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殷」字的釋譯
甲骨文、金文的殷字字形初看起來與許慎《說文》謂「作樂之盛稱殷」似有很大的差距,致很多專家開始對《說文》的說法產生懷疑。古文字學大師於省吾在其《甲骨文字釋林·釋殷》一文中首次提出異義。開了釋殷的「持物治病說」先河。後來胡厚宣、董蓮池等人從之。於、胡新說,雖也與甲骨文中殷字形狀相似,但持物治病之說,卻解釋不了殷字後來是怎麼轉化成「盛、大、眾、多、中、當」等轉義的,也解釋不了古之大禮,如殷見、殷同、殷覜、殷視、殷奠、殷祭等為何以殷命名的。其實,我們如果稍微擴大點視野,將甲骨文殳字「像手持一可擊打他物之物形」與《說文》謂「殳,以杸殊人也」「杸,軍中士所持殳也」結合起來考慮。腦中即可浮現出古代軍樂隊中「軍中士」人人手持棒槌類物器擊打原始鼓類樂器或自己肚子的整齊劃一的集體行動的盛大場面 。這種場面極為壯觀,就如現代天安門前「閱兵時」,軍樂隊方陣走過來時那樣的威武雄壯。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以「祀與戎為國之大事」的國家或族之大事的部落,無論是祀還是戎,國王或部落首領,都要以樂隊奏樂來顯示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兵力。
所以在古代以「軍中士」組成的軍樂隊演奏是舉辦大型禮慶活動的必備儀式。其場面之大、作樂之盛,古人即用殷字來表達。於省吾、胡厚宣等前輩專家釋殷的缺點,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一兩個人的個體行為來釋譯殷字的含義,因此才有一人手持物器為另一人治病之說。而沒有認識到殳即杸,是「軍中士」手中所持的棒槌狀物,用以擊鼓或擊打身體的腹部以演奏,許多軍中士組成的軍樂隊演奏之盛曰殷。「軍樂隊演奏之盛曰殷」說強調的是殷字字形與軍樂隊演奏之盛大場面的聯繫,而許慎的「作樂之盛稱殷」說強調的是軍樂隊集體演奏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的「軍樂隊演奏之盛曰殷」說與許慎的「作樂之盛稱殷」說是一脈相通的。總之,許慎的「作樂之盛稱殷」不能輕易否定,如果否定了,傳世文獻中的諸多殷字用法和以殷字命名的諸多上古大禮,如殷見、殷同、殷覜、殷視、殷奠、殷祭等,就說不通。殷字的本初含義就是描述軍樂隊身帶樂鼓等原始樂器,以棒、槌擊之的演奏場面之大,即《說文》之「作樂之盛」。
甲骨文中「殷」字凡三見,舊不識。自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殷》問世後[注1],人始知甲骨文中有「殷」字。過去有不少專家或認為甲骨文中無殷字,或從康熙字典釋「衣」字之說:「齊人言衣聲如殷,今姓有衣者,殷之謂歟。」認為古代殷、衣二字聲近通用,疑甲骨文中的「衣」字即是「殷」字。查古文獻,也確有殷、衣通用的情況。如《尚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畢沅謂殷、衣「二字聲本相近」。梁履繩曰:「《中庸》鄭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不過,筆者認為,儘管殷、衣二字因聲本相近,古文獻中有互相代用的情況,但也不能認為,甲骨文中的「衣」字就是「殷」字。因為據司馬遷《史記》等古文獻記載,「殷」是成湯代夏後的國號, 也是成湯代夏後定都的所在地名。即成湯是以代夏立國後的定都地「殷」為國號的,正如胡厚宣父子在其《殷商史》中所言:「上古時代的君王,均以其國都所在的地名作為國號,而不像後世的君主,是用國都地名以外的美稱來作為國號」[注2]。而見之卜辭中的「衣」字,主要有《甲骨文合集》之7897(一期)、23429(二期)、28877(三期)、34654(四期)諸拓片,意為祭祀祖先的合祭名「衣」祭或殷王田獵之地名「衣」地。可見甲骨文中的「衣」字與成湯代夏後的國號名(或定都地)的「殷」字,應不是一個可互相代用的字。即是說,甲骨文中除有「衣」字外,應該另有「殷」字,只是以前我們不識或尚未被發現而已。
於省吾、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劉興隆、馬如森等古文字學家釋為殷字的甲骨文拓片主要有以下三片:
