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格森看郭沫若生命詩學的理論淵源
摘 要:郭沫若早期生命詩學的建構擁有多種資源,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對郭沫若就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本文從柏格森生命哲學與郭沫若生命詩學的關係出發,認為郭沫若接受了柏格森的生命衝動理論而確立了他的宇宙觀,轉化柏格森的綿延論而建構了他的詩歌節奏理論;柏格森重自我生命的哲學觀也影響到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形成了他積極樂觀的創作基調和重主觀表現的美學風格。同時,本文還進一步討論了郭沫若生命詩學對柏格森生命哲學的超越與創造。 關鍵詞:柏格森;生命哲學;郭沫若;生命詩學;美學意義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Origin of Guo moruo""s Life Poetics Viewed from Bergson""s Theory JIANG Dong-mei 對西方文化和詩學的接受,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詩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郭沫若以生命為中心建構了他的生命詩學,也受到了法國哲學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啟示和影響。早在1920年,郭沫若留學日本期間,就曾在宗白華的影響下閱讀了許多柏格森的哲學書籍。1920年2月15日,郭沫若在給宗白華的信中說:「《創化論》我早就讀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從歌德脫胎來的。凡為藝術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傾向他那『生之哲學』方面去。」[1](P.57)十天之後,郭沫若發表了《生命底文學》,從文中可以看出他對生命的肯定,他認為一切物質都有生命,包括無機物都有生命,同時,他把文學同生命聯繫,他說:「生命與文學不是判然兩物。生命是文學的本質。」[2](P.3)1930年,郭沫若在上海美專的講座《印象與表現》也曾引用柏格森的話語來反對印象派理論。另外,他還發表了許多關於詩歌理論的文章,如《論詩三札》、《論節奏》、《文學的本質》等文章,也能清楚地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子。由此可見,郭沫若的生命詩學是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的或隱或顯的影響下而形成的。 柏格森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最有影響的生命哲學家,他從自我內心出發,認為世界和自我一樣都在不停地變化,世界的本質是一股流動的生命之流,即他所說的「綿延」。這種生命之流作為宇宙的本體在永不停歇地運動、變化和創新。柏格森生命哲學所追求的宇宙本質不是永恆,而是變化。他又從綿延出發,把世界萬物的形成歸因於「生命衝動」,它和綿延一樣,也在不間斷地運動、變化。因此,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強調自我、個性、運動和自由。柏格森這種張揚主觀個性的精神契合了郭沫若的精神特質,他在《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一文中說:「我是一個偏重主觀的人,我是一個衝動性的人。」[3](P.104)就外部社會文化環境來說,五四啟蒙時期的西方個性主義思潮成為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普遍追求,而強調個性和自由精神的柏格森哲學自然而然地成為20世紀初期許多青年的精神動力。內在的精神氣質和外部社會環境,使青年郭沫與柏格森哲學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並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和文藝創作觀。 一、生命衝動學說與郭沫若的宇宙觀 儘管郭沫若不是一個純粹的思想家,但他在接受了柏格森生命哲學之後,對宇宙本質的看法也有了獨到的見解。他在柏格森生命衝動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Energy(能量)觀,並運用生命衝動理論改造了斯賓諾沙的泛神論,同時結合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而形成了「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現」的泛神論思想。 