大大小小的道路，啊，巴格拉特-奧格雷，在這三個國度平坦的沙地上沒給我留下一絲希望。全世界的憎恨都爬入你公牛張開的眼眶。

華麗的辭藻，出人意表的比喻與想像，令人忍俊不禁的誇飾。詞語在任意揮灑，卻斷非沒有節制，而是絕對準確。接下去，出現了莎士比亞式的奇妙的異域風情畫，最後又結束以詹姆斯·喬伊斯式的瞬間「頓悟」（epiphany）：

特拉佩宗達的市場和特拉佩宗達的地毯呈現在我面前。在拐入城裡時，我遇見一個年輕的山民，他伸出的手臂上停著一隻紅腳隼，爪子用鏈條拴住。山民腳步輕盈。太陽升至我們頭頂。驟然間，意想不到的恬靜降至我這個天涯漂泊者的心靈。

以我看，《公牛的眼睛》就像是莎士比亞的遺稿流落人間，由巴別爾簽名發表。

那麼，巴別爾怎麼會有莎士比亞的靈魂附體呢？答案可以在一篇《在地下室里》找到，這是他的童年生活系列之一，小主人公為同學朗誦莎士比亞《裘力斯·愷撒》（Julius Caesar）第三幕第二場，安東尼把愷撒的屍體抬上講壇，對羅馬市民慷慨陳詞。「我」「激動得喘不過氣來」，因為這是「我此生最喜愛的詩章」：

他是我朋友，待我又忠誠又公正——

　　然而勃魯托斯卻說他有野心，

　　而勃魯托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他曾經帶許多俘虜回到羅馬，

　　其贖金全都充實了公家的金庫——

　　難道可以說，愷撒這是有野心嗎？

　　聽窮人哭泣，愷撒也在流淚；

　　野心照說應該由嚴厲做成——

　　然而勃魯托斯卻說他有野心，

　　而勃魯托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你們全都看見了，在牧神節上

　　我一連三次要把王冠獻給他，

　　他三次拒絕——這難道是有野心嗎？

　　然而勃魯托斯卻說他有野心，

　　可確實，勃魯托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莎士比亞所有的人物都是修辭大師，一上場就滔滔不絕。巴別爾亦然，他的小說中的敘述者以及好多人物，都有著莎士比亞式的雄辯。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此人是怎樣在敖德薩起家的》。開頭第一句話的確是標準的海明威口吻：「我先開的口。」但接下來呢，就是莎士比亞在說話了。華彩的語言，恣肆的比擬，特別是那腔調，那節奏。我請大家注意巴別爾小說的語言節奏，活脫脫就是莎士比亞的詩劇。我們只需將那段話（稍稍改幾個字）分行排列起來，就成了典型的莎士比亞五音步「素體詩」（blank verse）：

阿里耶，我們來談談別尼亞·克里克，

　 談談他閃電式的發跡和可怕的收場。

　　我對此進行探究時，有三個陰影

　　橫在我路上。格拉奇是其中之一。

　　他的舉止堅韌如鋼，難道

　　這鋼經不起跟國王的手腕較量？

　　再拿帕科夫斯基來說。此人的瘋狂

　　使其擁有稱王稱霸所需的

　　一切。還有哈伊姆·德龍格，難道

　　他竟然也沒有發現新星的光芒？

　　然而為什麼只有別尼亞·克里克

　　一個人登上了繩梯頂端，而其餘

　　所有人卻吊在繩梯的下端搖晃？

　　可不是，就算轉手到了現代漢語里，莎士比亞的風神還在！

西哈爾說巴別爾的文章就像是從法文翻譯過來的，可不一定。難道不也像從英文，特別是從莎士比亞，翻譯過來的么？但我同意西哈爾下面這個判斷，即巴別爾有著捕捉標準俄語里的某種異國風味的獨門秘訣。

有一句老話，說是「粗茶細泡，細茶粗泡」。龍井啊碧螺春啊要倒一大把茶葉，可是粗茶就應該少放一點。我現在的閱讀經驗，也是「長篇快看，短篇慢看」。我讀巴別爾，不知道怎麼回事，很慢。王天兵說是「文字的密實、物象的密集讓時間變慢了」，我覺得也與巴別爾的表達有關，因為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的，有很多像什克洛夫斯基所說的「陌生化」的東西。《騎兵軍》跟《敖德薩故事》裡面的語言都不是很平的，而是千溝萬壑的，是困難的，你的視線只能在他的句子上緩慢地移動。巴別爾不是那種你想帶過去就帶得過去的，你要是輕易帶過去呢，可能一無所獲。但是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也好，《群魔》也好，我會像颶風一樣快。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俄國人的觀點》一文中說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沸騰的水渦，迴旋的沙暴，翻滾的嘶嘶冒氣的海龍捲，把我們吸了進去。它們整個兒是由靈魂的質素所構成。我們不由自主地被卷進去，打著轉，蒙了眼，喘不過來氣，有時充滿了暈眩的狂喜。除了莎士比亞，再也讀不到更令人興奮的東西了。」因為陀氏本身寫作也像颶風一樣快，所以我可能一天半看掉一本書。但是，看巴別爾的東西反倒會慢得多。你要知道，巴別爾同志是一個句子寫幾十遍的人，這是什麼一種寫法！