①《甲骨文合集》17979,或《殷墟文字乙編》276,屬於一期卜辭。
②《甲骨文合集》590,或《殷墟文字乙編》4046,屬於一期卜辭。
③《甲骨文合集》15733,屬於一期卜辭。
殷字的字形衍變歷史如下:
①甲骨文、金文:
②小篆、隸書、楷書:
殷字的本初含義有兩說:
①《說文》之作樂之盛說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為:「作樂之盛稱殷。從,從殳。易曰:『殷薦之上帝。』(於身切)」。後世學者(如清人段玉裁等),皆從許說。現代群體遺傳學家袁義達則不僅從許說,並加以發揮:「殷,作樂之盛稱殷。殷字的左邊為身的原字,表示身體的旋轉,舞者之容。殷字的右邊為殳字,表示手持木製之棒,樂者之器。這樣舞者舞蹈之美容,加上樂人擊鼓之聲音,組成一幅十分美妙盛大的歡樂場面,這就是殷的本義。引申之義有殷實、殷聘、殷切、殷勤等詞語。」[注3]
②持物治病說(或以按摩、灸、剌等法治療疾病說)
首倡持物治病說的是現代古文字學大師於省吾(1896~1984)。他在《甲骨文字釋林·釋殷》中說:「古文殷字像人內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說文謂『作樂之盛稱殷』應改為『疾病之盛稱殷』。典籍中既往往訓殷為盛為眾,又往往訓殷為痛為憂,則均由疾病旺盛之義引伸而來。總之.甲骨文殷字從身從攴,像人患腹疾用按摩器以治療之。它和作樂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說文又不知古文之不分反正,而別於身,其沿譌襲謬,由來巳久。」[注4]
後來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胡振宇父子也力挺此說,並將於氏新說推廣為:殷之本義是「以灸、剌、按摩的方法治療疾病」。「甲骨文
字,正象一人患病,另一人手持銅針以刺病之形」。[注5]
現代古文字學家董蓮池也從於、胡新說。他認為許慎將殷之左偏旁釋為「從反身」而訓「歸也」不可信。董氏認為,「」即「身」字異體。古文字反正無別,從金文「身」作
又作
可證。「殷」,西周金文作
(保卣)、
(虢叔
??),像以殳擊人腹形,應即當病痛講的「隠」字,本義當為病痛。「作樂之盛」是其假借義。[注6]
以上新舊兩說,孰是孰非,學界一時還難以定論。筆者認為許慎的「作樂之盛稱殷」說不宜輕易否定。試論述如下:
2007年,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撰《西周士百父盨銘所見史事試釋》一文,刊佈於在台北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文中發表了一件前未著錄的西周晚期青銅盨(學界後稱此器為「西周文盨」),並對其六行四十八字銘文作了初釋。此器一經刊布,立刻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注意。黃錫全、李學勤、王進鋒三位先生相繼著文對其中的一些問題發表看法。[注7]關於此器的鑄造時代,三位先生一致同意為周宣王二十三年八月(公元前805年)。不管專家們如何爭論,但文盨為西周晚期文物及其銘文可以補文獻記載之不足或作為文獻記載之佐證的學術價值是學界一致公認的。
王進鋒從西周晚期尚如此重視殷見或殷同之大禮,作出了不能輕易否定許慎《說文》中關於殷字本初含義是「作樂之盛」的論斷。王進鋒認為在商亡後僅二百多年的西周晚期,文盨銘文中的殷字尚有如此明確的「作樂之盛」之意,以至以殷字作為周室舉行君邦諸侯集體朝見天子的盛大禮儀或隆重聚會的代稱,這決不會是殷字的轉義,而應是甲骨文中殷字的本義。由此王進鋒得出支持許說、袁說,懷疑於省吾、胡厚宣新說(持物治病說)的論斷。王進鋒認為,從形、音、義三方面綜合來看,殷字的本初含義就是身帶樂鼓,以棒、槌擊之,以達作樂之盛之效果[注8]。這與上文述及的袁義達對殷之本意的詮釋頗為一致。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殷字經歷了從有意無字、有音無字、形音義俱全的遠古初始文字、字形相對固定的殷代甲骨文、周代金文、六國文字、秦小篆、隸書、楷書等各個歷史階段,其字義也從其本初含義逐漸引伸出許多轉義。但萬許變不離其宗,其引伸之義總是與殷字的本義相聯繫的,即各種引伸之義總是與「樂盛」、「喜盛」、「大盛」、「美盛」、「富盛」、「稱心如意」等使人獲得極度愉快的精神感受相聯繫。盛者,極而不過也,中也,當也,凡使人獲得極度美好而又不過限的精神感受之事、之活動皆曰殷。正因為此,商湯代夏立國時,才選擇「殷」這個美好的地名作為國都,並毅然地將老國號「商」改為「殷」;也正因為此,吸取了先王屢次遷都致國力衰弱之教訓的盤庚,在痛定思痛之後才決定再將國都遷回到成湯選定的「殷」地。到了東漢時,許慎據當時他能見到的古文字資料對殷字本義進行了概括、提煉,才有「作樂之盛稱殷」之說。