郭沫若在《生命的文學》一文中對生命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認為「一切生命都是energy的交流,宇宙全體只是個energy的交流」[2](P.3)。宇宙萬物都是Energy的產物,Energy和人的生命密切相關,「人類生命中至高級的成分便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腦作用底總和。大腦作用底本質只是個Energy的交流」[2](P.3)。郭沫若的Energy宇宙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柏格森生命衝動學說的影響。柏格森「生命衝動」的基礎是自我生命,「生命衝動」由「綿延」生髮而來,而「綿延」又從自我的心理強度引申出來。他認為,生命衝動派生萬物有兩種方式:生命衝動向上噴發,產生一切生命形式;生命衝動向下墜落產生一切無生命的物質,如無機物等。因此,一切事物都是生命衝動的產物,人是生命衝動最高級的產物。由此可見,「Energy」和「生命衝動」的本質都是自我生命的產物,是創造宇宙萬物的原動力。但郭沫若並沒有照搬柏格森的理論,而是在此基礎上有自己的創新。柏格森提出「生命衝動」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世界的本質,生命衝動學說是他生命哲學體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郭沫若提出「Energy」不是為了探索宇宙的本源,而是為他的生命詩學奠定哲學基礎。因此,郭沫若在Energy的基礎上繼續發揮,無論廣義的文學還是狹義的文學都是Energy的產物:「Energy的發散便是創造,便是廣義的文學。宇宙全體是一部偉大的詩篇。未完成的、常在創造的、偉大的詩篇。……Energy的發散在人如感情、衝動、思想、意識。感情、衝動、意識、思想底純真的表現便是狹義的生命的文學。……生命的文學是個性的文學,因為生命是完全自主自律的。生命的文學是普遍的文學,因為生命是普遍咸同的。生命的文學是不朽的文學,因為Energy是永恆不滅的。」[2](P.3-4)在郭沫若看來,宇宙萬物的生命來自於Energy,文學是生命的產物,那麼文學也是Energy的產物。郭沫若的Energy宇宙觀顯然受到了柏格森生命衝動學說的影響,但又超越了柏格森生命哲學的範圍,而進入生命文學的領域。郭沫若的泛神論思想也受到了柏格森生命衝動理論的影響。他的泛神論思想包含多種成分,其中有中國古代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等,然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思想也隱含在其中,影響著他的泛神論思想的最終形成。早期郭沫若結合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並以此為根底融進柏格森的「自我生命」概念去改造了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從而形成他獨特的以「自我生命」為本體的泛神論思想。郭沫若留學日本之前,一直對中國傳統哲學很感興趣,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主張自然和人並非對立,而是合為一體,自然和人一樣都有有生命,郭沫若在此基礎上闡述他的思想,他認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無機物也有生命」[2](P.1)。顯然,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對他的影響,但是郭沫若的思想並沒有囿於傳統哲學,從他受到柏格森哲學的影響就開始發生了改變。郭沫若留學日本之後,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他通過歌德間接地接受了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同時還閱讀了許多柏格森生命哲學的書籍。於是,他運用柏格森生命哲學來改造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他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中說:「泛神就是無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4](P.2)這是郭沫若運用柏格森生命哲學對斯賓諾莎泛神論的改造,斯賓諾沙否定「物外之神」,指出自然界的種種現象不是由「物外之神」所創造,而是內在於自然和人的「本體」之表象。郭沫若所說的「神」就是斯賓諾莎的「本體」,自然和人都是神的表現,也就是本體的表現,但是郭沫若卻把自我和神等同,認為「我即是神,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現」,可見,他是把自我生命放在第一位的,這種強調「自我生命」的精神很顯然和柏格森生命衝動理論對他的影響分不開,因為「生命衝動」就是從人的自我生命出發而得來的,柏格森說:「對於一個有意識的生命來說,存在在於變化,變化在於成熟,成熟在於不斷地自我創造。對於一般意義上的存在,我們也能這樣說。」[5](P.13)柏格森認為人的生命不斷變化成熟是因為人有一種內在的生命衝動,那麼對於一般意義上的存在,也就是世界萬物也應該和人一樣有內在的生命衝動,它來自於自我生命,是它產生了世界萬物。所以郭沫若的泛神論從開始主張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到最後得出「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現」,在其背後都有柏格森生命衝動學說的影響。