巴別爾又是一個文體家。事實上，《騎兵軍》你說是短篇小說，當然可以；可你說它是長篇小說，也行。這個文體很不簡單。我前一陣在讀山西大同作家曹乃謙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寫晉北一個小山村溫家窯這地方，人們如何解決最原始的食慾與性慾問題的地老天荒的故事。全都由短篇組成，每一篇都獨自成立又相互勾連，成了「短篇章回小說」。用這個詞來翻譯英美學者所謂「short story cycle」最好，「cycle」就是「回」嘛。魯迅說《儒林外史》「雖雲長篇，頗同短制」，這裡正好反過來，雖雲短制，實同長篇。《騎兵軍》同樣如此。事實上，《敖德薩故事》的黑幫系列和童年系列，也都是散篇形成的一個整體。

可是，巴別爾這個文體家是最不講文章體統的了，他隨物賦形，量體裁衣，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使每個系列中的各篇都自具面貌。比如《騎兵軍》中，先有《馬特韋·羅季奧內奇·巴甫利欽柯傳略》，寫主人公把地主老財在腳下踹了一個小時，一篇迴腸盪氣的復仇故事。緊接著卻是一篇不到四百字的《科齊納的墓葬地》，介紹三百年前猶太墓地，錄出幾條禱文，幽暗深沉得像是歷史的青苔。再接著是一篇不到八百字的《普里紹帕》，仍然是復仇主題，如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所謂「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卻有本事出落得無一點一畫相借，以為快樂是也」。要說後面兩篇，作為散文都算不上完整。就像《莊子·德充符》里那些刑餘之人，肢體雖不完整，卻是「天選其形」，神氣具足！

巴別爾的寫法是游擊戰法，險招迭出，機動性最強，絕對不按常理出牌。其行文到處是匪夷所思的轉折，你根本想不到會在哪裡拐彎，他在平地上可以飛起來！「普里紹帕解開馬韁，跳上馬鞍，割下自己的一綹頭髮扔進火場，拍馬絕塵而去。」巴別爾也這樣「奔逸絕塵」，而留下我們讀者在原地，「瞠若乎其後矣！」從這個意義上說，讀巴別爾不能不快，他的筆法騰挪跳擲，絕似速寫，借用顧隨《駝庵詩話》里評《水滸》的話說：「敘事文除《史記》外推《水滸》，他小說皆似蠕動。」巴別爾同樣使別的小說作者「皆似蠕動」了。

顧隨《駝庵文話》里有個說法我起先不懂：「繪畫的，神品；雕刻的，能品。《水滸》近於前者，《紅樓》近於後者。」「若《紅樓》算『能品 』，則《水滸》可曰『神品』。」現在我忽然有點懂了。「神品」用的是簡筆，如水墨的一揮而就；雕刻則繁，費卻多少工夫，再好也只能算「能品」。再說，施耐庵寫李逵殺人，掄起板斧排頭砍去，給人的印象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又寫李逵流淚訴說自己背了娘到沂嶺，卻被老虎吃了，這時，「眾人大笑」，「宋江大笑 」，真真是全無心肝。一部《水滸》，到頭來你都不知道是「戒」還是「勸」，難道不正是天地不仁的零度寫作嗎？

讀巴別爾，讓我想到了莎士比亞、拉伯雷，想到了《老子》、《莊子》，想到了《水滸傳》，可就是想不到海明威。大家老是把巴別爾跟海明威相提並論，我覺得，兩個人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是不是巴別爾說自己的語言「必須像戰況公報或銀行支票一樣準確無誤」，讓人想到海明威的「電報體」？其實兩者不完全一樣。電報要的是「壓縮」，戰況公報或銀行支票要的是「準確」。海明威當然很質樸，但他刻意要用一種很酷的語言進行表述，有時便不免造作，比如《老人與海》，讓人覺得「有點假」（phony）。他又特別喜歡到處點睛。《老人與海》一開頭就說老人桅杆上的破帆「看上去真像一面標誌著永遠失敗的旗幟」，中間又說海龜被剖開幾個小時那顆心還在跳動，「老頭兒卻想：我也有這樣一顆心」；還一再說什麼老人夢見了獅子，這都是「慧由己樹，未足任也」的幼稚和矯揉。所以我每次讀到下面這句話，就要失笑：「一個人並不是生來就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可就是打不敗他。」這分明是自揭底牌嘛！總之，海明威給自己注射了太多的雄性激素，可巴別爾襯出了他的娘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