眾所周知,許慎是漢代偉大的語言文字學家、經學權威。他的《說文解字》已被歷史證明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不朽著作。他為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得以傳承的貢獻絲毫也不亞於司馬遷。可惜他的經學著作《五經異議》、《孝經古文說》已經失傳,要不然,我們還會從中看到他迥異於董仲舒等漢儒的經學思想火花。許慎對當時某些經師在說解經書時「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的混亂現象,表示極大的憤慨。他編寫《說文解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將經學的研究納入科學的正確軌道。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部偉大著作,使後世受益無窮。語言和文字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系統工程之一,它是人類一切文明的基璉,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奧秘。
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持續不斷地得到進步和發展,其先決條件就在於有了語言和文字。有了語言,人類才有可能交流信息,交流經驗,積累智慧。而有了文字,則能夠使經驗與智慧的交流和積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如果沒有語言和文字,人類將永遠停留在原始階段,無法前行。許慎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他非常明確地認識到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賴以垂後,後人藉以識古。他立志要通過對文字全面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來「究萬源」。他的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在我國歷史上延續了將近兩千年。而且仍將繼續不斷地發揮作用與影響。他對我國文字的規範和統一所起的作用將永垂史冊。(此段文字參考了董蓮池蓍《說文解字考證》之姚孝遂序,在此表示感謝。文獻出處見[注6]。)
許慎還有一個特別偉大之處,近兩千年來沒有引起學者注意。就是他能超脫他那個時代,客觀公正地評論中國上古史中特別是殷周之交的一些人和事。我們知道,他那個時代,正是揚周抑殷、捧周武貶殷紂、宣揚儒學男尊女卑思想的高潮時代。就連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也打上了這個時代的嚴重烙印,不得不去相信並記錄周人和漢室依照殷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故事胡編亂造、篡改歷史而形成的東西。如在《史記·周本紀》中司馬遷就如實記載了周人仿照殷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故事編造的神話,以便為武王滅紂、以周代殷製造遵從天命的合法藉口。在司馬遷筆下,周祖棄、商祖偰、帝堯成為親兄弟,都是帝嚳的兒子,而夏祖禹又和他們是族兄弟,即是說周祖棄、商祖偰、帝堯、夏祖禹都是黃帝的玄孫,是平輩[注9]。