二、綿延論與郭沫若的詩歌節奏主張 郭沫若還接受柏格森的「綿延」說,建構了以「節奏」為主導的詩學理論,節奏和綿延的本質都以生命為基礎,並且,郭沫若對於節奏特徵的描述和柏格森的綿延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郭沫若談論節奏的目的和柏格森討論綿延的目的卻不相同。柏格森的綿延是生命衝動的基礎,他從自我心理強度出發,認為生命的本質是不斷地綿延,他說:「呈現在我們意識中的綿延與運動,其真正的本質在於它們總在川流不息。」[6](P.88)他又認為世界的本質和生命的本質一樣都在綿延,並且它們不可分割、緊密相連。「即使在物質世界裡,連續也是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如果我想為自己調製一杯糖水,我著急也無濟於事,我必須等待糖的溶解。而我等待的時間與我的自己的一部分綿延相吻合,不能隨意延長,也不能隨意縮短」[5](P.15) 。柏格森通過等待一杯糖水融化的事例說明了世界萬物和自我生命的存在同樣在不停地變化,不斷地綿延,因此,綿延具有生命的特徵,它是生命的表現。郭沫若的節奏論和柏格森的綿延說一樣,既是世界的本質,也是自我內心的本質。關於節奏的產生,郭沫若贊同三種假說,「第一是宇宙的假說,宇宙自體是一個節奏的表現;第二是生理學的假說,認為心臟的鼓動和肺臟的呼吸是節奏之起源;第三是心理學的假說,把節奏的起源移植到我們的情感上來」[7](P.251-252) 。郭沫若在此基礎上更進一層,把節奏的表現歸為情緒自身,「一切情感,加上時間的要素,便要成為情緒的。所以情緒自身,便成為節奏的表現」[7](P.253) ,「情緒的進行自有它的一種波狀的形式,或者先抑而後揚,或者先揚而後抑,或者抑揚相同,這發現出來變成了節奏。……宇宙內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死的,就因為都有一種節奏(可以說是生命)在裡面流貫著的」 [7](P.247)。郭沫若把情緒和節奏聯繫起來,認為它們互為表裡,都是生命的表現,由此可見,節奏和綿延同樣也具有生命性。從論證方向上郭沫若和柏格森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前者從宇宙萬物的節奏縮小到心理的節奏,後者從心理的綿延擴大到宇宙的綿延,然而在本質特徵上,節奏和綿延卻具有相似性。 柏格森用了許多語言來描述綿延的特徵,歸納起來主要包含兩個方面。首先,綿延具有運動性和不可分割性。柏格森說:「綿延是一種毫不間斷、永不停歇的意識的川流。」[6](P.55)又說:「運動是一種在心理上的綜合,是一種在心理的、因而不佔空間的過程。運動在綿延之中,而綿延在空間之外。」[6](P.82)其次,綿延和時間是同一的,具有不可重複性。這種時間不是在自我之外用來計算的時間,而是內在於心靈的時間,和綿延同在,上一秒和下一秒都在變化,不可重複。柏格森認為,「即使是簡單的心理因素,不管它們是多麼不深刻的,它們都有它們自己的生命和人格,它們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之中,同一感情只要重複出現一次就變成了一種新的情感」[6](P.149)。因此,綿延的過程不是重複,而是不斷地創造新的東西。郭沫若所說的節奏也具有和綿延同樣的特徵,他說:「簡單的一種聲音或一種運動,是不能成為節奏的。但加上時間,它便可以成為節奏了。譬如到晚來的一種寺鐘聲,那假如一聲一聲地分開來,那是最單調不過的。但同樣的聲音持續又來,我們便聽出一種怎麼也不能說出的悠然的,或者超凡的情趣。」[7](P.249)「情緒在我們的心的現象里是加了時間的成分的感情的延長,它本身具有一種節奏。」[8](P.220)因此,節奏和時間是同一的,具有運動性和不可分割性。可見,郭沫若的節奏和柏格森的綿延一樣,也是生命的不間斷、持續的運動,只有生命的人去聆聽節奏時才會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悠然的情趣。 郭沫若進一步把詩歌的本質歸於節奏,這是他在綿延基礎上的創新。他說:「節奏之於詩是與生俱來的,是先天的。」[8](P.219)這節奏就是我們內心的情緒,是生命的表現,「我們在情緒的氛氤中的時候,聲音是要戰慄的,身體是要搖動的,觀念是要推移的。由聲音的戰慄,演化而為音樂。由身體的搖動,演化而為舞蹈。由觀念的推移,表現而為詩歌。所以這三者,都以節奏為其生命。……詩自己的節奏可以說是情調,外形的韻語可以說是聲調。具有聲調的不必一定是詩,但我們可以說,沒有情調的便決不是詩」[7](P.247-253),「詩所包含的是純粹的情緒的世界,而它的特徵是有一定的節奏。……詩是情緒的直寫」[8](P.219)。