更有甚者,周祖棄後代還有繼承王位的優先權,因為他是帝嚳的元妃有邰氏女姜嫄所生,而商祖偰只是帝嚳的次妃有娀氏女簡狄所生。元妃之子後代(周裔)屬於長門,當然應比次妃之子後代(商裔)更有繼承王位的優先權。加上周祖棄出生時還有一段與商祖偰出生時相似的離奇故事。棄不是一般的孩子,是因為其母姜嫄出野踐巨人的腳印感而身孕。而且是在生後遭母拋棄多次而不夭折以後,才獲得「棄」這個美名。讓這樣一個與商族同一血統兼神奇人物的後代明君姬發代替惡紂坐天下不是更符合天命么?無獨有偶,漢室也為劉家做天下編出了一個劉邦出世的神奇故事,赫然寫在《史記·高祖本紀》的開篇處。像這些連三歲孩童都不相信的「皇帝新衣」,堂堂史學家司馬遷卻撿來穿在身上。可是比司馬遷遲出生約兩個世紀的許慎卻根本不相信《史記》的這些記載。而且對史記的揚周抑殷、捧周武貶殷紂、宣揚儒學男尊女卑思想,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或進行評論,或持批判態度,或反其道而行之,你司馬遷敢揚周抑殷,我許慎就敢揚殷抑周。許慎雖然沒有寫出像《史記》那樣的史書,但從他的《說文解字·序》,我們可以看出他不僅是經學家、語言文字學家,而且也是一位飽讀史書、通曉古今的歷史學家。從許慎《說文解字》的字裡行間,我們就能看到一個客觀、公正史學家的身影。
在許慎的筆下,不僅不受周人影響客觀公正地釋出了《作樂之盛稱殷》的殷字本義,而且在許多字的釋文中體現其逆當時潮流的「厚殷薄周」傾向。其對殷代的歷史有公正評論甚至頌揚傾向,而對周代篡改歷史美化自己的行為,則有較明顯的批判傾向。試略舉幾例以證之:
①對殷代開國名相「伊尹」破格高度讚揚。這在《說文解字》全書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伊尹被許慎尊為「殷聖人」,即便是真正的聖人孔子在《說文解字》中也未得此殊榮。《說文解字》的「伊」字條釋文如下:「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
②對商祖偰之母有頌揚傾向,表現在「娀」字條下釋有:「帝高辛之妃,偰母號也。」而對周人編造的周祖棄之母是帝嚳高辛氏元妃,則隻字未提。在「嫄」字條下僅釋有:「台國之女,周棄母字也。」
③對商祖偰的釋文帶有褒義,而對周祖棄的釋文似有貶意,完全拋棄了周人編造的周棄出生時的神奇故事。在「偰」字條下的釋文為:「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而在「棄」字條下僅釋有:「捐也。……逆子也。」
④對紂王和妲己的評論呈中性。不像其它史書上那樣羅列一大堆紂和妲己的罪惡。在許慎的筆下,聖君也好,暴君也好,在文字面前,都一律平等。只就字論字,既不提他們的功德,也不提他們的暴行。在《嚳》、《堯》、《舜》、《禹》、《湯》、《傑》、《紂》這些條目下,只有相關的字義。沒有任何與這些人有關的說明。例如《嚳》字條下只有:「急,告之甚也」。《堯》字條下只有:「高也,高遠也」。《舜》字條下只有:「草也」。《禹》字條下只有:「蟲也」。《湯》字條下只有:「熱水也」。《傑》字條下只有:「傲也」。《紂》字條下只有:「馬緧也」。但對妲己則有專門的釋文述及。在「妲」字條下釋有:「女字。妲己,紂妃。」而對妲己的所謂禍國罪惡,隻字未提。
許慎是否見過小篆以前的文字,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認為,殷是會意字,從,從殳。左邊的字,就是反轉寫法的身字,而右邊殳字就是手持竹木之棒、樂者之器。殷字從(身)從殳正表示處於極度快樂之中的自己或他人手持棒器敲打腹部或敲打鼓類古老樂器以取樂的悠然自得的樂盛神態。故才作出「作樂之盛稱殷」的判斷。許慎認為殷字左邊是個反寫的身字,這已為甲骨文和金文所證明,古人寫字有時不分反正。右邊的殳字是什麼意思呢?從《說文》殳字條、杸字條的釋文可推測出許慎的釋殷思路。《說文》謂殳字「以杸殊人也」,謂杸字「軍中士所持殳也」。即許慎認為殷字右邊的殳字本意是「軍中士」手拿竹木製成的棒狀物「殳」打擊的意思。殳多為木製,故亦作杸。將殳、杸用於「殊人」,即為兵器;用於擊打鼓類等古老樂器或自己的腹部,即為奏樂、娛樂,甚至可以顯示軍力之強大。那又為何說是「作樂之盛」呢?眾所周知,在所有的演秦樂隊中,以「軍中士」組成的軍樂隊演奏起來最為威武雄壯,而且必然聲響如雷。所以殷之本意當與描述「軍中士」組成的軍樂隊用竹木製成的棒狀物擊打鼓類古老樂器或自己的腹部形成的威武雄壯的場面以顯示軍力有關。這種場面極為壯觀,就如現代天安門前「閱兵時」,軍樂隊方陣走過來時那樣的威武雄壯。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以「祀與戎為國之大事」的國家或族之大事的部落,無論是祀還是戎,國王或部落首領,都要以樂隊奏樂來顯示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兵力。
所以在古代以「軍中士」組成的軍樂隊演奏是舉辦大型禮慶活動的必備儀式。其場面之大、作樂之盛,古人即用殷字來表達。殷字後來的許多引伸之義,概由此出。如「殷,盛也」、「殷,大也」、「殷,眾也」、「殷,多也」、「殷,中也」、「殷,正也」、「殷,當也」、「殷,憂也」等。古代禮樂活動中一些大禮的叫名,如殷見、殷同、殷覜、殷視、殷奠、殷祭等,也概由此出。於省吾、胡厚宣等前輩專家釋殷的缺點,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一兩個人的個體行為來釋譯殷字的含義,因此才有一人手持物器為另一人治病之說。而沒有認識到殳即杸,是「軍中士」手中所持的棒槌狀物,用以擊鼓或擊打身體的腹部以演奏,許多軍中士組成的軍樂隊演奏之盛曰殷。於、胡之說,雖也與甲骨文中殷字形狀相似,但治病之說,卻解釋不了殷字後來是怎麼轉化成「盛、大、眾、多、中、當」等轉義的,也解釋不了古之大禮,如殷見、殷同、殷覜、殷視、殷奠、殷祭等為何以殷命名的。其實,我們如果稍微擴大點視野,將目光投向軍樂隊中「軍中士」人人手持棒槌類物器擊打原始鼓類樂器或自己的肚子的整齊劃一的集體行動,則與殷字本初含義、引伸含義有關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
按筆者的理解,許慎當年之所以作出「作樂之盛稱殷」的判斷,當與他由軍中士之身,想到軍中士手中的殳(棒槌類東西),再想到眾多軍中士組成的樂隊擊打鼓類等古老樂器或擊打自身肚子的集體行動,再想到出現於大型禮慶活動中的這種軍樂隊演奏場面的蔚然壯觀,才作出「作樂之盛稱殷」的判斷的。因此我認為於省吾、胡厚宣等人的新說不合情理,許慎「作樂之盛稱殷」之說才符合古人創造殷字之字理,也才能解釋後來殷字引伸出多種含義而又不與其本初之義相矛盾之難題,光給出「殷的字義在衍變過程中以訛傳訛」的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古人一定是先看到軍樂隊演奏場面之盛大,聲音之洪亮,才想到創造「殷」這個字的。董蓮池在《說文解字考正》殳字條《今按》中指出 ,從甲骨文來看 ,殳字「像手持一可擊打他物之物形,此物即殳」[注10],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另外,故宮藏青銅器商二祀邲其卣銘文中的
字與《殷墟文字乙編》乙8502號拓片中的甲骨文
字有某種相似性,我們也可將它們釋為殷字,也可以用軍樂隊演奏來解釋,只不過這時的演奏會是在房頂為草敷的廳堂中舉行。古時沒有磚瓦,只能在土牆上架上木杠木條,再在木杠木條上敷設上厚厚的草作房頂。在舊中國的廣大農村,農民都住草屋,筆者小時候住的就是這種草屋,冬暖夏涼。總之殷字本意的軍樂隊演奏說要比於、胡等人的持物治病說合理得多。為了使後人不致誤解,許氏還特別設置字部,將殷字劃歸字部而不劃入殳字部,以明示殷字的主義在左半的字而輔義在右半的殳字。正如段注說的那樣,許氏之所以將殷字「不入殳部者,義主於也」。後來,許說得到了較多的認可,後來的文字學家在詮釋殷字的含義時,基本上也是在作樂之盛的範圍內進行。如清人段玉裁謂:「樂者,樂其所自成,故從;殳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注11]。認為殷的左半表示樂所自成,右半表示跳舞。清人朱駿聲也說:「者舞之容,殳者舞之器」,則進一步把左半看成跳舞的姿容,右半看成跳舞時的器具。高田忠周認為:「謂者作樂人之容,殳者所以擊鼓之意。」 [注12]
從分析近代、現代含殷字的辭彙,也可以推斷上述對殷字初義之釐定是正確的。在近代、現代漢語中,殷字的含義就是誠懇、熱情、關愛、恭敬、充足、富有、盛大、美好、深厚、珍惜、期盼等。即是說,自古至今,從初義到引伸義,殷字從來就是褒義字,絲毫沒有貶義的成分。有些學者從古文獻中查到「憂心殷殷」(《詩經·邶風·北門》)、「殷(慇),痛也」(《廣雅》和《說文》)、殷其雷(《詩經·國風·召南》)等語句,未加詳晰,就說殷字也有帶貶意的成分是不對的。其實這裡的「憂心殷殷」是因特別珍惜、關愛而憂愁的意思;「殷,痛也」是關愛到極點而心痛、憂傷的樣子,而且這種憂傷主要是精神層面的,與器質性疾病之痛有本質的不同,古時,為強調殷字的憂傷字義,常用慇字代替殷字,以示區別;殷其雷的「殷」,讀如「隱」,其實《詩經·國風·召南》中的「殷其雷」是描述女子聽到南山振耳雷聲後,激起了她對遠方丈夫的無限思念,期盼他早早回歸的心情,這哪有絲毫的貶意?另外,現代有些學者,聲稱從甲骨文中發現,「商人自稱商而從不稱殷」,因而推測殷字帶有貶意,這是不正確的。還有些學者認為,殷亡後周人稱前朝為殷而不稱商,是周人對前朝的貶稱,也是不正確的。