因此,郭沫若談論節奏的目的在於引出節奏在自我心理的表現――情緒,由此得出詩歌的內容是詩人的情緒世界。節奏對於詩是必不可少的,也因為節奏就是情緒的表現。柏格森也把詩歌的創作和情感相聯繫,詩歌創作體現出綿延的特徵,但柏格森是把詩人的感情當成心理變化的一個部分,從而說明自我的心理伴隨著情感的變化而不斷地綿延,以此推理出世界萬物和人的心理一樣都在綿延。 此外,郭沫若把節奏理論還運用於對詩歌創作的論述。郭沫若認為節奏是藝術的生命,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節奏:力的節奏和時的節奏,「但是這兩種分法也是互為表裡的。力的節奏不能離去時間的關係,而時的節奏在客觀上即便沒有強弱之分,但在我們的主觀上是分別了強弱的」[7](P.250)。無論是時的節奏,還是力的節奏,都不可能和時間分開,都必須同時間相一致。節奏的時間性表現在藝術創作中,就是不可重複性。郭沫若借米勒的《時鐘》來解釋藝術的時的節奏,他說:「那畫的不僅是一對農人,而是畫家自己,也是我們自己。我們的那種怎麼也說不出的悠然情趣,被畫家借一對農人來表現在畫面上了。這是節奏這種作用的效能,這種節奏叫做時的節奏。」[7](P.249)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節奏是畫的生命,也是藝術的生命,這種節奏不可模仿,畫面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創作過程,創作過程伴隨著節奏,這種節奏就是畫家的悠然情趣,它是不可以重複和模仿的。 三、藝術的自我表現與郭沫若的詩歌創作 郭沫若是一個詩學理論家,但更是一位作家,一位偉大的詩人。因此,郭沫若也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轉化到他詩歌創作的實踐之中。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從自我出發,強調自我的存在。他說:「我們最確信和最熟知的存在就是我們自己的存在,我們從其他一切對象中獲得的概念是外在的和膚淺的,只有我們自我的感受是內在的和深刻的。」[5](P.13)柏格森把自我的存在尤其是內心意識的存在放在第一位,這種肯定自我的精神在郭沫若的早期詩歌中表現突出。 首先,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從自我出發、肯定自我生命力量的思想給郭沫若的詩歌奠定了積極樂觀的基調。柏格森認為生命衝動向上運動是一種新生的力量,他舉高壓氣罐中蒸汽的噴出為例,說明蒸汽的噴出好比生命衝動的向上運動。他還以放焰火為例說明生命之流的運動都是向上噴射、散開,但這些路線中有部分要向下墜落,就形成物質,也就是無機物,它是不會進化的。有機物裡面只有人的生命是最頑強的,可克服物質障礙而獲得意志、精神、靈魂和自由。這是柏格森對自我生命積極樂觀的肯定,他認為人的生命力量是無窮大的,可以衝破一切障礙。柏格森對生命的樂觀精神影響了郭沫若的創作,他說:「Energy的發散便是創造。……創造生命的文學的人只有樂觀,一切逆己的境遇乃是儲集Energy的好運會。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文學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2](P.4)Energy的不斷儲集,具體到文學創作中是指創作主體積極樂觀精神能量的豐富與發展,這種樂觀精神在郭沫若的作品有所表現。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到處都是詩,到處都是笑: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陽也在笑,地球也在笑,我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
《光海》 整首詩歌充滿了歡快愉悅的基調。「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整個世界都充滿著生命,因為有了生命,就有了新生。文學是生命的文學,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詩,「到處都是詩」。有了詩就有了快樂,有了歡笑,「到處都在笑」。創造生命文學的人的樂觀精神體現在創作中表現為新主體的成長,舊事物的滅亡。如《鳳凰涅?》中的詩句,光明之前有渾沌,/創造之前有破壞。/新的酒不能盛容於舊的革囊。/鳳凰要再生,要先把屍骸火葬。/……/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柏格森生命的樂觀精神在郭沫若的創作中還體現為對力的呼喚,對動的讚美。無數的白雲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晴景喲!/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啊啊!力喲!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Rhythm喲!