因為周人如果認為殷字帶貶義,那麼周人自己為何沿用殷見之禮,則不可解。我們認為,只從區區十餘萬片的甲骨和有限的地下發現,就匆匆作出「商人自稱商而從不稱殷」、「周人稱前朝為殷帶有貶意」的結論,從而否定司馬遷對商湯國號為殷的認定是不科學的。正如台灣著名歷史學家、港台史學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稱為『卜辭』,貞卜的人多數是當時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時也親自貞卜。貞卜之事是天子所獨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辭只代表國王對於宗教信仰的記載。貞卜的事項,寫刻卜辭的多少,也全由王的興緻而定。」「國王所關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歷史,而我們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許。」 [注13]。甲骨文大師董作賓更是為此發出了無奈的感慨:「這號稱十萬片的卜辭,我們現在能見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這樣『從寬』估計,那麼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過百分之一。用這百分之一的材料,卻希望能寫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豈不是做夢?」 [注14]。
甲骨文、金文的出現,使人們見到了秦小篆以前的文字,這大大開闊了人們認識漢字本初含義的視野。在甲骨文中已經確認帶有殷字的雖只有三片,但在金文中,已經發現較多的帶有殷字的銘文,如《大盂鼎》、《小臣簋》、《傳卣》、《禹鼎》、《格伯簋》、《保卣》)、《??卣》、《仲殷父鼎》、《文盨》等。這些上古文字中的殷字字形初看起來與上文描述的殷之本初含義「作樂之盛」似有很大的差距,致很多專家開始對《說文》的說法產生懷疑。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傳世文獻和出土資料來看,鼓出現得很早,殷代人應該早就會使用鼓了。綜合來看,殷字就是樂隊的軍中士身帶樂鼓,以槌、棒擊之以作樂的會意字。考古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敲擊隨身攜帶之鼓的人的形象。1965 年四川省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戰國宴樂習射水陸攻佔紋銅壺,其中間文飾的左側上部與右側下部就有很多敲擊隨身攜帶之鼓的人的形象。漢代的畫像石中也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如俳優用的單仗式小扁鼓,就是敲擊自身攜帶的鼓。漢代還有腹前挎鼓以擊的陶俑,也是挎鼓自擊貌。若從側面看,這些人的形象則儼然象個「殷」字。因而說殷的造字本義就是,軍中士身帶樂鼓以槌棒擊之的集體演奏。許氏謂「作樂之盛稱殷」,主要是強調軍樂隊集體演奏的效果。古代宮廷中,每逢盛大聚會,必舉行以擊鼓儀式為主的軍樂隊演奏。
這時參與人很多、場面很大,鼓聲也很大(但也不是過大傷耳),參與者都陷於極度興奮之中。如果是吉事禮儀,則樂盛、喜盛,但又不過度;如果是喪事禮儀,則悲極、憂極,也宜不過。所以殷有盛意、大意、中意、正意、當意、眾意、多意、憂意。下面略舉傳世文獻中幾例,以證之: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鄭玄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遺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薦,進也。」
注釋:
[注1]於省吾著:《甲骨文字釋林》,321-323頁《釋殷》,中華書局,1979年6月第一版。於省吾(1896~1984),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於氏在《釋殷》中首次提出殷字本義是以按摩器治病的新說,否定許慎《說文》之「作樂之盛稱殷」的舊說。
[注2]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第1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注3]袁義達等著:《中國姓氏·三百大姓 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中冊,第99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注4]文獻出處同[注1]。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殷》全文如下:
甲骨文殷字作 或 形,凡三見(乙4046,乙276,辭已殘缺),舊不識。按殷字從攴從
互作,契文鼓字從攴也作,是其證。殷字,商器
其卣
字從殷作
,周初器保卣作
,盂鼎作
,可以互證。《說文》:「作樂之盛稱殷。從,從殳。易曰,殷薦之上帝。」。段註:「樂者,樂其所自成,故從;殳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又謂:「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制。配(引者註:查原文,配為祀字誤,於氏抄錯)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按許氏釋殷為作樂之盛.臆測無據。段注和其他說文學家皆緣飾許說,無一是處,不煩詳引。又許氏列為部首,並謂:「,歸也,從反身。」其實,契文身字作
也作
,反正互見。許氏別於身以及殷從之說,不攻自破。
我認為,古文殷字像人內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商器
簋有
字(隸定作
〉。像病人卧於床上,用手以按摩其腹部。又商器父癸卣有
字(也見觚文和觶文,隸定作
),像宅內病人卧於床上,用按摩器以按摩其腹部,而下又以火暖之之形。乃字的繁構。魏三體石經書多士的古文殷作
,隸定作
,是與殷古通用。史記扁鵲傳的「撟引」、「案抏」(引者著:查史記原文,抏為扤字誤,於氏抄錯),索隱以為撟與抏(引者著:查史記原文,抏為扤字誤,於氏抄錯)均謂按摩。《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岐伯按摩十巷」。《莊子·外物》的「眥
(唐寫本作揃
)可以休老」,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揃字下,謂眥「蓋搫挲按摩之法,(以休養理體者)」。韓詩外傳(卷十)敘扁鵲為虢世子治病,使「子游按摩」。以上略述古代用按摩法治病。依據契文,商人患病多乞佑於鬼神而不用醫藥。但本諸前文所述,可見商人患病除乞佑於鬼神外也用按摩療法。
說文謂「作樂之盛稱殷」,應改為「疾病之盛稱殷」。典籍中
既往往訓殷為盛為眾,又往往訓殷為痛為憂,則均由疾病旺盛之義引伸而來。總之.甲骨文殷字從身從攴,像人患腹疾用按摩器以治療之。它和作樂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說文又不知古文之不分反正,而別於身,其沿譌襲謬,由來巳久。
[注5]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第十一章(一)殷商治病之方法,即第308-31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注6]董蓮池著《說文解字考正》第328頁,作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北京。