/《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其次,柏格森認為藝術是自我生命由內向外而產生的理論影響了郭沫若的創作,使他的作品呈現出明顯的主觀情感性。關於藝術創造,柏格森認為它的實質是從生命內部的綿延逐步向外部的物質層面擴張的心靈運動過程。藝術家首先通過直覺感受到綿延,然後再由內向外同物質結合構成形象,進一步演變成語言、聲音、圖畫等符號。他說,音樂家的創作則是「心靈抓住一種因人而異的關於沮喪和振奮、遺憾和希望的活的規律,便足以創造出驚心動魄的音調、節奏和旋律」[6](P.96)。沮喪和振奮、遺憾和希望都是自我的情緒,那麼藝術所的表現的內容便是自我的情緒。郭沫若接受了柏格森的藝術自我表現觀,認為詩是詩人內心的表現,他說:「我想我們的詩只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之純真的表現,生命源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之顫動,靈的喊叫,那才是真詩好詩,那便是我們人類歡樂的源泉,陶醉的源泉,安慰的天國。」[9](P.237)因此,郭沫若的早期詩歌流露出很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詩集《女神》中的《天狗》、《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浴海》等,都是直接地抒發他內心的情緒,這些詩,有排山倒海的氣勢,以誇張、幻象、變形等藝術手法,表達出詩人內心火山爆發般的感情,體現了狂飆突進的精神。 一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二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 三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經上飛跑,我在我脊髓上飛跑,我在我腦筋上飛跑。四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天狗》在這首詩歌中,詩人的自我情緒由內而外,萬物皆著我之情感,萬物都是自我精神的表現,是自我激情的表現,它明顯地體現了柏格森「藝術是自我表現」的思想。像這樣的詩歌在郭沫若的早期詩集中隨處可見,如《女神》。可以說,它是一部表現主義詩集,它唱出了五四時期所有青年的心聲,洋溢著對舊社會強烈的反叛精神和對光明新生活樂觀嚮往的英雄豪情,因此成為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一塊歷史豐碑。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對郭沫若的宇宙觀和詩學理論及其詩歌創作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從柏格森的生命衝動學說和綿延論出發,創立了生命宇宙觀和詩歌節奏主張,並認為詩歌是自我內心情緒的表現,他早期的許多作品都呈現出強烈的生命節奏和韻律。這些成就以使他成為中國現代生命詩學的奠基者之一,為中國生新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其背後,柏格森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參考文獻: [1]田漢,宗白,郭沫若.三葉集[M].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 [2]郭沫若.生命底文學[M].//郭沫若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3]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A]//郭沫若文集:十[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4]郭沫若.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M].轉引自范勁.郭沫若與歌德[J].郭沫若學刊,1996. [4]柏格森(著),姜志輝(譯).創造進化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6]柏格森(著),吳士棟(譯).時間與自由意志[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7]郭沫若.論節奏[A]//郭沫若論創作[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8] 郭沫若.文學的本質[A]//郭沫若文集:十[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9] 郭沫若.論詩三札[A]//郭沫若論創作[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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