[注7]黃錫全:《西周「文盨」補釋》,見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李學勤:《文盨與周宣王中興》,《文博》2008 年第2 期。王進鋒:《西周文盨與殷見樂舞》,中國音樂(季刊)2009年第1 期或《西周文盨與殷見樂》,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季刊) 2008年6月第27卷第2期。
[注8]王進鋒:《西周文盨與殷見樂舞》,中國音樂(季刊)2009 年第1 期。
[注9] 依《史記》:周祖棄、商祖偰、帝堯、夏祖禹都是黃帝的玄孫,即他們都是黃帝家族的五世。而帝舜(重華)是九世,五世堯將帝位禪讓給九世舜,而九世舜又將帝位禪讓給他的伯叔高祖父五世禹。這是《史記》留下來的一個上古世系難題。除非堯、禹都是老壽星,舜支祖上都是少年得子才可解。(舜支世係為:始祖黃帝→二世昌意→三世帝顓頊→四世窮蟬→五世敬康→六世句望→七世橋牛→八世瞽叟→九世帝舜→……)。《史記》記曰:堯登帝位70年得到舜(時年舜30歲,堯妻之二女),後20年堯告老,讓舜代行天子職(時年堯登帝位已90年,舜50歲),又8年堯去世(時年舜58歲),堯去世滿3年喪期後,舜讓位於堯子丹朱(時年舜61歲),群臣不朝丹朱而朝舜,於是舜始登帝位,即是說舜是50歲代行天子職,至61歲才真正登帝位。之後又39年舜去世(即舜壽整100歲)。舜61歲登帝位那年,來到文祖廟,大會群臣,廣開言路。同年,舜命近支伯叔高祖父五世禹(夏祖)任司空,負責治水。又命遠支伯叔高祖父五世棄(周祖)、偰(殷祖)等各司其職:棄(周祖)在堯時即為農師,繼續任職;偰(殷祖)任司徒,負責教育,同時佐禹治水。即是說,在舜61歲登基時,堯時重臣,棄、偰、禹、皋陶等才成為舜的大臣。此時 ,棄、偰、禹各多大年紀了呢?《史記》未說,但我們可以推算。舜61歲登基時,堯如果活著,當在120歲以上(假定,堯20歲左右登基),而棄、偰均為堯兄,當也在120歲以上,已經120歲以上的棄、偰還能任農師、司徒重職?這是矛盾之一。下面再來推算此時禹該是多大年紀,禹父鯀是在舜攝堯政時因治水無章被誅的,因此禹當較棄、偰年輕,但當舜61歲登基時,禹至少也在60歲以上,不然怎麼能是五世呢?即是說禹、舜應年歲相當或禹稍長。到舜100歲去世時,禹也100歲出頭了,怎麼還能接班呢?這是矛盾之二。假定鯀20歲生禹,顓頊20歲生鯀,則當舜61歲登基時,帝顓頊如果在世,當為100歲。如舜支全按20年一代的最快速度繁衍,當九世舜61歲登基時,三世顓頊應該是100歲,四世窮蟬80歲,五世敬康60歲,六世句望40歲,七世橋牛20歲,八世舜之父瞽叟0歲(剛出生),而才剛出生的瞽叟已經有了61歲的兒子,這不是天大的笑話么?這是矛盾之三。
[注10]董蓮池著:《說文解字考正》第119頁。
[注11]「干戚」亦作「干鏚 」。 干,盾牌;戚,大斧。古代的兩種兵器,亦為武舞所執的舞具。
[注12][日]高田忠周:古籀篇(三十四)[A].古文字詁林(第7冊)[C].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注13] 李定一著:《中華史綱》,第22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書,第22頁,大陸橫排新版,中國長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引文中的四個「貞卜」,在2012年大陸橫排新版本中均改作「占卜」。
[注14] 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轉引自李定一著《中華史綱》,第22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書,22頁,大陸橫排新版,中國長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參考文獻:
董蓮池 著:《說文解字考證》,作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文中引
用的《說文解字》各個字條的釋文,蓋從此董氏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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